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美国作家罗伯特·施密茨的非虚构作品《长乐路》，中文版封底印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总是心怀大梦，无论处于中国哪一个角落的个人梦想，或者是宏大的中国梦。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我希望能捕捉这个时代的细微感受。
这部书封面上，有一个孩子举着纸风车张嘴欢笑。小小身子后面，是弄堂深处杂乱堆积的自行车、婴儿车，凌空晾晒的床单伸出窗子，洋溢出鲜艳的世俗欢乐气息。
在长乐路西端一幢公寓楼内居住六年后，罗伯特·施密茨试图通过书写这条街道上生息沉浮的若干人物，表达上海乃至中国的变迁和种种梦想的重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文艺青年CK，湖南人，在靠近常熟路口开了三明治屋，为客人即兴演奏手风琴，在网上卖手风琴。少年时代，父母离异，他随祖父生活。他研究多种自杀方法想借此逃离孤绝，未果。来上海，寻找拯救自我的途径。当他展开右臂，徐徐拉开、收缩那一台波罗维尼牌手风琴，能感受到呼吸的解放和自我的存在。
冯大叔，家住锦江饭店与新锦江大酒店之间的弄堂，在长乐路边卖葱油煎饼。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大叔作为知识青年，去新疆塔里木河边开拖拉机，认识了四川松潘籍的傅大婶并结婚。上世纪八十年代回上海后失业，两人开早餐铺谋生。
山东乡村女子赵小姐，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上海，才发现这座城市并没有浮动在大海上。年龄大了，被工厂辞退，来长乐路与成都南路交叉处的街角开花店。挣钱后，在家乡县城为两个充满身份焦虑的儿子买了婚房，两个儿子却迟迟娶不来“昂贵的儿媳”。赵小姐晚上睡在花店，不知道归宿在哪里，梦想在上海为自己挣一间小房子……
一个美国作家来观察、表达长乐路，多了局外人横看侧视的冷静、理性，但也少了局内人如鱼饮水的冷暖自知。
读完这一部书，我有意识来长乐路游荡。CK的店已经关门，不知道他消失在上海哪一街区，或已入寺修行？在长乐路生活的时候，他已在研读佛经、食素。
冯大叔的煎饼铺子依旧红火，食客天天排队。“曾经当过农民的人，习惯留很长的小指甲，以证明他们不再需要靠双手劳动。”这是罗伯特·施密茨观察到的一个上海细节。冯大叔指甲很短，白大褂上油迹斑斑，像一个画家在创作。他娴熟、热情地拨弄煎饼，如同新婚时期对待妻子。打鸡蛋，撒葱花，卷起来装进纸筒递给我：“微信支付，省事！”我没看见傅大婶。
我最喜欢罗伯特·施密茨笔下赵小姐的故事。在一个冬日，我去那个花店买一束百合花，告诉女主人：“我看了美国人写长乐路的书了。”她一下子笑起来：“不好意思啊，萝卜把我家里的烦心事都写了，没秘密了呀，不敢回山东老家了。”她称呼罗伯特·施密茨为“萝卜”。“好多记者来采访，问东问西。有外国人读了书，也好奇，从国外飞过来聊天，让我在那本书上签名。家里亲戚，不敢让他们知道这本书，怕招骂。特别是我老公。”我笑了。她身穿西装和绣花毛衣，嘴唇涂有淡淡口红，脸色疲倦，像一束傍晚以后需要补充水分的花。每天凌晨，她独自去曹家渡花市批发花卉，运回来，剪裁，插花，忙到深夜。
花店开张于2003年春。非典疫情汹涌来袭，房租便宜，赵小姐看中这一街角。后来房租不断上涨，也舍不得搬走。“长乐路，名字多好，念一遍就快乐！”她的普通话藏有山东口音中的刚毅。我问生意咋样，她说：“现在送花的人少了。情人节，女孩子爱的是微信大红包，或者首饰、名包，实惠——先生，您买花送谁呀？”我笑了：“带回家，自己看。”
那一天，花店的音箱里，传出男女对唱的歌曲，记得有几句反复出现的歌词：“爱你一万年也不算长，长乐路很长。长乐路也不算长，我和你更长。”
赵小姐的花店对面就是延中绿地，吴亮家就在旁边。不知道他来买过花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