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冬至2020年春
2019年9月5日，渔人码头开工。这一季赶上了蚝的丰收。中秋节后，“老红军”和老二带了两个新的老乡回到码头。他们把寄存在隆江猪脚饭店里的锅碗瓢盆和小家电取回来，在湾厦路38号那间公寓里租了一间更小的房。
“老红军”说：“四楼这一间特别小，二楼没大单间了。”房东告诉他，下个月才能腾出个大单间。目前，算上老张，五人挤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单间里。一张双层架子床和一张单人床占据了整个房间，狭窄的过道里也堆满了一排行李包和五六双拖鞋。这间房月租1800元。换到大房间，月租2800元，比上半年涨了600元。“房东一分钱也不让。你不租有别人租。我们还是提前给他打招呼才留下了这间。”
老张在单人床上坐着，小张还在老家。原本夏天小张在深圳湾里养蚝；他母亲一直在华洋大酒店里刷碗；而老张在隔壁一家超市做夜班搬运工，负责蔬菜上下架。天天还能看老婆一眼，老张觉得一家人还是在一起的。由于小张干了二十多天，忽然没活干了，只好另谋出路。此时超市缺人，老张让儿子来做搬运，小张不愿意，于是一个人回到了云南。9月24日，老张离开超市又回到码头挑蚝。超市只是过渡，码头才是他的主战场。
老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捧着一台袖珍电视机听民歌。新来的两位老乡，分别躺在上下铺休息。上铺那位，原是一个货车司机。他长得粗壮魁梧，第一次跟“老红军”来到码头。他挑了半天蚝，受不住，决定打道回府。“老红军”要送我当地特产，他拿出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油煎蜂蛹，有几只已经羽化，长出了毛茸茸的脑袋、黄黑相间的腰腹，以及黑色的双翅。这是“老红军”最好的礼物，都是他上山抓的。他说，这个营养好，蛋白质含量高。我不能辜负他的热情，于是拈了一只蜂蛹投入口中慢慢品尝。口感嘛，跟炸蚕蛹、炸蚂蚱差别不大，香香脆脆，有一点油腻。“我从我们那边还带了一点牛肉干过来，”“老红军”说，“这边房间太小，没有冰箱。”“老红军”又从编织袋里摸出一吊粗壮的方形牛肉，用盐腌制过。“老红军”凑上鼻子嗅了嗅，拿一把小刀子切下来一截送给我。
老张发福了，脸上的轮廓圆润了不少。整个夏季他在那家水湾福伴超市上班。“我在水湾超市里做事，人都搞得没有力气。就是上菜下菜，车来了就是卸货。不辛苦，但是熬夜。我们是上夜班。”老张用尖细的嗓子不断自嘲。月薪3600元，老张干了三个多月，拿到了一万多块，但是这个工作把他的身体搞垮了。
“累是不累。超市不使力，人胖起来了没力气，病了一样。长胖了三公斤，就是没力气。以前从老家到这里来担蚝，轻松得很。现在从超市里出来去担蚝，累得要死！干了四天，好难受。眼睛就像冒黑花一样，花花的闪着呢。”
“说明在超市里干久了把人干废了。”我说。
大家哄然大笑。
“是啊！我们劳动人民就是要劳动的。”老张说。超市里有十几名员工，分别负责水果、五谷、蔬菜、鱼类、肉类几大区域。每天凌晨一点上班，上午十点下班，老张通常要提前半小时或一个小时报到，捱到上午十一点下班。每天上完菜，就是包冬瓜、包南瓜。冬瓜、南瓜被切分后要用保鲜膜裹起来。对老张来说，这活实在太轻松了，就是时间长，熬夜。老张又埋怨起超市的伙食：天天晚上吃稀饭，整天吃植物油——低档的植物油，老张吃惯了猪油。食堂师傅做的菜又太难吃，老张每天像吃斋一样难受。有一晚，大家实在忍无可忍，把食堂的锅碗全砸了。老张有时自己买点零食充饥。干了三个月，他感到双脚开始发飘，如果继续在超市待下去，人就要彻底废了。“幸好小张没去超市上班，他还是回去好，否则也要废掉了。”
老张的老婆来了。她穿着一件深蓝底白点花纹蕾丝的老年短袖上衣，刚从华洋大酒店下班，拎了一盒酒店的糕点和粽子。她有两颗兔牙——也遗传给了小张。除了床板，房间没别的可坐。我赶紧挪到床中央，把床沿位置腾给她。她热情地为大家发糕点和粽子。
新来的两位老乡和“老红军”是同寨人。下铺那位姓王，叫王洪善，四十八岁，是“老红军”的隔壁邻居。他是第一次来深圳。他的媳妇和两个女儿在老家，大女儿大学毕业了，念的是酒店管理，在蒙自县城上班，小女儿在上初三。老王曾是种三七的老板，过去在家里种三七赚了些钱，盖了栋三层高的新楼。如今种三七不挣钱，今年，他就跟着“老红军”出来挑蚝。昨天他是第一次挑蚝，中午没吃饭，感觉有点累，今天很快就适应过来了。
上铺那位是老张的远房妹夫，也姓张。我问他怎么不干了。他说：“脚痛，腿不行。”我说：“不会吧，我看你身强体壮，力大无穷。”大家都笑了。干不了活，吃不了苦，在这里是要被人取笑的，模样长得再高大也不顶用。“老红军”说：“他是个头大。”老张说：“他没有实力。”码头是拼硬功夫的地方。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压肩，要扛得上七八个小时。对挑蚝人来说，最累的时候是下午一点。那时刚吃过午饭，天气热，人又困，使不上劲，满脸刷刷地流汗，有时候是眯着眼睛在挑蚝。
老张说：“以前也有一个开大车的河南人，到码头来挑蚝，肩膀上挑了这么大一个包。”老张用双手比画着伤口。“没办法，就用毛巾包着那个扁担。”“老红军”说，“那个毛巾也浸满了血，血都流出来了。他坚持挑完了。”我傻傻地说：“可以换一个肩膀啊。”老张说：“两只肩膀都搞烂了。”那个河南人原来开翻斗车，砸死了人，破了产，就到码头来挣苦力钱。后来，他的肩膀终于不流血了，长茧了。大家敬佩这个河南人。老张说：“我给他擦过好几次药，他看不到伤口。这样的人，没办法。他坚持到了最后。”老张挺会照顾人的，是大家的外科医生，谁有了病痛就找他弄点药来擦一擦。
当晚，在家闲了三个月的小张坐大巴从蒙自出发，第二天抵达深圳。那位开过车的老乡——小张的远房姑爹，嚷嚷着要回家。“我一来，他看到我就想回家。他什么也不懂，人家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他也不懂怎么坐车。”小张亲自把他送到东莞汽车站，目送他坐上回家的长途大巴。老二取笑这位老乡，模仿他挑蚝的样子，缩肩驼背，耷拉着脑袋，一摇一晃的，像个滑稽的小丑。过了几天，老冯也来了深圳。紧接着是小蔡、小冯和小左。小蔡带来了他的哥哥，小冯带来了他的父亲。小冯的哥哥本来也要来。他新婚不久，为了结婚落下一屁股债，挣钱是他目前最紧急的任务。他是村里的会计，月薪虽只有1600元，村里跟他签了三年合同，不肯放他走。总体而言，这支队伍比去年壮大了一倍。他们分开各自租了房子。小冯父子和另一个人在渔二村租了一个单房，房间墙壁上留着两幅婴儿的照片和一幅外国情侣欢爱的照片。
今年蚝长得肥，也卖得贵，码头上兴旺起来了。大蚝一担重达二百多斤。有的老板并不急于出货，还想等个更好的价钱。老冯说：“今年养蚝的人大大的发财了！”10月，他们从403房搬到了301房。四个安徽籍挑蚝工住进了403房。国庆七十周年那天，码头也放了假，“老红军”和小张等人在一家快餐店看国庆阅兵仪式直播。一身迷彩服的“老红军”坐在凳子上看得很入迷，飞机在空中摆出“70”造型，一辆辆插着红色战旗的东风猛士从华表前缓缓驶过。小张说，感到国家现在富强了，很自豪。半个月后，“老红军”大概得了脚膜炎，脚痛得厉害，回老家养病去了。“担子压得超重了，脚后跟痛。”老张说。加上本身肥胖，“老红军”的身体开始报警了。在令人敬佩的重活中，我以为他们如机械一般强壮，却忽略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意识到他们的身体也是会衰败的。11月8日下午，我和阿温来到301房，这是一室一厅，一共摆了三张架子床，约二十平方米，月租2800元，上个月的水电费249元。下午一点，码头休工了，这天每人挣了210元。推门进去时，老冯、老二和老王正在床上呼呼大睡。老冯在上铺，老冯和老二共睡一个下铺。我们又走进里间，小张正在上铺睡觉，老张坐在板凳上刮土豆。
我们的到来惊扰了大家的休息。小张从上铺爬下来招呼我们。老冯、老二和老王也醒了。大家从睡眼蒙眬中活泛过来，沉寂的空气中很快又开始爆发出欢笑。
夏天，小张为了出海养蚝花八百块办了张出海证，可以管四年，没想到现在取消了出海证——带上身份证就行。那段时间，小张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赶到码头，队长老王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由每个养蚝老板现场要人。如果有活干，就让你上船，上了船就意味着有钱赚了，干到中午十二点或下午一点就是两百块；如果没有分到活，只好回去睡大觉。小张不是养蚝熟手，并不抢手，有几次没有分到活。养蚝需要技术，他还不太适应蚝排作业。“那个蚝排，下面用桶，上面用竹竿，空隙有这么大，”小张用双手比画着空隙大小，“要会走会跑，要又快又准，很难。我们刚去的年轻人不敢跑排，去了一个礼拜才敢在排上跑。”年轻人都要下船跑排，在排上系绳吊蚝，只有年长的才让待在船上干些递蚝苗的轻松活。小张说：“你不下去跑排，人家会说你，催你快下来。”
有的养蚝老板比较豪爽，带上红牛，在大家干得疲倦的时候忽然喊道：“喝水！大家喝水！”下面干活的人就喊：“老板发财！”大家喝红牛，喝汽水，喝矿泉水。小张说，反正有喝的就行。老板请大家喝水，成了海上一道解闷去乏的常规“节目”。出海是一项重大考验。养蚝，抄蚝，都需要一副好身体。每次抄蚝回来都会一身湿透，要扛得住寒风。队长老王曾叫过小张去抄蚝，小张没有答应，老王从此再也不叫他抄蚝了。
“像我们身体不行，就不能出海。”老二说。
“你太笨了，你肯定不行，”老冯说，“如果你掉到大海里遇到大鲨鱼了怎么办？”
“你不要吓他。”小张笑道。大家忍不住笑起来。
“老王也叫过我好几次，我不想去。”老二说。老二是大家的开心果。他一直穿着那件军绿色老式中山装，前襟敞着。他有一种顽童般的质朴可爱，直来直去。他每次说话透着股冷幽默的劲儿，但表情相当严肃，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模仿动作，笨拙而滑稽的样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家偏爱针对他的个性去挑逗他。老二喜欢天天捧着一台袖珍电视机看云南民族歌舞。小张怂恿他为大家来一段。
大家相互打嘴仗，过嘴瘾。他们对美女只是嘴上的兴趣，也从不去洗脚店。“哪舍得那个钱，她们洗脚也洗得不好。”老冯说。“老二背着我们偷偷去过。”“哪里去了！”他们对娱乐场所没有兴趣，舍不得花这个血汗钱去享受。小张也只是在蒙自老家跟朋友去过一回。小蔡、小冯倒是隔三岔五去洗洗脚，他们会享受生活。301房的业余消遣就是睡觉、打牌、逛街，他们习惯了节俭。他们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埋头挣钱。
头几天，他们有一回挣了七百四十块，那天干得老冯直摇脑袋，累得快趴下了。第一次来的王洪善很快适应了这个节奏。第一天上工稍有些累，三天过后，他就习惯了。老冯说如果能坚持到七天就是英雄了。
我们正聊着，小蔡忽然进来了。他穿着大裤衩和半袖灰色T恤，踏一双人字拖。半年没见，小蔡瘦了一圈，体重减掉了十斤。整个夏天，他在老家一个烟站里干活，跟烟站签了劳务合同，活儿不累，主要是帮人评评烟草收购的等级。“在家不找事做，天天闲着也生活不下去。”一个礼拜前，他结了烟站的活，就带着他的大哥一起来到深圳。他跟他大哥，“水货”小左，还有一个元阳县老乡，四人住在415房，一个很小的单间。他们想换个大房。除了“水货”天天到外面吃快餐，其他三人合伙做饭。这些云南老乡保留着农村传统习惯：炒菜爱用猪油而不是植物油。小蔡说在码头干活吃植物油没有气力。小蔡反复挽留我们吃饭，他要下楼去蛇口市场买菜。
“老红军”在蒙自老家调养了半个多月。他虽参保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报不了门诊费用，自费看病花了一千多块。医生说，那根脚筋没有弹性了。“老红军”遵照医嘱每晚泡一泡生姜水，搽一点药膏。“老红军”拍过片子，医生发现他的脚骨比一般人长得粗，这是从小干重活的适应性变化。脚还没有好利索，走起路来有点跛，他又回到了码头。他舍不得错过挑蚝的黄金季节。
12月4日，老冯也回了蒙自老家，因为他老婆要做白内障手术。“老红军”的丈人过世了，他不便抽身回去，小舅子冯育传回到了云南文山。老丈人有三儿两女，冯育传是老幺。“老红军”和另一个连襟按照当地的习俗凑钱送了一头猪，请了乐队去吊唁。老二依然是把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最近他也穿一套军绿色迷彩装，走在路上，也被人叫作“老红军”。新来的王洪善越来越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水货”跟小蔡因为一个牛皮闹翻了。“水货”不改吹嘘之好，对别人夸耀自己在老家烟站里打工挣了五六十万，同在烟站里上班的小蔡当面戳穿了他的牛皮。小蔡才挣了一万多元。“牛皮吹得太大了！如果我有五六十万就不到码头上打工了。”两人为此翻了脸。小左愤然搬离公寓，在另一栋楼找了个单间，房租每个月才600元。因为那个房子晦气，上一任租客是个打鱼的民工，前不久喝酒喝死了，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我问老张在码头上干得是否习惯，体重有没有降下来。老张说，习惯了，降下来了。“他的腿现在有力了。干这个体力劳动，能够强身健体。”“老红军”说。饭菜做好了，我们在外面的楼道里张罗着晚餐。今天我们来了，他们特意把晚餐挪到了屋外。这里正好是一个楼梯转角平台。众人架起折叠桌，摆上数只塑料小凳。电饭煲放在墙角一堆未拆封的建材上，背面有一个消防栓。我们摆上从蛇口市场买来的两份烧鸭。菜依次上桌，用两个大不锈钢碗盛着，还是原来的风味：水煮猪肉芹菜，猪血豆腐白菜汤。大家忙着摆碗筷，阿温往一次性塑料杯里斟酒，众人入座开吃。房东的母亲从隔壁房里走出来，笑盈盈地跟大家打招呼。她不时出来跟大家聊聊。大家招呼她一块坐下来吃，她说吃过了。老人家有七十多岁，清瘦，着一件绛色老式圆领外套，右腕上套了只银镯。她问小张今天怎么摆这多么菜。小张笑道：“过年了，提前过年！”我说：“你们煮得蛮多。”王洪善说：“我们是干活的，就要多吃点。”老王——像当初的“老红军”一样，反复邀请我们去他老家玩玩。今年码头上有事做了，他们都打算不回蒙自过年了。我提议把楼上的小蔡也叫过来。稍顷，小蔡加入了我们。接着，他的哥哥路过，也被我们邀请共进晚餐。兄弟俩长得眉眼相似。小蔡他哥大他两岁，是个害羞的小伙子，成了家，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有八岁了。他俩虽然吃过了晚饭，但还是坐下喝酒。
这顿晚餐就像一场公开的宴席。楼梯上每路过一人，云南老乡们就喊：“来喝酒！喝酒！”一位送煤气的男人扛着煤气罐路过，他们也喊：“来喝酒！”每个过路人都是他们的客人。阿温一边劝酒一边问起了小蔡的婚姻大事，小蔡依然是单身。阿温问他有没有地域要求。“哪里都可以，就像人家唱的那首歌《无所谓》。”小蔡故作深情唱了起来，“无所谓，谁会爱上谁。”小蔡拜托阿温，给他做媒。我告诉小蔡，只有进厂才有机会。他说，等码头一关他也想进厂打工，找个女朋友，在码头上干活没时间聊微信。他说：“我有时间了，对方没时间，对方有时间了，我没时间。”
五十四岁的“老红军”借机也说，他也想找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做伴。妻子走后，他需要一个完整的新家。他的憨厚目光里流露出了羞涩。“老红军”强调了年龄要求：四十岁以下，太年轻，两人说不到一块；五十岁以上则偏老了。“最好是属鸡的。”看来“老红军”对属相颇有讲究。他会看一点风水，给人挑过坟地。最近，他在地摊上买了两本庚子年风水运程小册子。老二叫道：“找个老太婆给他！”大家笑了。老二再次叫道：“找个老太婆给他，找个老太婆行了！”
阿温曾参与过联谊活动，我让他帮帮小蔡、小冯、小张和“水货”小左。老二指着“老红军”说：“他也没有啊！”没错，算上他，一共五个光棍。再加上老二，应该是六个。不过老二压根没这方面的奢求，他已经打了二十多年的光棍，也准备打一辈子光棍。
我看着面前这六个光棍，他们之间充满乐趣，时而爆发出阵阵大笑。小蔡上回在码头挣了三万，这次打算挣个四万。他的老爸去年过世了，家里还有一个老妈。“过年了，我不回家，但要把钱寄回去给老妈。人家是广东挣钱广东花，我们是广东挣钱带回家。主要是自己的条件还没达到。挣到十万八万也要带回家，不多花一分。”
己亥年忽忽一去，庚子年来了。不久后，湖北及全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深圳形势异常紧张。防疫工作人员天天去码头检查，码头上所有的挑蚝工都戴着口罩干活。尽管感觉不便，但他们没有抱怨。正月初，“老红军”兄弟、张建军父子及王洪善提前离开码头回了云南。小蔡和小冯两家人依然坚守码头。没过两天，码头关了。他们滞留在深圳一时难以返乡，小冯偶尔去海边钓鱼，小蔡在工地上打临时工。
小冯喜欢广交朋友。他曾在己亥年漫长的夏季，驾着轿车跟一个做乡村公房的包工队辗转于云南省元阳县几十个村寨之间，结识了不少热情好客的哈尼族和苗族朋友。小冯负责做钢结构。平时他们住工地，有时没水洗澡，他就把满脚的泥灰在被子上蹭干净。秋冬之际，他又回到渔人码头。一年过去了，他依然单身，依然是纹龙盘胸，依然留着那撇胡子，酷似维吾尔族同胞。在码头上，小冯又添了几道伤痕。有一次，右前臂被蚝壳划开了两条长两三寸的口子，留下了凹陷很深的疤。他没去缝针。“多大个事。”他调侃道。有空他在码头上钓鱼，收获一大桶大鲳和罗非。他从不拿石斑。他说，那是放生鱼，宁捉小鱼也不拿放生鱼。他是掌勺的一把好手，常常做几锅好菜邀老乡和好友来一同分享。疫情期间，他和父亲窝在出租房里，等待着时机返乡。
小伙子仿佛一个美国牛仔，骨子里透着浑不吝的劲儿，一路上游游荡荡，哪里有活儿哪里歇脚，过得逍遥自在。和凯鲁亚克一样，小冯每到一处还写写日记——他不是用笔，而是用朋友圈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在路上”。他和这些挑蚝工一样有一种底层的粗犷，也有埋于心底的细腻忧伤。这些海边硬汉，有的能侃会说，有的表面木讷，生活中却充满了乐子。他们像季风一样出现在码头，有的人出现一次就消失了，有的人坚持了十年。在这座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洪流里，他们是一滴不起眼的水，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作者简介：萧相风，作家，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春天万物流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