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已经离开十年，庄稼地里的粮食仍然年年生长，家门前的清漪江仍然日日夜夜流淌，群山上的草木仍然在季节的指引下枯了又荣、秃了又绿，重复着复活的古老游戏，乐此不疲。然而，父亲却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用死亡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铜墙铁壁。死去的父亲再也爱不动我们，再也无法目睹这岁月长河里，像他过去作为下酒菜的花生米那样，值得慢慢咀嚼的万家灯火。
这些年，我几乎从未在哪怕是关系紧密的人面前主动谈及父亲。断裂带环绕的群山带来的某种压抑，塑造了我沉默的性格，多年来，我在心里默默忍着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相信自己能够忍住。似乎痛苦或者悲悼有着花瓶的形状，似乎，怀念与失落一旦挂在嘴上，就会变成更多的碎片，难以收拾，令人迷目。
早些年，父亲在我心中并不是那种和蔼可亲又顶天立地的中国好父亲。我从小害怕父亲，感觉自己就像是他和母亲一起生下的仇人。想来，我的早熟，我的懂事，我的敏感，和父亲息息相关。儿时，只要父亲在家，我就坐立不安，感觉自己的存在是多余的，空气也如泥潭，我动弹不得，我稍微动弹就会点燃父亲的无名怒火。那时候，家里蔬菜奇缺，连苦儿瓜也是饭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父亲爱吃，母亲爱吃，弟弟爱吃，我却不爱吃，潜意识里，我觉得吃苦儿瓜就是在吃我自己。那时候，我很迷惑，父亲不用眼睛看我就算了，为什么要我去吃他带刺的语言和铁锤似的拳头，并且，没有一个字的理由？
时光远去，过往的经历化为乌有，我的目光穿过我家阳台窗外的万家灯火，仍能看见那个无处可去的单薄少年，在冷飕飕的夜晚背靠刷着白石灰的砖墙，默默消化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灵上的憋屈。那时候，我经常会听着家门前潺潺的流水声，远远地望着镇上的灯火发呆，想快点长大，到山外边去，到远方去，到万家灯火里去，因此总是嫌弃家门前的江水流得太慢太慢。
当一个人从生活里消失，他的脸就会日渐模糊，如同浸泡在暮色里的村庄、河流、屋顶、炊烟，再也无法清晰地窥见全貌，一览无余。如果不去翻母亲搁在木质抽屉里的那本旧相册，我就无法想起父亲的具体模样，顶多，我的记忆能触及到他黝黑模糊的脸孔，以及那块膏药似的挂在人中上的胡子。
多年以后，我下巴也开始长草，如果几天不用剃须刀收割，它们就会把我变成另一副模样，或许是为了跟父亲保持“距离”，我总会把人中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留着下巴上的胡子，让它们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因为，父亲的下巴上没有胡子。
父亲死后，他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依附在我们身上，通过气味、声音或者动作，保留着他的影子。不止一次，我发现，在母亲身上，在比我小仅仅十一个月的弟弟身上，在我自己身上，都能或多或少的发现父亲的影子。
母亲亮着嗓门说话的声音很像父亲，尤其是她亮着嗓门跟弟弟的两个女儿、我调皮的侄女们凶巴巴地命令着什么的时候——她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带着一副亲婆婆而不是外人的理所当然。母亲的冒火连天，就是“靠边站”的我听了也会脊背发凉，这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起父亲当年的“风采”。2008年地震，家里的青瓦房已经毁掉过一次，母亲这样发火，真叫人担心。
仔细想想，似乎不奇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某个秋天的夜晚，我在卧室里黯淡的光线下写作业，白炽灯瓦数很小，灯泡的轮廓又像极了苦儿瓜，营养不良似的灯光勉强照着小小的房间。正写着作业，弟弟忽然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告诉我，快去看，他们在灶屋里……我问他，打架了？那些年，父亲和母亲除了拌嘴，偶尔也会打架。弟弟摇摇头，说不是，他小脸通红，显得十分激动。我就放下作业，跟弟弟跑向灶屋去看，我终于明白了弟弟的“意思”，父亲和母亲在灶屋里拥抱着，嘴粘着嘴，在那里亲吻，声音与灶孔里燃烧的柴火响成一片。两人个子都高，都是一米七几，站在灶屋里，站在灯火下面，脑袋与灯泡近在咫尺。虽然父母没有发现我们，我和弟弟还是迅速转身跑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不通，那些年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们怎么会有心情接吻？母亲的声音里有父亲的影子，不奇怪。
我和弟弟身上也保留着父亲的某些影子。这些影子和万事万物落在地上的影子一样，谁也无法拿走。扔掉了未必就好，也未必真的扔得掉。在阳台上眺望窗外的万家灯火，有时，我会仔细望着这些影子，他们就像墙头草，挂在断裂带一些熟人的脑袋和嘴巴上面。
每次回老家，母亲总是说：“少喝点酒，别学你爸！”这是句狠话。喝酒跟他父亲一个样儿——断裂带的某些熟人背地议论我，好像我真是我父亲的最新版本似的。这些话先是钻到母亲耳朵里，又从母亲嘴里绕到我面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赞美？一问，是那个谁说的。瞬间释怀，好在我没有在他们家蹭过饭，更没有喝过他家的酒。父亲倒是喝过人家的酒，很久很久以前。曾在沈阳当兵的父亲性情直爽，心地善良，一辈子走了不少弯路，在这位熟人家喝酒，也是在走弯路。父亲当年在这位熟人家跟人打赌，端起两个斟满老白干的玻璃酒杯一口闷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父亲以前不知道，现在也永远不会知道，当他仰着脖子喝掉别人家两大杯老白干的时候，实际上是让熟人打心眼里的“瞧不起”，因为熟人在我面前如此面带微笑地赞美过我的父亲，说他是“酒疯子”！我讨厌父亲喝酒，更为别人对他的评价难过。那时候，家里已经落魄，用母亲的话说，是“倒霉”，别人看不起父亲。父亲做梅子生意家里红火时的风光已然不在，每天都有人骑着摩托车或开着小轿车到家门口接他去镇上打麻将的风光已然不在。这些年，在断裂带，我醉过两次，一次是弟弟结婚，一次是祖母下葬。我不记得自己在这位熟人家里喝过酒，唯一的解释就是议论我的这位熟人也在场。据母亲说，当年父亲学会打麻将也是这位熟人手把手教会的。喝酒，我也会喝到醉，但不和那些不用眼睛看你的人一起喝。父亲在我身上的影子是模糊的。我告诉自己，这件事就像喝醉，酒醒了，那醉就不存在了。
在部队服役九年后，几年前，弟弟退伍回到断裂带。部队发了一笔钱，近三十万，不是小数目。这两年断裂带修高速公路，弟弟买了辆大货车跑运输。去年，我才听说弟弟的大货车是贷款买的，在镇上的信用社贷款十万元。实际上，弟弟买的大卡车总共才十多万元。家里生活当然有必然的开销，可是，我想那么多钱不可能一下子折腾光了吧？弟弟确实是差不多折腾光了，不然怎会贷款？弟弟身上有父亲年轻时候的影子，为人耿直却不懂得安排生活，花钱大手大脚，玩心重，喜欢打麻将。
每次回断裂带，我都会语重心长的“提醒”几句，但话也不好说太重。念过大学的我其实不比弟弟聪明，否则，他一学就会的麻将我怎么几乎连各种牌的名字也记不全？父亲年轻时打麻将，家里输个底朝天，小时候家里穷，正是因为父亲嗜赌。记得小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王莉老师曾在课堂上对着全班同学发过一次火，她说，有些人的父亲打麻将五十块钱一炮都敢打，凭啥交不起学费？王老师很生气。虽然没点名，但跟我同在一个班读书的弟弟，肯定听到过这句话。我们知道那个人是谁。王老师待我不薄，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何在课堂上生那么大气。一个亲戚获悉王老师把一个助学金名额给了我，便跑到学校跟她大吵一通，因为那个亲戚的孩子没有享受到这种福利。我宁愿没有这种福利，并不是说助学金不好，而是因为父亲赌博输掉了家业，交不起学费，让我自惭形秽，在同学中间抬不起头。
上月中旬回断裂带，弟弟在牛角垭隧道那边的“清水鱼”请客吃饭，请的是他买车时帮过忙的几个村里人，原来那辆弟弟以七万元的价格转手给了一位熟人，刚又买回一辆。母亲告诉我，弟弟买车，向镇上开超市的二姨借了二十万元。那天晚上，喝完酒，弟弟便和几个人上桌打麻将，打的五十块钱一炮。听到打那么大，我心头很不舒服，也很生气。弟弟打麻将的样子，就像是穿上了父亲的影子。
回到家中已是半夜，我说了弟弟几句，打牌只是娱乐，何必打那么大呢，有多厚家底？弟弟说他也不想，是他们喊他打的。
我说，父亲当年把家里输得穷困潦倒，他也不想。弟弟沉默。点到为止，我勒住了语言的缰绳，虽然还想多说几句。按弟弟的意思，车不是他想买的而是别人让他买的，二姨的钱也不是他要借的而是二姨主动借给他的。能借到钱买车，有人相助，都是好事，难的是还钱，难的是把花出去的钱再挣回来。母亲这方面有经验，她以前经常说：“借钱要忍，还钱要狠。”弟弟没有经验，把问题和社会想得过于简单和容易了。
我担心弟弟走父亲年轻时的老路，赌博、负债累累，好好的生活和一个家折腾得不成样子。虽然，父亲后来浪子回头，不过为时已晚，直到父亲去世，家里都还欠着一屁股债，没能真正翻身。那几年，母亲最担心的是，我和弟弟因为这一屁股的债成不了家。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和别人的梦想就不一样，我的梦想特别简单：哪天放学回到家里，没人上门讨债，母亲没有以泪洗面，家里的门槛不会被债主踩破。
但我没有勇气跟弟弟深入交流这些梦想，因为它显得如此幼稚，不可理喻，甚至带着刺，压根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该谈论的事；我更不可能跟弟弟说起万家灯火，说起大地、星空、岁月、死亡和永恒，告诉他，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