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票与刨夫
明思宗崇祯十四年，清世祖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女真八旗进入北京，中国迎来了又一次改朝换代，清朝一统天下。东北（满洲）作为大清的“龙兴之地”，各种历史附会之说甚嚣尘上，其中自然少不了辽参这种神奇之物。一时之间，人参被广泛视为“王气”的具现——“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
回顾清朝的创业史，就会发现清朝几乎与辽参同时崛起，辽参在成就了清朝的同时，清朝也成就了辽参不可撼动的王者地位。《人参考》中说：“我朝独重辽参，实乃神草，王气所重，味胜力洪，他皆不及。”
对清朝来说，人参堪称立国之本，是女真八旗起家的最大本钱。自从努尔哈赤称王起，人参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产，其他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采参。在某种程度上，努尔哈赤通过垄断人参而垄断满洲的所有资源。
实际上，整个东北边疆，在皇帝眼里都属于私人产业。满洲女真以区区二百万人，利用明末乱局巧取天下，建立清朝，这就像是中了头彩的暴发户，信心犹是不足，将满洲老家视为最后的退路，因此大建柳条边，严禁向关外移民。
清朝立国之后，吸纳大量明朝降臣，官僚体系逐渐完善，对人参采办的管理也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顺治十四年（1657年），“打牲乌拉制”正式出台，并在满洲设立了主管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根据这项规定，除了皇家，八旗王公也享有采参的特权，即“分山采参制，彼此不得越境”。除过这些皇亲国戚，严厉禁止一切私人采参行为，尤其是对翻越柳条边进入满洲的汉人采参者严加提防。皇帝诏令中特别强调：“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
采参被收拢为官方直接采办后，只有各旗拥有自由采参权，八旗王公名下都有各自的分包山头，他们可以自行采参。但是，分包山头极其有限，各旗竞相采参，寅吃卯粮，很快就无参可采。最后，皇家内务府彻底垄断了采参权，人参的价格也随之一飞冲天、水涨船高，打牲乌拉总管也变成炙手可热的肥差。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打牲乌拉总管从当初的六品官职已经升至正三品。
康乾时期，清廷借鉴盐政惯例，也对人参实行“参票”制度，即通过招商的方式，吸引民间自由商人参与进来，这其实就是“特许经营”。这种办法打破了以前由满洲兵采参的低效与腐败，内务府只需控制参票，就可以控制人参市场。民间商人向官方购买参票——采参许可证，就可以成为堂而皇之的“皇商”，就能合法进山采参，此举极大地刺激了采参者的积极性，使得人参的市场供应量大幅提升。
雍正八年（1730年），民间商人范氏父子通过参票承包采参，连续十三年，每年雇佣采参者多达三万余人，所采人参堆积如山，获利极其丰厚，成为有名的“皇商”。
乾隆皇帝上台之后，发现人参暴利不断流向民间，遂停止了皇商经营，不再发放参票。乾隆参照打牲乌拉制和参票制，在内务府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作“官参局”，由官参局负责人参的采办经营。官参局并不进行具体的采参活动，而是通过发放参票的形式招募采参者，领票的人叫作“揽头”，挖参者叫作“刨夫”。揽头其实就是包工头，他带领一群刨夫进山采参，必须完成官方指定的采参任务。
野生人参主要生长在深山老林的背阴处，尤其是在高寒地带的松树林里，这些地方基本都是野兽横行的无人区。刨夫是极其危险的职业，进山之后常常连道路都没有，随身能带的补给和装备极其有限，一旦遇险受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靠自己。
当时有很多民间传说，大都是说一位刨夫入山采参，结果迷了路，转来转去走不出森林，时间一天天过去，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光之后，眼看要葬身荒野，幸好遇到神人相救，才回到人间。还有的传说是美女救英雄。这些传说都很美好，但现实中根本没有神仙。采参人在原始森林中，就像蚂蚁一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一旦迷路，或者遭遇狼虫虎豹，就凶多吉少，甚至就连尸骨也留不下来。
揽头领了参票，先交够官参，其余的人参才属于自己和刨夫的报酬。要想获利，就必须尽可能地多采参，采得越多，留给自己的越多。这种官采刨夫制只追求短期利益。为完成任务和获利，官吏压榨揽头，揽头压榨刨夫，人参生态遭到破坏，刨夫采不到人参，只能逃亡。后来，官参局改向刨夫直接发放参票，一位刨夫可领一张参票，每挖十六两人参，十两上交官参局，其余六两归刨夫所有。每位刨夫都有基本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受罚，为此刨夫必须有担保人，刨夫只好向酿酒商求助，因此担保资格证被称为“烧锅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全年放出参票六千多张，每张票收官参六两（之前收十两），最终得收三万六千余两。当年的参价，一两人参四十两银，足足比康熙时期高了十倍，内务府的人参利润达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通过这种手段，乾隆不仅实现了对人参开采的源头垄断，而且还控制了整个人参市场。
在自然野生状态下，人参生长周期极其漫长，但要采的话却来得很快，大量刨夫跋山涉水，四处寻觅，可以将不同年份的人参采挖一空。人参常年不开花，生命力顽强，但繁殖和生长缓慢。在短期内，人参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这让之后的人参产量越来越少。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内务府放出五千张参票，只有两千多张得到认领。从乾隆九年（1744年）到咸丰二年（1852年）的百余年间，参票发行量从九千张锐减至七百三十五张，缩水百分之九十以上。乾隆末期，参源地爆发大规模森林火灾，几乎整个采参业都毁于一旦，刨夫和烧锅大都破产。此后，采参业已经大不如前。但随着人参产量锐减，市场价格则节节拔高。
按照蒋竹山《人参帝国》一书中的统计数据：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人参的价格为每斤三两白银；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人参的价格已经变成每斤二千二百四十两白银。二者对比，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竟然暴涨了七百多倍！
清代文人袁枚在《子不语》中讲过一个骗人参的故事，京师张广号人参铺被一个诈骗集团用百十两银子骗去了好几斤人参，损失之惨重绝非一般人能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