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一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整座城市还睡意朦胧，父亲像一个士兵接到了紧急出征的号令，从座椅上弹起，匆匆赶往接头地点。不得不说，八年的部队行伍史，令父亲练就了良好的反应能力，此刻恰好派上了用场。
遗憾的是，兴冲冲赶去之后，与双方对房租的预估值相差太远，父亲很快就无功而返。
招租广告是我拟的，红纸打印，四处张贴：“套房出租——绵江小区×栋二楼，四房两厅两卫两阳台，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住，租金面议。”“面议”二字，包含了太多的期望和不确定，也让口袋干瘪的租客拥有了狠劲砍价的雄心和勇气。
如是往复，父亲跑了许多冤枉路，一度气急败坏地宣布：“干脆不租算了。又不肯出钱又想住我们的大房子，这算什么道理？”然而当下一个电话响起时，他仍然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阵风似的奔赴他的使命，与形形色色的人，与或挑剔或刻薄的言辞耐心周旋。
房东这个称谓，于父亲确乎是哗然而至的。在他六十多年勤劳苦作的生命历程中，从来没有习得过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分头行动，一边向有房出租的邻居们打探价格，商议好自己的心理底线，一边从网上搜索出租合同，以免因疏漏蒙受损失。毕竟，这套房子中还有我们留下的一整套珍爱过的家当。
起初，我们有过许多天真的设想，小区周边人口密集，也许会来一个有实力的老板，在我们的房子里开一家美容院；也许，是像我们这样，为了孩子读书不惜一切代价的人家。如此长租下来，我们便可省心省力。
现实很快粉碎了美好的幻想，那些陪孩子在城里读书的老人，听到房租千元以上就开始畏畏缩缩或嘟嘟囔囔，五百元，于他们已是高价了。是的，父亲在电影院工作的老同事承发师傅也在城里租房陪读，那是位于赣东南菜市场楼上的一处小套蜗居，价格低廉。他宁愿忍受无休止的嘈杂、污浊、凌乱，也不肯多花钱住得舒心一点。除了骨子里的节俭抠索，难道他没有现实的困境加诸于身吗？父亲比谁都明白，当他满心不甘地从电影院下岗，从所谓的社办干部身份中黯然退场，并没有获得安身立命的好结局。
我们看着这座人口不足七十万的小县城，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街道社区交错纵横，新生的楼盘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居住着成分复杂的各色人等，其中有多少类似父亲的农民填充进来，又有多少如承发师傅那样买不起房的人游荡在城市边缘？
房子空了大约有一个月，于父亲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他日复一日在焦虑中来回奔走，直到与第一位租客签下合同。
那是一个来自重庆的小伙子，一个人，要住那么大一套房子，近乎奢侈了。父亲对租房生涯中第一次达成交易的租客充满了感激，几乎要额手称庆。冲动之时，竟忘了遇大事与我商量的一贯作风，完全撇开了我，一个人乐颠颠地跑去家具市场，花四千多元买下一套堪称时尚的布艺沙发，将原来的沙发毫不怜惜地弃置。
印象中，父亲对于旧物从没有这么果决大方过。可是，这位小伙子瞧不上我们的旧沙发，强烈要求换新，否则拒签合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父亲为自己的决定准备了很多辩护词，与其说他想令我信服，不如说他想说服的是他自己。他说，一年下来，租金有一万多，买一套沙发还有节余。何况有了新沙发，对后面的租客也更有吸引力。我小心地附和着他，我不能将他冒着芽尖的自我认同残忍剪断。彼时母亲正在广东带小孙子，父亲独自承受着所有的孤苦和责任，他的决策必须是英明的，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不允许自己有错漏和失误，他连脾气都无处可发。
仅仅半年，小伙子就提出了退租。合同中写明的违约金，他不愿承担。他说，匆匆搬离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父亲不要计较。父亲没有惊动正在上班的我，一个人平静地处理了退租事件。他看着小伙子搬走自己的行李，留下满地的狼藉。然后，开始了艰难的卫生大清扫行动。油烟机里有厚厚的油垢，瓷砖地面有五色斑斓的印迹，床头柜里有被主人抛弃的臭袜子……
这些多出来的东西，耗费了父亲整整一天时间。来不及坐在新沙发上喘一口气，他又开始清点器物，最终发现丢失拖鞋若干、菜刀一把，最值钱的，是一个液化气罐。
人都走了，何况是外地人，再追究还有意义吗？鉴于许多漂来漂去的年轻人给他留下的不良印象，父亲深知自认倒霉的概率极大，他不禁有些恼怒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按住喉咙里直往上蹿的火气，拨通了小伙子的电话，换上天底下最慈蔼最柔和的声音，如往常那样亲切地称呼他小夏。
提前搬走了气罐的小夏，显然对此心知肚明。只说自己灌的气还满着，不带走可惜了。他正经历着怎样的境遇，何以放不下罐中的气体，谁知道呢？不久，小夏依约，搭了一辆摩的前来交付一百五十元气罐钱。父亲长舒了一口大气，仿佛对人性之良善又增添了几分确证。他们絮絮地寒暄着，小夏还顺便深情地回忆起某天客厅大灯的罩子突然掉下来，摔得粉碎，当他告知父亲，父亲认为是自然损坏，不能怪他，没有要他赔偿。小夏说，父亲是个好人，老实人。“如果我下次再来，还租你的房子。”他又说。
夏夜的风收敛了白日的燥热，不远处的街市人潮汹涌，只有他们还站在楼下，彼此祝福，互道珍重，好像两个即将失散于天涯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