崇敬、爱戴、仰慕、尊重，以及喜欢，若是让你用上述任一词语来描述你对苏东坡的感情，我相信，有相当多的人与我一样，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喜欢”。喜欢是一种看似清淡实则高级的情感状态，稳定而绵长隽永。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我们在面对苏东坡的时候，时常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文学大师，而是一位亲密无间的良师益友，一位精神生活的引导者。简而言之，苏东坡与他历代的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平视关系，犹如陶渊明与南山的关系一样，悠然而互见。他是如此血肉丰满地活在我们之中，渗透在我们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从庙堂之高远到厨炊之美味，以及肉身之冗赘，这个人总能在不经意间化解我们的尴尬与困厄，并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教导着我们人之为人的道理。这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一个忠实于自己的写作者通过自己的言行，实践了文学与生活完全并行不悖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普遍存在于芸芸众生的内心深处，且始终根深叶茂，生生不息。按照国人向来喜好以称谓来辨识人与人之间亲疏关系的惯例，苏东坡在不同的时段、不同阶层的人眼中拥有着异常繁多的称呼：“轼”是其父苏洵为他取的名，所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洵《名二子说》）。苏洵意在以此名时刻提醒儿子遇事为人不要太过直露张扬，要善于掩饰自我，谁知后来竟一名成谶。“子瞻”是其字。“大苏”“和仲”和“长公”是后人对他的尊称。“东坡居士”是苏轼流传最广的自号，人称“坡公”。“坡仙”“苏仙”“坡老”“眉山公”等皆是世人惯常对他的称谓。此外，还有“苏翰林”“苏徐州”等职官称谓。“髯苏”“髯公”“髯翁”“笠履翁”等是朋友们对他的戏称。“戒和尚”“妙喜老人”“铁冠道人”是佛徒道友们对他的称号。苏轼死后，在南宋孝宗时谥号为“文忠”，人称“苏文忠公”……有人作过统计，苏东坡一生前前后后共计拥有七十多个称谓，这还不包括“东坡肉”“东坡羹”“东坡笠”“错着水”“为甚酥”“东坡肘子”“东坡豆腐”等等，这些因其名而附会流传在人世间各种所指对象。如此众多的称谓径直指向一个人，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他生前生后所受人喜爱的程度。“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从达官贵人到平头百姓，从金堂玉马到蓑衣笠翁，苏东坡广泛的交际圈也从一个侧面佐证着他豁达无羁的人生态度，以至于他最大的政敌王安石在晚年也不由得生发出这样的感叹来：“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79年（元丰二年）12月28日，苏轼在狱中留下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之后，终于结束了一百三十天的铁窗生涯，步履踉跄地走出了柏树上栖满寒鸦的御史台，旋即把阴森的“乌台”甩在了身后，却没能随之将阴翳从内心深处一下子排解出来。恰逢岁末，正月初一，惊魂未定的他在差役的押解下，带着长子苏迈启程前往黄州贬所。此时的汴州城内正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按照神宗皇帝的批示，苏轼被革去了祠部员外郎和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二职，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出狱次前韵二首》）这个一向桀骜不驯的人，终于意识到了文字的危险性，所谓祸从口出，文字为据。在经历了将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之后，他们一行人抵达了位于鄂东南的荒凉偏僻的黄州小城，暂时栖身于一个名叫定惠院的小寺庙里。这一年苏轼年届四十四岁，正是一个男人智识的全面成熟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在吟罢这首《临江仙》后，一代文豪的人生也由此进入到了下半场。
如果说，苏轼的人生上半场是从二十二岁那年科考及第开始，有过一个完美开局的话，那么，他的下半场应该是从四十六岁那年，正式易名为“东坡”开始的：“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步东坡》）这首随口吟得的小诗文采倒是平平淡淡，但联想到当时诗人的处境，却显得极不平凡，绚烂归于平淡，至真以致至诚。这里再也没有朝廷纷争勾心斗角了，只有一面荒凉的山坡，在等待一双勤劳务实的手。至此，人世间便诞生了一位自号“东坡居士”的人。对于内心敏感的文人来讲，每一次易名都意味着一次重生。当“轼”退出朝堂，“东坡”就降生于旷野了。所谓“诗穷而后工”，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回应和践行了他导师欧阳修的这一论断。生气盎然的《东坡八首》，为我们整体还原了诗人在那一时期的劳作现场和精神蜕变的心路历程，在筚路蓝缕中呈示出来的已经不再是我们从前熟知的那位风华绝代、慷慨陈词的士大夫形象了，更不是一个诗人在酒足饭饱之余站在田间地头，一边反刍着口腔残渣余沫，一边观望农耕劳作时而发出的感叹，它向我展示的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劳作者丰沛而自然的日常生活情貌：“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快乐与艰辛并存，怡然与寂寥共生。这种真实动态的田园生活场景，其实更像是陶渊明在五百年后的回光返照。“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坚定的信念和坦荡的人生态度，从这首骨骼清癯嶙峋的词中溢出，若水银泻地一般，在阴霾的山谷间熠熠生辉。事实上，苏东坡在黄州改变的何尝只是称谓和外在形貌，更是愈加强健的精神体态，纵身风雨任化，甘为浪里白条。
中华文明历经数代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在各方面都趋于极端成熟期，文学也不例外，无论是文本形制还是书写语言，在经由了前人的各种探索、积累、实践和淬炼之后，都具备了丰富而可观的形态。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体式的诗赋，到了此时，只要是一个稍有才华的人都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即便不算十分高妙，但至少已经具足了文学的品相，因为值得借鉴和沿袭的文学遗产太多了，每一个写作者只要稍加研习、变通，就能够写出锦绣章句。而作为天纵之才，苏轼当然不会止步于此，他甫一登场就引得了世人瞩目。
嘉祐二年（1057年），北宋公认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苏轼以“春秋对义”获得复试第一名。随后，仁宗皇帝亲自主持殿试，苏轼、苏辙兄弟双双进士及第。据说，试后皇帝老儿喜不自禁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太平宰相！”欧阳修在读罢苏轼的策论之后也“不觉汗出”，感叹道：“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出一头地也。”如同张九龄之于王维，贺知章之于李白，韩愈之于李贺、李商隐一样，欧阳修也非常注重培养后进，门下人才济济，而苏轼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位，他们之间的薪火相传，既体现为诗文革新的层面，更体现在为人处世方面，这也是北宋早期文化繁荣的内在动力所在。景祐、庆历、嘉祐到熙宁、元丰年间，是中国文人整体崛起的又一高峰期，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沈括、曾巩、柳永、晏殊、米芾、韩琦、富弼、文彦博、黄庭坚、秦观、周敦颐、程颢、程颐……当然，还包括“三苏”，可谓群星璀璨，足以比肩唐代开元盛世和元和一代的诗人风貌。如此众多的文人名士云集朝野，除带来了文化的整体繁荣之外，也带了某些不确定因素，譬如，文人之间的攻讦和勾心斗角、朋党之争等。而这一时期，也是北宋社会体制积贫积弱、外敌环伺，政局内外交困朝野动荡的一个时期。如此盛乱交替的现状，为苏轼日后跌宕起伏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是苏轼初入仕途时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充满了对漫长人生的希冀以及不确定感，他似乎隐约预见到了自己日后多舛的前途，但始终有一种坚毅和果敢的力量灌注其中。如今看来，苏轼后来的人生道路都在这首诗中作过了印证，或者说，这首在无意间写下的诗成了他人生最醒目的注脚。苏轼一生真正在朝任职的时间并不太长，断断续续总共不足十年，他入仕之后也确实如同“飞鸿踏雪”一般，辗转于各地，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登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签判、通判、知州等职，作为以济世救民为己任的地方官，苏轼勤于政事，善于疏导民心，在各地任上赈饥、抗旱、防洪、治蝗、止乱、防疫等各方面均有不凡的建树。但是，到了晚年他却是这样自嘲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就是说，在苏轼的心目中，真正将他导向人生化境，最终成就其心志的其实是他在这些地方受难之经历。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6年），整个成长期都是在北宋这个最好的皇帝治下度过的；英宗时期是他为妻子、父亲的居丧期；他的为官期主要集中在野心勃勃的神宗皇帝统治时期，哲宗上台后，遭到贬谪，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去世。厘清这一条线索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一个文人的命运是怎样回应他所身处的时代，并与时代紧密关联的，他的性情、才学，以及他人生颠沛不已的迁逝之路，又是怎样暗合了一个王朝的起承转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来到湖州任上，因循惯例他要进谢上表，无非是感念皇恩，抒发个人感慨之类。当他的《湖州谢上表》传到朝廷时，群臣照例会纷纷传阅。此时的苏轼不仅政绩斐然，百姓拥戴，而且其盖世之才已经为天下认可，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天下文宗。宋神宗每次读到他的诗文奏章，都要忍不住发出“天才”的啧啧赞叹，这次也是一样，读完后就在朝堂上夸赞他的才华和成就。被皇帝夸奖原本是件好事，但对苏轼来说则未必。眼见这位多年前就有着“太平宰相”美誉的人即将受到朝廷重用，苏轼平日里积攒和开罪的那些政敌，如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以及王珪、蔡确、吕惠卿，包括沈括等人，开始坐立不安起来，他们决定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永除这块心头之患了。于是，便有了这场自北宋开国以来由诗歌引发的最大规模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湖州谢上表》是御史们在弹劾苏轼时曾两度提到的重要“罪证”，何正臣、舒亶等人从这篇纯属官样文章里找出了如下几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在他们眼中，“新进”是有特定含义的，意在讥讽新党人物，而“老不生事”则暗含不合作之意，“牧养小民”就是公开指责变法了。苏轼一入仕途就卷入了新旧两党之争，不是他生性好斗，而是他的政治观念以及学识都与王安石的新法格格不入，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例外都站在旧党一边。王安石人称“拗相公”，当他的政治理想与急欲励精图治的宋神宗走到一起时，其自负、固执、偏狭的人格便暴露无遗了。王安石一直视耿介率性的苏轼为政坛劲敌，多次劝神宗应及早贬黜苏轼，但宋神宗惜才，很希望能将苏轼的才华收为己用。熙宁新政的初衷是为了“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美好的愿景却带来了民不聊生的困窘。新政失败之后，王安石被罢相，但是，一帮被他提拔起来的新党小人趁势掌握了朝中大权，如吕惠卿、蔡京之流迅速得势，一些士大夫也趁机趋炎附势，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熙宁到元祐，新旧两党的争斗此起彼伏，而忠直耿介、视富贵为浮云的苏轼自然成了所有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
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宋代印刷出版行业空前繁荣，这为文字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诗文的刊印速度与传播范围也开始呈几何倍数增长。苏轼作为那一时期风靡天下的大文豪，他的诗文每每一面世就风行天下，加上他性情随和，交游交友广泛，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诗书画样样得心应手，常常被人当作珍品来收藏，阅读者更是数不胜数。如此一来，就为别有用心的好事者提供了搜集和整理苏轼“罪证”的便利条件。御史们在确定了目标后，就四处搜罗苏轼的诗文，连同他刚刚问世的文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也被用于呈堂证供。而且，凡是与苏轼有过文字交往的人士，包括他的弟弟苏辙、弟子黄庭坚、秦观、老臣司马光，甚至驸马王诜等人，无一幸免，均被勒令交出苏轼作品，无一遗漏。苏轼与王诜往来从密，常有诗文唱和，王诜赠送给他的礼品也被作为赃物收缴了。杭州百姓不屑地称之为翻“诗账”。材料收集好之后，御史们又仔细研究，从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随意联想，引申，断章取义，逐一罗列出骇人听闻的罪名，予以构陷。“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首《八月十五日看潮绝句》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所作，诗人看见钱塘江上的弄潮人为贪图奖赏而冒险出没于波涛之中，于是有感而发。但在舒亶等人的眼中，这无疑是一首讥讽之作，是对“陛下兴水利”的嘲讽。而事实上，苏轼在杭州最大的政绩就是疏浚运河和西湖：“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更可笑的是，李定等人对《赠莘老七绝》一诗的攻讦：“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他们称苏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意在嘲讽圣上闭塞耳目，不纳良言，所以百姓不议朝政。总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乌台诗案中涉及的诗文共计有诗歌近两百首，各种札记文字十五篇，苏轼在狱中百口难辩，受尽折辱，然而，“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最终，他只得一一招认，签名画押。沈括与苏轼相识甚早，曾在熙宁前期同在馆阁任职，他到杭州后索要苏轼新作，苏轼不知是计，于是亲手誊抄于他，但沈括一回朝就将诗稿中影射新政的地方挑了出来，标明“词皆怨怼”字样，上呈给神宗。程颐乃当世大儒，性情古板，不近人情，曾被苏轼嘲笑为“鏖糟陂里叔孙通”，意为泥古不化之人。苏轼落难后，其弟子朱光庭、贾易趁机罗织罪名，打击苏轼，称苏轼所作“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是对神宗去世的幸灾乐祸。由于世风败坏，告密文化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峰值，围绕着苏轼一案，各种丑陋下作的情态，在这群文人们身上体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受到此案牵连的士人也多达数十人之众，有的被革职，有的被贬职，有的被罚铜，不一而足。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怨”，即“刺上政也”（孔安国注）。也就说，从孔子开始，“诗可以怨”便成了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之一。从先秦的“采诗”制度的设立，到唐代白居易作“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采诗官》）。都说明，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担当着为民生呼告、为民请命的社会功能，揭露社会的弊端，讥讽黑暗的社会现实，乃至抒发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哀怨，从来就是诗歌的本分。宋太祖曾以“不得以言罪人”为祖制，但这一祖训在“乌台诗案”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也由此开创了北宋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恶劣风气。十多年之后，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险遭禁毁。北宋的政治文化生态自此每况愈下，为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经此劫难之后，文士们纷纷明哲保身，连苏东坡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文学策略，再也不敢多做诗文，而是将兴趣爱好逐渐调整到填词和书画上来了。有人做过统计，苏轼一生写诗长达三十九年，平均每年创作诗歌数量超过六十首；而写词的时间约有二十九年，平均每年作词十首。但是他到黄州之后，每年作诗不过四十来首，而作词总共达七十九首之多，而且这期间所写的诗多为应和随性之作，而词则多为名篇，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这一看似表面上的兴趣变化和转移，其实潜藏着诗人深层的心理活动动机，因为在以诗赋为传统的古代中国，词一直被视为文人遣情怡兴之小调，不足大观，真正能衡量一个人才学的仍是诗和大赋。东坡在黄州写信告诉老友王巩：“文字与诗，皆不复作。”由此可见，乌台诗案对他的内心冲击巨大，一直心存余悸。这种有意识的文体选择固然有着政治方面的个人考量，但若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追溯，则显得意味深长，作为文坛执牛耳者，词在苏东坡手里被广泛应用，极大激活和推动了这一文体在后来的兴盛。
词是中国文化史上是一种相当独特微妙的存在，它萌芽于隋唐，随着民族大融合的不断推进，来自的中土音乐需要配以演唱的形式传播，起初它只是在民间小范围流行，后来被文人吸纳利用，成为歌筵酒席上用来助兴的文学形式，所谓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再后来，作为音乐附庸之物的词渐渐从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崭新文学样式，既可随时融入音乐唱腔，又可独立成篇。但是，它仍旧只是一种纯娱乐、纯消遣的抒情文学，其主题拘囿于书写男女之情、时光之叹、伤春悲秋之感。与诗赋不同，一般来讲，词没有明确的情感抒发对象，可以在任意场合对任何人演唱；再则，它的语言大多都精致华美，风格妩媚婉转，音律曲折多变，形式错落多致，适于表达和传递人物内心的幽谧、细微、慎独的情怀。词的出现，让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里有了一块隐秘温柔的后花园。从此，“男子而作闺音”成为文学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在古乐府诗中也常见，但至此愈演愈烈。作为一种唯美的文学样式，词的题材总体单一，内容狭窄，风格绮靡，品位不雅，个性也欠缺，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它的成长，也与以儒学雅正为传统的士大夫文学南辕北辙，因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民众喜爱，而朝廷排斥。从晚唐到五代再到北宋，词都一直在非常狭窄的空间生存着，同时也在不断地调整中寻找着适应自己的生存模式。在苏轼之前，范仲淹、欧阳修、张先等人都曾尝试过在题材内容，甚至整体气质方面拓展词的边界，但总体上来看，仍然没有跳出一直以来的艳俗窠臼。正当词需要一支如椽巨笔来打开自身全新境界之际，苏东坡出现了，整个唐宋词史也由他掀开了新的灿烂的一页。
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诗人坦荡豁达的人生自白，那么，《念奴娇·赤壁怀古》则将个人的生活遭际纳入到了历史的烟云之中，壮阔的江山，悲怆的人境，如梦似幻的人生，苏东坡用一种长啸的腔调唱出了强者的心声。这首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词，把中国文人内心深处古老的激愤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出来，在沉郁中保持了高昂的生命力量，堪称词中绝响。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东坡接到朝廷诰命，授汝州团练副使，即将离开生活了近五年的黄州，但仍然前途莫测，他作《满庭芳》一词述怀：“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诗人顾念他在黄州的岁月，说不尽的温情，道不完的惆怅，千般万难之中他已然洞悉了命运无常的力量，而厄运倒让他平添了几分直视命运的勇气。两年之后，苏东坡在汴京与王巩重逢，眼见这位因乌台案受牵连的好友九死一生从岭南归来，还带着容颜红润的侍儿宇文柔奴，他写下了《定风波》一词：“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好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当一个人真正具有了如此心境之后，还有什么力量能击溃他的生命意志呢？
元丰八年，北宋政坛隐雷阵阵。苏东坡在北上途中得知神宗皇帝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改年号“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当苏东坡信笔写下“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诗句时，朝中反对他的人就御状不断，试图阻止他归朝。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总是能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苏东坡的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断善恶”。我想，这必定是与苏东坡的人格魅力有关，除了才华学识，男人征服世界最终倚靠的是博大坦荡的胸襟，而作为旁观者的女性，她们眼观朝堂心知肚明，或许最具发言权。高氏听政后，即刻启用老臣司马光为相，大刀阔斧废除新政。苏东坡也在朝中急剧得势，八个月之内连跳三级，官至四品中书舍人，最后止于翰林学士知制诰，后来又兼皇帝侍读，可谓位极人臣了。由于“元祐更化”是以“母改子政”的形式出现的，相当于是将神宗新政全然推倒重来，如此一来势必为后来的政局变化埋下仇恨的种子。苏东坡深明此中大义，曾力劝与王安石一样倔强的司马光预防后患，对待新法也要择善而从，但固执的司马光不听，气得苏东坡大呼：“司马牛！”不久之后，司马光病逝，乌云漫天涌来，眼看一场更加猛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苏东坡见此情状，再三恳请，朝廷终于让他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杭州太守，时年他已五十二岁了。
元祐八年（1093年）垂帘听政长达八年的高氏病逝，十七岁的哲宗皇帝亲政，改年号“绍圣”，任用章惇为相。章惇当年与苏轼同时进士及第，早年关系密切，虽然分属新旧两党，但乌台事发时他也曾上书援救，东坡被贬黄州后，两人依然多有书信往来。章惇拜相后，为了赢得年轻皇帝的信任，干脆假想所有的元祐忠臣都是新皇帝的敌人，一批拥护变法派的大臣迅速回归朝堂，吕惠卿虽因声名狼藉未能归位，但蔡京、曾布等宵小重新又把持了朝政，他们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上位之后主要的政治目标，尽情发泄他们多年受排挤的积怨，章惇甚至还奏请朝廷对司马光等人发冢斫棺，大有斩草除根之意。罢黜、贬谪的诏令一道接着一道，短期内就有三十多位朝廷官员被发配到了岭南等偏远之地。此时远在北国定州的苏东坡早就料到会有这样一幕闹剧出现，果然，他很快就接到了谪命，如同当年连升数级一般，这一次来了个大反转，他的品级短时间内被一降再降，从根本来不及赴任的英州知州，到虚授的建昌司马，再到惠州、儋州。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舟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慈湖夹阻风》）这是苏东坡在南下贬所的途中所作，云淡风气，气定神闲，丝毫看不出一个戴罪之人的慌乱与惶恐。在经历了黄州之贬后，苏东坡已经练就出了处世不惊、宠辱皆忘的心性，何况他已经在那个污浊的红尘乱世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除却亲情之外，他早已不再对个人名利得失有任何挂牵，垂老远谪固然令人悲伤，但随遇而安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如果我们能读一下他在惠州写下的《记游松风亭》这则文字，就能进一步理解他了：“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苏东坡在惠州把这样的人生观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他广受后人敬佩和喜爱的原因，他始终能在逆境之中向世人传达出生命的喜悦感，一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苏东坡一生与佛道有缘，他的好友里有不少高僧和得道之人，安贫乐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完善自我，这构成了他最基本的人生信条。1097年初春的一天，苏东坡在嘉祐寺里伴着和煦的春风，睡了一场好觉，醒来后提笔作了一首题为《纵笔》的小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亦即随手书写，苏东坡晚期的大部分诗作都是这般信手拈来，随笔记下的，活到这般境界，文章于他而言只是附带的产物了。没料到，此诗后来经好事者之手传到了汴京，引起了章惇等人的嫉恨：“子瞻居然还这么快活！”于是，朝廷下令将东坡贬往天涯海角之地：儋州。“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面对着波涛掀天的大海，苏东坡尽管痔疮疼痛难忍，但他并没有丝毫的迟疑，他拖着六十二岁的病体横渡海峡，来到更加炎热潮湿之地。“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岁余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苏东坡置身此境，别无良策，唯有以随遇而安的心境来与恶劣的环境相抗衡。他很快就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中，并在《汲江煎茶》中写道：“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不知道这首诗传到汴京后，章惇之流又该当作何感想。无尽的苦难非但没有泯没苏东坡过人的才华，和与人为善的天性，反倒为这位旷世奇才造就出了更加淡泊纯粹的心性，生活的热情随之被空前地激发了出来，挥发成了自由自在的生命喜悦感，圆润，通透，饱满，一如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所言，他后来的整个生命都是在“细和渊明诗”。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视一场又一场生活的苦役和灾变为生命中的奇景之游，这样的人生境界确非常人所能抵达和效法，放眼中国文学史，又能有几个人呢？阅读苏东坡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难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的文学成就上来，虽然他留下来的那么多的诗词声声入耳入心，但我们总是希望，而且也总是能够从他的身上找到我们苟活的全部理由和价值，这并非苟且偷生之道，也不是庸常意义上的逆来顺受，而是依存于人之为人的本心之中的一种生命善意，这种善意会时刻推动我们把不值得一过的人生尽可能过得圆满，至少可以过得热气腾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东坡是真正将诗学经验与人生经验熔为一炉的诗人，他对中国诗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让诗歌完全彻底地走出了庙堂、书斋、诗册或石壁，走向了无穷无尽的旷野，当然也就走向了大众民心。简而言之，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一首行走在广袤人境里的不屈不挠的诗。如同没有人拥有苏东坡那么多的别名称谓一样，也没有人拥有比他更多的故事和传说，哪怕是牵强附会，以讹传讹。人们乐于谈论他，就像乐于向人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无论是极哀还是穷乐，都会滋养我们的生活。
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初九，年轻的哲宗皇帝驾崩，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徽宗。
元符三年二月，宋徽宗大赦天下，苏东坡及“苏门四学子”等人均获诏，或内迁，或重启。六月，苏东坡渡过琼州海峡，踏上北归之途。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初，苏东坡又一次经过大庾岭，遥想七年前他由此踏入岭海的那一幕，不禁思绪纷飞，他提笔写下了《过岭》：“暂著南冠不到头，却随北雁与归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一个本欲终老南海之人，却又一次侥幸北归，但他依然保持着坦荡，淡然，无怨无悔之心。而此时，章惇、蔡京已被罢相，一批元祐老臣纷纷起复，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四起，“进国陪论”看似指日可待，但苏东坡心如止水，随着年事日高，他已然进入到了勘破、去执的境界：“回视人间世，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年六月，早已被瘴疠之气侵蚀、体质衰弱的苏轼终于病倒在了真州，他预知将不久于人世，便给苏辙写信嘱托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七月，径山寺长老维琳从杭州赶来探望，两人以偈语应对：“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维琳不解，苏轼索笔写道：“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这便是苏轼的绝笔了。
张执浩，诗人，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高原上的野花》《万古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