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以一种疲倦的力量
抓住了我
——康雪《想哭的两个瞬间》
湖水拍打沙岸，如大黄蛉在叫，嘟啷嘟啷，一阵一阵。清晨，雨下了一会儿，便停歇了，树叶仍有残漏的沥沥之声。露出泥滩的落羽杉黄了，针叶被雨击落，波浪推来湖水，浮起针叶，水面有了一层素黄色。
栎树林里光线幽深弯曲，正开着藿香蓟、冬菊、紫菀、千里光。乌鹊绕树纷飞。细细密密、慢如远去脚步的水珠滑落之声在空屋子回荡，像告别的人回头望我，流年翻转。我很想听到风声，那种镰刀割草一样的声音，令我入迷。有很多时候，我坐在湖边石埠上，看着漾起来的湖水，风像水蛇游过来，掠起水波，嘶嘶嘶嘶作响。风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但我的每一个毛孔，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我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那是一种不着边际的流动。它从来的地方来，往去的地方去，它经过的地方被称作人世间。它有时柔软，有时凛冽；它会蚀骨，也会销魂。
但并不是每日有风来。风在另一个地方停顿，像一个疲惫的信使，抱着自己的头在船舱瞌睡。我拿出一块青瓦，蘸茶汁在瓦上写毛笔字。我写行楷字。一块瓦正好可以写四个字。第四个字，我还没写好，第一字消失了，第二个字消失了一半，第三个字的水迹淡了——青瓦吸水，字边写边消失。我还没看过完整的四个字。我不知道一块青瓦可以吸多少水。青瓦似乎有着无限的饥渴。我每日在青瓦上写“风和日丽”“缘木求鱼”“五蕴皆空”“无所得故”“掩耳盗铃”“刻舟求剑”“有凤来仪”“庖丁解牛”。写完了字，我抱瓦在手，看着笔划依序洇失。
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湖，除了鱼。湖呈圆匾形，湖坝之下是一条幽深蜿蜒的峡谷。风从峡谷涌来，偶尔夹带雨。我沿着湖边山道走一圈，太阳正翻过东山梁，坠入湖中。我给空屋子的桌椅抹一遍灰尘。空屋子在很早以前是个旧书院，叫正山书院，后来成了一个山庙，再后来山庙成了空屋子。案几、香桌、火炉、烛台、蒲团、荷花池还在，庭院和庭院中两棵老桂花还在，清风明月还在，乌鹊鸣蝉还在。我抹了器物，又抹木门、方格窗。我喜欢屋子里的灰尘，细腻、柔滑、洁净。我不知道那些灰尘是从哪儿来的，器物每天都会蒙上灰尘。也许是来这个屋子的人不多，除了我，就是外来的背包客。在这里，我可以听到微风摩擦灰尘的声音，微风摩擦墙体的声音。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打发走了。我没有察觉到时间在流逝。在某一天，我抬头望眼前的青山，发现有树在森林中黄了一簇叶，才猛然知道，又一年秋天到了。我非但不惊慌，反而更安然。
即使是夜晚，我也喜爱在空屋子里独坐。烛火会雕刻出人影、物影。有些影子瘫倒在地上，有些影子伫立在墙上。影子偶尔叠着影子，如落叶叠着落叶。影子有一种被万物遗忘的气息。影子如一副完整的鱼骨。我没办法对着烛火，又可见自己的影子。我看着烛火，烛火一扑一扑地跳动，跳出一小团红绸般的焰光。看久了，烛火会虚化，如赤雾萦萦。烛一寸一寸短，夜一寸一寸长。烛尽，影子剥落。
如果是夏天，海绿尺蛾从湖边飞来，穿着朴素的淡绿色舞衣，围着烛火一圈一圈地跳舞。烛火给它造了一个星空，它飞升而去。它的肉身轻盈，如风中的银杏叶。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无处可去的人。有时，我也骑摩托车去峡谷口的村子，买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去杂货店找人打牌。我骑车从湖边山道而下，沿斜缓的长坡在树林穿来穿去。树林渐次展开，一个个垛状的树冠耸立，色调肥绿，层层叠叠。山峦也依次明亮地敞开，斜光洒落。树叶和湖水都是极其安静的东西，置身其中，会感到沉寂辽阔，五内澄明。如果不赶时间，即便是在晚上，我通常走路去村子。走路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之一，一步一步去丈量时间的长度。
现在，我就走路去村子。我穿着高帮皮鞋，鞋底掌着圆角鞋钉，咯噔咯噔走在林中雪地。雪并不厚，但足够盖上鞋头。天阴阴的，大地明亮，雪光莹白。脚步声和树枝的落雪声，使得山野更加清冷。
每次去村子，我都要去棉鞋厂坐坐。棉鞋厂职工只有两类人：妇女和身体残障人士。鞋子是布棉鞋和布鞋。厂长叫银根，是我的发小。我们曾一起在浙江做工。
1995年，我十九岁。我在电话线路局谋了一个片区线路检修的差事，月工资三百二十元，无节假日。片区是郑坊至桐西坑四十公里沿线。这是一个大山区。我驻扎在与德兴市交界的桐西坑。我的工作是，接到电话线断了的通知，立即骑摩托车去检查线路，接好电话线，恢复通话。山区的线路很容易断，因为大风经常吹断电话杆和电话线，倒塌的树木压断电话线也是常事。我早出晚归。我是一个爬山、爬电话杆特别快的人，又很耐饥饿。在片区做了两年，我辞职了，不是因为工资低，也不是因为事累人，而是太寂寞了，做事是一个人，晚上还是一个人。桐西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没有一个年轻人在村里生活。我下班回去，烧饭吃饭，和房东老人说说话，便潦潦草草上床睡觉。可怎么睡得着呢？我的身体里似乎有许多老鼠在打洞，在撕咬我。
远在浙江余杭一家袜子厂做工的银根，给我打电话，说做袜子工资很高，一个月有六百多块钱收入，还管中午一餐饭。我们那一带（饶北河上游的郑坊镇、华坛山镇、望仙乡）年轻人，在余杭谋生活的人特别多，有些人在小厂做工，有些人在混社会。我没和父母商量，便辞职去了诸暨。在袜子厂，我没做到半个月，又辞职了。我忍受不了那种颜料的气味。臭臭酸酸的气味让我忍不住呕吐。我们租住在郊区，天天晚上打牌，谁赢钱谁请吃夜宵。我住了一个多月，去绍兴找活做。银根送我坐上去绍兴的班车，塞给我一百块钱，说，你没找到活就回诸暨。
在绍兴找活找了好几天，也没个着落。我舍不得住旅社，就睡公园。我在绍兴认识了一个同样找活做的老乡，他对我说：睡公园会被抓，当流浪汉遣送到救助站，我带你去找地方睡，睡得踏实安稳，别人也发现不了。绍兴是江南水乡，河汊纵横交错，河水却不深。河汊有很多短公路桥，桥下有涵道，既可承重又可在涨水季节排水。老乡领着我去郊区，指着公路桥说，在涵管里铺上草，睡觉可舒服了，雷公打下来也劈不了。我在涵管睡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我睡到半夜，被一股大水冲出了涵道，重重地摔落在河里。水浪冲着我，翻腾着我，圈绳一样绑着我。我逃命般挣扎着游上岸。我惊恐地站在岸边，喊老乡，但没喊到他。我沿着河岸往下游找，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他。天乌黑黑，很难看清河面，我只得沿岸喊他。我在桥上站了一夜，惊魂不定，像一条落水狗。半夜，上游下暴雨，倾泻而下。河水上涨，滔天卷涌直下。我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回到余杭，失魂落魄。我去了一个叫“湘菜鱼”的餐馆，学做厨师。餐馆以酸菜鱼为主打菜。我杀了一个多月的鱼。我从鱼箱里捞出皖鱼、鳙鱼或乌鱼，去鳞鳍、破腹、割腮、剁头，放到清水池漂十几分钟，再捞上来沥水。我一天要杀一百来条鱼。我满手鲜血，衣裤沾满鱼鳞。我走在街上，别人都躲着我。我的身上有一种臭鱼味，怎么洗也洗不了。我回到宿舍，第一件事便是洗澡，用肥皂洗，像洗破麻袋一样。可只要衣服穿上身，臭鱼味又散发出来。老乡们便取笑我，说我是出海打鱼的人。可能是杀鱼时间太长，我的手白白胀胀，胀得生痛。
“赚钱这么难，我们还不如去抢劫。”有一次，我和银根、猪腿在打牌，猪腿这样说。猪腿矮矮壮壮，样子像个陀螺。他是我邻村人，他来余杭做烧烤有两年多。他拉一个推车，半夜出现在电影院侧边的十字街头，卖麻辣烫、烧烤和啤酒。他经常被城管员驱赶，好几辆推车被没收了，其中有一辆推车被当场砸烂，麻辣汤泼了一地。“要抢就要找老板下手。”银根说。我当他们说的是玩笑话。
五月，余杭溽热，暑气烘烘。我们三人在夜市吃晚饭，裸着上身喝啤酒，吞云吐雾，天南海北聊女人。邻桌有一个望仙人，声如撞钟，乌鸦一样吵个不停。望仙人败了我们兴致。猪腿走过去，一把掐住望仙人脖子，摁在墙上，怒目呵斥：你是什么种，你信不信，我一拳下去打烂你牙齿？
“你为什么想打我，我又没犯人。”望仙人说。
“你请客，我就不打你。”猪腿说。
“你那一桌饭，我结账，可以了吧。”望仙人说。
猪腿一把搂住望仙人的肩膀，说：“兄弟，既然你结账，那你和我坐一桌。”
一桌人匆匆灌了一箱啤酒，猪腿站了起来，说，我们去干事吧。我也站了起来，看着猪腿，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事。
“酒还没喝足意，去干什么事？”望仙人问。望仙人是个高个子，穿一件黄蒲瓜色的皱汗衫，手上握着一瓶啤酒，熟练地用牙齿开啤酒。
“我们去抢劫，你要不要去？”猪腿以轻视的口吻对望仙人说。
“有什么不敢去的。抢劫肯定很好玩。”望仙人边走边喝啤酒。
“你们当真去抢劫呀？”银根说。
“抢劫还有假的？钱又戽不进口袋。”猪腿说。
“我跟你们一起去，壮壮胆色。”银根说。
“郊区有一个大砖厂，老板喜欢打麻将。老板和他老婆在砖厂守夜，不会有外人。”望仙人说，“每月十日是砖厂发工资的日子。今天是十日，老板手上肯定有很多钱。”
“我知道砖厂老板有钱，我租住的房子离砖厂四里多路，我们走路去。”猪腿说。
“那先去你出租屋拿两把菜刀，没有刀，不像抢劫的。哦，还要买几个头罩。”望仙人说。
我们边说边走，到了郊区村子，去了猪腿住的屋子。说是屋子，其实是一个地下室车库，卖烤串的推车、小桌椅、塑料凳，挤满了地下室过道。卧房在过道最里面，是一个小单间，没有窗户，也没有门，一张铺着草席的床下放着两个塑料桶、两壶色拉油和一双裂口皮鞋。床上只有一条薄毛毯，和一件换下来还没洗的蓝汗衫。门口摆放着两个炭篓和一个电饭煲、一个炒锅。猪腿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两把切烤串肉的小刀，摸了摸刀口，对着刀口说：“发不发财，全靠你了。”
看到刀，我哆嗦得厉害，汗液奔泻，腿发软。我说：“我不去，我双腿抽筋一样发胀酸痛，我没胆量去。”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即使警察抓到了，最多拘留半个月。”望仙人说。
“大东不去，我也不去。”银根说。
“你不去，那我就两个人去，哪像抢劫？没架势。这个劫就没法抢了。千载难逢好机会，我们发一笔横财，逃到萧山去，再发一笔横财，逃到义乌，玩两个月，又发一笔横财，我们可以回家讨个老婆了。”猪腿把烟头狠狠地踩在鞋底，说：“要不，我们再喝一瓶白酒，这里可以烤串。”
“男人就要有男人的胆色。”望仙人往银根嘴巴里塞烟。
“去就去，万事听人劝。”银根说。
“大东，你在屋子里，等我们回来。我们晚一些去吃夜宵。”猪腿说。
猪腿背了一个帆布包，头罩卷着小刀塞进包里。望仙人打个小手电走在前面，往田畈小路向西边走去。
我一个人在房间坐了一会儿，提心吊胆，连抽了三根烟，身子还是哆嗦。我出了村子，去街上找老乡玩。我回到夜市，看见老乡阿债在卖儿童气球。阿债背一个斜拉的人造革包，手上拽着十几个气球，红红绿绿黄黄紫紫蓝蓝。阿债个子小，站在雕像水池边沿，喊：“气球，气球，五块钱八个，便宜卖啦。”他的嗓子像破锣。我一把拉住阿债，往巷子走，在一棵大香樟树下，低声对阿债说：“猪腿他们去干大事了。”
“什么大事？”
“别管什么大事。我们去猪腿屋子等他们。”
阿债看看我，说，猪腿干大事，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你千万别去凑热闹，别把自己搭进去。阿债用手摸摸我额头，又说，还好，你的头还没发热。
“我们想赚几个钱，怎么这么难？”我说。
“天天赚，节省点，钱慢慢积。我吃榨菜吃了一个多月了。不这样节省，哪有钱带回家？到了过年，拍拍手，还是空空的。”阿债说。
我们说了几分钟的话，阿债又去卖气球了。他穿着印有“××空调”的广告衫，拽着气球，喊：“气球，气球，五块钱八个，便宜卖啦。”
去了冷饮店，我喝了一瓶冰啤，坐了一会儿，又去夜市转了一圈，往郊区走去。在日新超市门口，我站了好久。我不知道是继续走，去猪腿屋子里，还是直接回银根宿舍。
我回到银根宿舍，暴雨瓢泼。雨点如锅里的炒豆在蹦跳。闪电在天空穿梭。我非常害怕，不停地吸烟。我坐在床上，抱着膝盖，望着发黄的白墙发呆。暴雨下了一个多小时，一包烟抽得没剩下几根。
等到十一点，我也没等到银根。我心里发毛，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害怕。我怕猪腿发傻，闹出人命。我骑了一辆自行车，去夜市。他们习惯在一家叫“上饶饭店”的小炒店吃夜宵，如果他们没出事，很可能在那里喝啤酒。在夜市转了一圈，也没看到他们。我叫上老乡光兴，去猪腿宿舍。入了村，便听到有人议论，说，警察刚抓走了三个年轻人。我一下子全身冰凉，掉进冰窟窿一般。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辖区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是拘留了三个抢劫的人，笔录还没做完，要过几天才能探视。
第四天，在余杭看守所，我才探视到他们。银根说，可能是重罪，不然不会关押在看守所。望仙人很乐观地说，才抢了三百六十块钱，钱又没花，不可能重罪，最多拘留半个月。猪腿一直埋怨，很沮丧地说，天气太差，运气不好，看样子，这辈子是发不了财的命。我看到他们三个人都剃了光头，心想，他们免不了遭受牢狱之苦。
在看守所，我才得知他们抢劫的过程。
那天晚上，他们走了半个多小时，翻墙进了砖厂大门，由猪腿敲老板的房门。
老板和老板娘在看电视，电视音量调得很高。老板问：“谁啊？”
“我。我们来打麻将。”猪腿用余杭话回答。
“有点晚。”
“还可以打两个小时。我还带了啤酒、兔子头、烧鸭来。我们打了麻将，吃个夜宵。”
老板穿一条大裤衩，开了门。他们三个人挤了进去。猪腿一把抓住老板的衣领，语气很生硬地说：“我们是来抢劫的，有多少钱，全拿出来。”
望仙人走到电视机前，把刀架在老板娘脖子上，把电视机音量调到最大。
三个蒙面的男人把老板吓坏了。老板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黑色软皮的钱包，翻出一把散票给猪腿，说：“包里还有身份证，还有一张我爸的照片，包不能给你。”
“放老实点，把钱全部拿出来。”猪腿把老板的包扔在地上，举握着拳头，威胁老板，说：“有钱不拿出来，我们把你骨头拆了。”
老板翻口袋、翻抽屉、翻衣柜，翻给他们看，没现金，银行卡倒有几张。银根开始翻箱倒柜搜东西，没搜到值钱的东西。这是老板的临时生活用房，确实没放什么值钱的东西。老板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低着头。望仙人用刀割老板娘的手指头，老板娘吓得嚎啕大哭，说，昨天就发工资了，多了的钱存了银行，哪有现金。
望仙人又割一下老板娘手指，手指滴血。老板娘说，你要银行卡就拿去，真没现金了，我都这个样子了，我哪敢骗人。老板娘呜呜呜哭了起来。
猪腿找了一根绳子，把老板和老板娘绑在一张靠背椅上，背对背。猪腿扇了老板一巴掌，说：“你敢报警，我就杀了你。”
猪腿找了一双袜子，塞进老板夫妇嘴巴，顺手把老板手表脱下来，戴在自己手腕上。
他们沿着小路逃跑，雨太大，路又滑，跑不快，银根在过一个水沟时，还崴了脚滑了一跤。到了猪腿的出租屋，他们洗了澡，衣裤挂在走廊，对着电风扇吹。猪腿问望仙人：“你怎么对砖厂那么熟？”
望仙人说，和老板打过两次麻将。
“事前，你怎么不说？坏事了，老板听得出你口音。我们赶紧逃吧。”银根说。
“分了钱再走，不然，坐车都没钱。我们分头逃。”望仙人说。
“我有这么多货物，怎么逃？”猪腿说。
“不管货物了，我们分头逃，也不要逃回老家，先去萧山。我们去义乌汇合，那里老乡多。”望仙人说。
“货物值一千多块钱，我舍不得扔。”猪腿说。
“我不要钱，我先走了。”银根说。
银根瘸着脚，走出出租屋的巷子，被两个警察堵住了。银根一看，街上停了二十多辆警车，几十个特警围了街道。银根被警察脱了鞋子，鞋带反绑了他双手，让他蹲在地上。随后，望仙人和猪腿被同样的方式，押上了警车。
六个月后，因持刀入室抢劫罪，望仙人获刑六年零七个月，猪腿获刑五年零三个月，银根获刑三年零八个月，押解到萧山，在入监队受教育一个月，被收监入狱，在萧山劳改。半年后，三人被押解到南昌新建某监狱，分在不同分队劳改，在农场种田。
冬天雪胜梨花，春天梨花胜雪。我生活的筲箕坞因此取名梨雪堂。在饶北河上游山区，很多山村取名为“××堂”，如白马堂、梨花堂、燕子堂、鲤鱼堂、半月堂。堂在乡民心中，有美好、和睦、富足、雅致的寓意。筲箕坞四周环高山，峡谷有野湖。湖水夏凉冬暖，即使雪飘如鹅毛，雪入湖即融，绿树掩映水中如碧，湖被唤作碧雪湖。山中林木高大茂密，以杉、松、栲、槠、油桐、丹枫为主。在上个世纪，梨雪堂改名为“筲箕坞林场”。林场只有十几户人家。我爸前半辈子砍树毁林，后半辈子种树护林。
林场的孩子很少读书，十几岁便上山伐木或砍毛竹。我算是个例外，读到初中毕业。
碧雪湖有很多鱼。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便自己会扎竹筏，去湖中央钓鱼。夏天，大鱼浮游水面，坐在竹筏上，可以看见鱼群漂着水面追逐戏水。我钓过最大的鱼，是八十三斤的螺蛳青。大鱼一般是螺蛳青、皖鱼、鲶鱼、鲤鱼、鳙鱼、花鲢。我在木桶里泡十几斤干玉米，泡七天，玉米发胀发酸了，我捞半钵头玉米，抛在固定的深水处（绑着空塑料瓶的石块沉入水中，塑料瓶成了水面标识物），连续抛撒五天。到了第六天，我以泡了的玉米作诱饵，每天中午，可以钓七八条鱼，三五斤一条。螺蛳青是杂食鱼，也是较凶猛的鱼，吃蛙，吃游禽，吃蛇，吃螺蛳，吃鱼。我用尼龙绳作鱼线，一头绑在竹筏上，一头穿秤钩，秤钩勾一副鸡肠，扔在深水潭。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几天，竹筏缓缓移动了，秤钩里一定挂着大鱼。大鱼在水下折腾大半天，力气耗尽了，我拖竹筏靠岸，拉起尼龙绳，大螺蛳青挺着胀胀的鱼肚。一条大鱼分给家家户户吃。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有一把弓，可以用箭射鱼。我砍了一根老毛竹，破了篾片，在火堆上烘。烘了的竹片不会被虫蛀，更有韧性和弹性。我制了一把大弯弓。我钻了孔，找来钢丝做弦。我削了很多箭（苦竹），放在书包里。我迷上了射鱼。撑一叶竹筏去湖中央，看到大鱼就射。射中的鱼，往水里钻，再也不上来。过了三天，湖里有鱼浮上来，翻出白肚皮。红嘴鸥在湖上空盘旋。我捞了五条鱼上来，肉已经糜烂了。
山庙住着一对老人。我们称老翁为烂师傅，称老妪为大婆。他们是上饶市人，住进庙里，已六十多岁了。烂师傅个头高挑，清瘦，说街腔，毡帽不离头。大婆小脚，常年穿黑色棉鞋袜，戴一顶黑灯芯绒圆帽，腰上扎一条靛青围裙。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梨雪堂。我也不知道老翁为什么被称烂师傅。
烂师傅种了很多菜，尤爱种苦瓜。在屋前屋后，他种一畦一畦的苦瓜。他爱喝苦瓜花茶。他捧着一杯苦瓜花茶，看着来客眯眯笑。他爱写毛笔字。他在樟木板上，刻了“苦瓜堂”，填了绿漆，挂在山庙门额。
这是一对非常洁净的老人。我坐在门口石狮子上，把石狮子当马骑。我是个爱玩恶作剧的少年。春天，湖边有绿头鸭的幼雏在戏水，我用抄网捞雏鸭，剪了翅羽，在鸭脚扣一个小挂锁，扔进水里。绿头鸭是冬候鸟，数百上千来到碧雪湖越冬。早上开窗，便可见绿头鸭在湖面闹哄哄。我在十几斤重大鲤鱼的尾鳍上部穿孔，绑一根长尼龙绳，拴在水边树根，任鲤鱼在水里使劲游。烂师傅在太阳底下用茶汁写毛笔字，我把鸡血倒进茶汁。烂师傅晕血，看见血就吓得啊啊啊大叫，撒腿就跑。
他的毛笔字写在青瓦上。那块青瓦，是大婆搓麻线用的。我问：“你为什么不在纸上写字呢？林场有很多旧报纸，我去抱一摞来。”
烂师傅眯眯笑，继续写。他说，太阳一晒，字迹全无。
在银根去南昌新建劳改的第二年正月，烂师傅和大婆在正月一头一尾过世了。大婆先过世。大婆睡在床上，没什么知觉了，烂师傅挠大婆痒痒，说，挠了痒痒就会醒过来了。可大婆一直沉睡。大婆的三七还没过，烂师傅也走了。他坐在厅堂烘火，头扑在火熜笼板上瞌睡，再也没站起来。我爸说，他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临终了，也没受病痛之苦，溘然而去。他们是渡世的人，渡了一切苦厄。
我尚且不知道苦厄怎么渡，我还在杭州、义乌一带打流。
苦瓜堂成了空屋子。
说来也是，在我年轻时，我从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娶谁为妻，以什么事为业，自己会得什么样的磨人病痛。有一次，在义乌廿三里，我去找老乡，路过一条深巷子，远远就被一股辣椒味呛住了。我不停地打喷嚏。辣椒味既辣又香，还夹杂着大蒜味。我看见在临街门店口站着一个炒菜的姑娘。姑娘扎一条花布大红围裙，身材匀称，两条长辫子垂下后背。在门店前，我站了一会儿，往门店里面瞧，也瞧姑娘的脸。姑娘的额头渗出细汗，脸色红润。她娴熟地炒水螺蛳，铁锅当啷当啷地响。
“这个炒螺蛳肯定很好吃。”我搭话。她斜眼瞧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继续炒。
“你是江西人还是湖南人？”我又搭话。她又斜眼瞧了我一眼，笑了一下，往锅里加黄酒。
“菜烧得好的人，心地善良。”我继续搭话。
“我是蛇蝎女人。”她说。
“蛇蝎泡酒，解身上一切毒。我身上有毒。”我说。
“往身上切一刀，放血出来，毒就没有了。”她说。
“你替我切一刀，随便切哪块肉。横切竖切都由你。”我卷起衣袖，把手伸给她。
“做人不应该任人宰割，应该由自己宰割。”她说。
“我宰割不了自己，也不想被人宰割，但你可以宰割我。”我说。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个姑娘。我三天两头往她店里跑。姑娘是个店员，卖低价化妆品和家庭日化用品。我在店里扎了一个多月，姑娘说，你以后可以不要来了，和浑浑噩噩的人说说话，消磨时光可以，但我不会和浑浑噩噩的人谈情说爱。
银根减刑了九个月，提前出狱。他来义乌的路费，还是我汇款给他的。他瘦得像一只猴子，黝黑。他变得不怎么说话。我在廿三里“菜根香”餐馆做厨师。我不再四处打流了。我配菜、烧菜都十分用心。在休息日，我还去别的特色餐馆吃一餐，点几个特色菜，喝上一瓶啤酒，慢慢品菜。我带我女朋友一起去。银根借住在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去了温州。我也不知道他忙什么事。我在电话里问他，他支支吾吾，不说实情。问了他几次，我不再问了。他不回郑坊，即使过年也不回。他妈因高血压已过世两年，他爸和隔壁村的一个寡妇生活在一起。村里和他有联系的人，除了我，就是他妹妹。他妈妈抱养过一个女儿，女儿到了十一岁，又回了生母身边。银根很疼爱这个比自己小四岁的妹妹，他妹妹读高中时，都是他寄钱供养的。银根没读什么书，写不来信，他挂长途电话给妹妹，说：“你安心读书，读了书就不用来浙江做工了。”这些钱都是他牙缝省出来的。
我结了婚，生了孩子，银根很少来义乌找我了。他在温州的一家鞋厂做制鞋工，收入比以前高了很多。和我电话时，他的语气很高昂。我在廿三里租了两间店面，开了家以鄱阳湖淡水鱼为主要食材的小餐馆。我老婆问我取啥店名，我说我初中毕业就混社会了，店名还是你取吧。我老婆抱着胖嘟嘟的女儿，说，就叫“幸福里”吧。
以前我混社会时结交的那些朋友，我很少来往了。我不主动和他们联系，他们来了我这里，我请一餐客。
在我女儿上小班的那一年，一天，我餐馆里来了一个客人，个头不高，两个门牙有些外露，站在吧台前，对我嘿嘿笑了起来。我惊喜地招呼：“猪腿，来之前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开餐馆的人守着餐馆，哪用挂个电话。
我知道他出狱半年多了，在温州一家纽扣厂做事。我说，吃了饭，我去酒店开个房间，多玩几天。
他说，下午去杭州，想找事做做，你给我谋划谋划，等事情有着落了，再来玩。
他的右手有些僵硬，很难灵活活动。我拿起他右手，说，你这只手怎么啦？
“三年前我用刀剁了自己右手，医院又把手接上。手恢复得还好，就是提不了重。”猪腿说。
“干吗把自己手剁了去呢？没有右手怎么谋生活。”我不寒而栗。
“我实在受不了长期的重体力活，只有把手剁了。现在，大家都不叫我猪腿了，叫僵爪。我挺喜欢僵爪这个名字。”
“你谋正当事做，还来得及。一辈子很长，很多事需要慢慢去熬，去熬了，就会有好结果。”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以前是心大，想走捷径。其实哪有捷径走。”
吃了饭，我送猪腿去了火车站，塞给他两千块钱。猪腿客气地推让。我说，我刚来余杭那几个月，你对我照顾很多，你和银根都是对我有恩情的人。
回到“幸福里”，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我心里很难过。如果当年我不是“临阵退缩”，我会是什么样子？我没办法想象。我们都是一群没读几年书的人，不懂法律，没有技术，生活在社会旮旯角落里，像搁浅在河岸的鱼。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的枫林村有十几个人因抢劫、盗窃、敲诈勒索等罪而被判刑入狱，还有五个未成年人因结成团伙成了车匪路霸，被送去劳教。他们都没读几年书，小学没毕业便进入社会。他们的父母也大多目不识丁。村里有一个叫余奇六的男孩子，十二岁便去了广州，做职业惯偷，十三年没有回过家。世界上没有他打不开的保险柜。二十七岁时，他被警察抓了，被判无期徒刑。警察搜查他房间，他的席梦思里铺满了现金，手表和金项链装满了两个抽屉。他在广州服了十五年刑才回家。在家里住了半年多，他又去广州曾劳改的工厂，扎塑料花。他再也不出来。他没有朋友。他对社会已非常陌生。
村里还有一个叫老鸦的人，个子矮小，瘦瘦，十五岁去上海做惯偷，十七岁被送去劳教一年，出来后，又继续从事惯偷，被判刑八个月，出狱后，去了温州，和几个老乡结伙抢劫，伤人致残，被判获刑十七年。他四十三岁出狱。他的身体完全败了。他天天坐在村街边，和七十多岁的老人打扑克牌。他八十多岁的老娘下地干活，刨食给他吃。
老鸦的姐夫也是个职业惯偷，在杭州专偷自行车。他给自己下任务，一天不偷三十辆自行车不收工。他手上拿一根细铁丝，在车锁上转两下，骑上车就走。
2000年后，村里再无外出以偷盗、抢劫等混社会的年轻人了。
我在廿三里一直开餐馆。我女儿去读大学了，我才盘出餐馆，回到梨雪堂。梨雪堂的十几户人家在十几年前搬迁至峡谷外的枫林村。梨雪堂不通公路，只有一条机耕道进出。我把十七栋土房子和山坞里的二十来亩荒田、十几亩菜地，全部流转过来，花了一年多时间，修葺土房子，修整田间石板路。我在这里开民宿。我老婆问我民宿取什么名字，我说还是叫“幸福里”吧，这个名字永远不会过时。
民宿由我老婆打理。我请了三个本村人种田种菜。我的稻子和蔬菜不施用化肥和农药。我和他们一起下地。我还种了菊花、芍药、蔷薇。在路边、房前屋后，我都种上它们。我把“苦瓜堂”改为“梨雪堂展览馆”，分“碧雪湖”“村史”“森林”“动物”四个部分，以吹塑版画形式展览。在厅堂，请东阳木雕师傅雕了一尊木雕：一个扎双辫子的姑娘，身姿挺拔，腰上扎着红布围裙，微笑着目视远方。客人问我，这是什么菩萨？
我说，是生活佛。客人笑了，说，哪有这样的佛。
我也笑了。是生活佛点化了我，让我又去学厨艺，开了餐馆，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银根比我早三年回到村里。回村之前的一年，他还没结婚。他一直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开了棉鞋厂之后，病态全无。棉鞋厂的生意不好不坏，但足够他支付厂里六十余号职工开销。银根很满足，他天天一副乐呵呵的模样。
猪腿还在浙江，在余杭和萧山各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经营得很出色。他到了二十九岁才娶妻生子。他说，过两年孩子考上大学了，也要回郑坊，好好谋划一件事做做。他每年正月，去曾被他用刀威胁的砖厂老板家拜年。他们成了莫逆之交。猪腿每每去表达谢意，都要对老板说，老大哥啊，幸好你当年报警，让警察把我抓了，不然的话，我会越滑越深，可能成了杀人犯，危害社会，枉为一世人。
那个望仙人，后来我一直没见过。据猪腿说，望仙人入狱服刑不到一年，便没了音讯。猪腿对这事，讳莫如深。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望仙人叫什么名字。猪腿和银根也不知道。我们只叫他“大嗓门”。人可以做错很多事，但有些错事一次也不能做，如果做了，连悔恨的机会都没有。人需要给自己划三道线：红线、底线、高压线。在年轻时，我们哪懂这么多呢？我们都埋怨生活辜负了自己，而从不埋怨自己辜负了生活。
梨雪堂有森林、野湖风光，四季色彩分明，背包客很喜欢在“幸福里”住几天，爬山钓鱼，和我们一起种菜。我少年玩恶作剧时，扣了小挂锁的绿头鸭高飞不了，无法迁徙，在湖里繁衍生息。湖里有了上百只绿头鸭的留鸟家族。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喜欢上写毛笔字，坐在太阳底下写，写在青瓦上。青瓦住着字的魂，许许多多的魂。魂通过茶汁显现出来。湖水泡的茶汁，让魂安静。
湖水大多时候纹丝不动，似乎湖水从不流动。其实不是，湖水天天在坝底吐浪奔泻而下。大鱼在潜游。我在弓的弦上加了一个胡琴，改成了一个弓琴。我拉不来琴。我把弓琴挂在少女像身后的木墙上。看着少女像，看着弓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骑鱼而去的人，努力地渡自己的世。
【傅菲，作家，现居江西上饶。主要著作有《深山已晚》《故物永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