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岛
我一直记得自己初到海南时遇到的一些让人愣怔的生硬的词，“上岛”还不算最生硬的，最生硬的当属“大陆仔”。不过，要不了几年，大陆仔们就让当地的建设和风气焕然一新。先说说“上岛”。当地人把我们这些人从大陆来海南的行为，概括为一个词：上岛。我们这些人，特别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熏陶和洗礼的家伙，自以为满怀理想和热情，准备开发一块处女地，准备在大开发的背景下实现人生理想的行为——被当地人，带着既冷眼旁观又居高临下，既略带敌意又怀着某种惴惴不安地用“上岛”这个词概括了。我们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下海行为，就这么简要地被概括了。定居海南多年后，开始把自己当成岛上人，慢慢地也有了海岛人的视角，再回首自己当年的闯海，慢慢感觉出一种既是私人的又是群体性的认识：那些打算在海岛干出一点名堂的人的登岛，的确有种从大海里，从船只上，爬上海岛的感觉，那是从低处往高处的移动，是一个“上”的动作和过程。这种过程感在我采访的早期南繁人身上尤为突出：对于早期南繁人而言，“上岛”是一次小长征。
2019年12月，我采访黑龙江宾县七十五岁的老育种家刘显兵时，他这样讲述当年自己上岛的过程：
“我第一次来海南岛是1970年9月，代表黑龙江宾县种子管理站来搞‘两杂’制种的。咋来的呢，那可有说头儿。我们从宾县到哈尔滨，坐汽车，得仨小时，可实际距离呢，只有六十公里。这得半天儿。
“到了哈尔滨坐火车，那得一截儿一截儿坐。我第一次坐硬卧。那时候育种的让坐硬卧，当然，得拿上县政府的介绍信，说是搞南繁的。开了介绍信，还得拿上工作证，去哈尔滨火车站提前排队。那时候预售期可不是现在提前这么长时间，就预售个两三天。坐在报纸上排队，排了仨小时，等人家小窗户一开，我们五个人把那天的硬卧票买完了。我记得是18次特快，那是当时全中国最快的火车，从哈尔滨到北京，二十二个小时。
“到北京寻思去看看天安门吧，先得排队买火车票。北京那地方儿，买硬座也只能买第二天的。买完票去看天安门，看一道子，第二天白晌儿没事干，又去看一道子。天安门，看了两道子。
“火车票买的是北京到南宁的6次特快，又是二十多小时，到第二天下午，在广西的黎塘下车。黎塘是个交叉口，往西边是往南宁去，往东边是往湛江，我们就在这儿下车。黎塘就是个小镇，那时候就两道街。我们五个都戴老绿军帽，穿草绿军装，那是单位统一买的。在黎塘下车，那地方的人都盯着我们瞧稀罕，我们看他们也是瞧稀罕。
“在黎塘住了一宿，第二天买衡阳到湛江的快车，没座位，站了一天。你说你坐地下吧，地下都没地儿坐，就站一天。我们在家里带的干粮到这时候都吃完了。带了七天的，七天过完了，还没到湛江。第二天下午到了湛江，还得找地方住。你说我咋强调住一宿住一宿的？现在住一宿没啥，有钱。那会儿，南繁一共就给你这些个钱，你在路上花这么多，将来几个月咋办？我们在湛江想买汽车轮船联运票，买不着，有汽车，没有轮船，在湛江等了两天。
“后来还是旱路和水路分开走。那时候也不知道，跟人打听都说不准。湛江到海安没多远，可得大半天。到了海安还等渡船，又在海安住了一宿。第二天，坐上船了，三个多小时，就到海口的秀英港。可那时候秀英港到市区只有妇女卖菜用的那种三轮车，咱都没见过，兜儿冲前，跟挖掘机的斗儿那样的，五个大老爷们叫了三辆。你咋好意思坐？可不坐，离市里那远着呐。
“到市区找旅社。那时候的旅馆可不是现在这样，你得到接待站去登记，那时候的海南岛是前线，想住旅社就得登记，人家分配你住哪儿就住哪儿。全市就三四家旅社，我们来的那天，住满了。你猜咋地？都是南繁的！你想想，那时候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派人来南繁，都是这个季节，那时候有个说法儿叫‘千军万马下海南’，旅社天天满。我们费了好大劲，托了人，找着一个地方住——海员俱乐部。那地方，一般人住不上，专门招待外国海员的。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冰箱。
“都到海口这地界儿了，离三亚还有多远呐，就是没车，一住住三天。等买到海口到三亚的长途汽车票，除了两三个当地乘客，一车都是南繁的人。在车上都唠上了，你是哪来的，我是哪来的。车从早上六点出发，到下午五六点才到三亚，中间在加积镇打了个尖儿。打尖儿时我还出了个笑话，车拉大家到一个地方吃饭，人家说“zhujiao”,我寻思这出来半月了，吃个咱老家的煮饺子也不错，端上来一看，半碗猪蹄子。人家管猪蹄子叫猪脚。哈哈哈。
“到了三亚离咱黑龙江的基地，也就二三十里路，就这么点儿路还是走不了，没有车，还得在三亚住一宿。那时候三亚多大点儿，就百货公司那块儿，一个十字街，把着十字街口有个两层楼，叫三亚旅社。我们到达时只剩大屋了，男的女的都搁一个屋里住，六个床，住俩当地的妇女。我们的人还匀出去一个。就这么住一宿，第二天坐长途汽车，从三亚市区到崖城，再从崖城到保平公社。咱黑龙江的南繁用地，就在保平公社。报了到，站里再派人给我们送到咱宾县分的地儿，那时候叫保平公社十五大队。又走了俩小时，这才算是到了。把我们五个人分到大队的仓库，这是村里唯一的砖瓦房，其余全是茅草房。可仓库里啥也没有，连个凳子都没有。我们是九月中旬从家里出门的，到保平公社十五大队，第二天就是国庆节了。我算了算，一共在路上花了十五天。”
这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南繁人“上岛”的经历。有的老南繁人在一起，会比赛谁在路上耗的时间最多，据说有一位，在路上花了二十一天。想想看，一个在路上颠沛流离了十五天或二十一天的人，对迎面而来的海南岛，他一定是“上岛”；不管是获救还是征服，他对迎面而来的绿色岛屿，心中想的一定是“上岛去”。南繁人与其他“上岛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到来注定会改变什么。
连绵六十多年，持续地发力，“上岛”的南繁人改变着农作物的性状，改变着土地上的人、农业耕种方式，改变着地貌，改变着生态，改变海南岛上城乡人口的结构和生活方式。最终，他们改变的是国人饭碗里的粮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种子的更新换代带来的粮食增产，最终一举解决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没有彻底解决的饥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