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神话
任何商品都是有价格的，但有些东西是无价的，这些东西因其珍贵而被神圣化。高昂的参价背后，是人参已经成为神话的一部分。或者说，人参涨价的过程也是其神化的过程。
人参作为药品，虽有疗效，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清以前的医生很少用它。入清之后，虽然人参与清王朝的龙兴密切联系在一起，但真正让它神化的还是人们对于人参各种神奇疗效的迷信。讽刺的是，越是迷信，人参价越高，而人参价越高，人们越是迷信，甚至形成了对人参的崇拜心理。
乾隆年间有一位大夫对人参就很不以为然，他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人参论》，其中写道：“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人参迷信其实是一场医者与患者的“合谋”，患者认为人参如此昂贵，自然是最好的药，而医者也喜欢给患者开带有人参的处方——患者吃不起人参，那就不能怪医生无能；患者吃了人参后，若病情未能好转，说明已经病入膏肓，怪不得医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人参不仅包治百病，而且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人参都治不好的病，那就是绝症。
在这种风气之下，人参就是神丹妙药，用现代话来说，既是保健品，又是药品，不管有病没病，不管得了什么病，吃人参总是有益无害。“大凡一切病症，其初不宜即服补剂，而中风、痛风、木风尤忌，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者亦竭力购参以服之，为恃此可以无恐也。”对大夫来说，也乐得顺水推舟，动不动就给病人开人参进行温补，这成为许多医者热衷的万全之策。
从晚明至清中期，江南地区经济繁荣，奢靡成风，很多士绅富人骄奢淫逸，身体未老先衰，体弱多病，渴望通过中医进补来恢复健康和活力，进而延年益寿。“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术、地黄、桂、附、鹿茸之类。”
在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自然是人参。正所谓“不怕病死，只怕虚死”。清代医家徐大椿在《人参论》中批道：“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为吃人参而耗尽家财者不在少数：“天下之害人者，杀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杀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后杀其身者，人参也！”
从明到清，人参热愈演愈烈，形成了关于独特的人参文化。到清朝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关于人参的畅销书，诸如陈烜《人参谱》、唐秉钧《人参考》、郑昂《人参图说》等，都以传播人参神奇功效为主，为人参热推波助澜。
翁同龢是晚清时代的名臣，曾经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有一本书记载，翁同龢殿试时感到力不从心，突然想起口袋里还有两枝人参，便拿出来吃下，顿时觉得如有神助，才思泉涌，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他交卷之后，果然高中状元，因此获得“人参状元”的美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位居“四民”之首。对他们来说，如果科举之路走不通，一般都选择做师爷或私塾先生，此外还有不少人悬壶济世，行医为生。因此，大多数医生都是识文断字的士人出身。清代士人看重考据，流风所及，关于人参的专著层出不穷，并创造出关于人参文化的各种新名目，比如“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等，囊括人参的产地、种类、品相、功效等，俨然是一门大学问。
科学属于现代文明的产物，对传统时代的人来说，觉得生命充满神秘，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明清时期，人们都相信人参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还有不少人认为常服人参可返老还童、强心续命，乃至起死回生。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所以人参就成为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相对于极其有限的人参产出，需求几乎是无限的，这让人参极其珍贵，甚至连黄金都相形见绌。清后期名臣梁章钜（1775—1849）在《浪迹丛谈》中大发吃不起人参的感叹：“乾隆十五年（1750年）应京兆试，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廿八年（1763年）因病服参，高者三十二换，次亦仅二十五换。时已苦难买，今更增十余倍矣。”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曾经写过一首人参诗：
贫家患富病，用药需参剂。吾儿抱沉疴，藉补丹田气。其如价过昂，刀圭购不易。……以之疗嬴疾，庸医亦奏技。几同返魂香，不数肉芝臂。当年评直贱，购买不繁费。十金易一斤，邻市旧有例。十金易一两，诗家亦有记，迨我服食时，犹只倍三四。弹指三十年，征贵乃吾艺。一两三百金，其品犹居次。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乃因价不赀，翻若天势利。但许活富人，贫者莫可冀。
同样是人参，在穷人眼中和在富人眼中也是不一样的。乾隆皇帝也写过一首《咏人参》的诗：“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
乾隆一朝堪称人参最疯狂的年代，而乾隆皇帝本人就是一位忠实的人参迷。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生前最后两年时间，一共服用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合计三十七两九钱。慈禧太后对人参也是每日必服，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到次年九月，一年时间共用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乾隆和慈禧都是长寿之人，但并不能说他们的长寿与人参有多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清朝还有许多皇帝都是短寿夭亡，有些甚至是暴亡，比如皇太极、咸丰、同治和光绪，他们一生养尊处优，生活优渥，都没少服用人参。嘉庆皇帝最后则死于一场伤风感冒。
但不管怎么说，皇家对人参的嗜好必然会对民间的人参热产生极大的刺激作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意思。有皇帝带头示范，皇亲国戚和民间老百姓自然趋之若鹜，人参神效如同皇帝新装一样，变成一种不可讨论的政治正确，于是便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痴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