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夏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老红军”和他的老乡们都在码头干活——对他们而言，既然在外挣钱，就没必要讲究什么春节了。但是活儿不多，这些天工钱一直徘徊在一两百之间。正月初六后才慢慢攀升到两百以上。2月20日，“老红军”的女儿和侄儿也外出打工去了。侄儿回到江苏南通的手机厂上班，女儿要去丽江打工。男女老少都离开了猛拉村。
春节后的码头人数不断激增。初六之前只有四十多人，这几天码头上一共来了九十多人。猛拉村也来了两位老乡投奔“老红军”。出蚝量也逐天上涨。这些蚝必须赶在清明节前后从海里收上来。
3月1日下午四点半，我又来到“老红军”的出租屋。房门是开的，“老红军”在床上睡觉。我走进了斜对门小冯、小蔡和小左的房间。老二靠墙坐在小凳子上，跟大家聊天。小冯在入门处一个狭小的隔断里做菜，砧板上有一堆被切成细条的五花肉，电磁炉上煮着一锅白萝卜丁，旁边还有一盆青菜和一碗待炒的红辣椒。由于新来了两个老乡，加上原来八个人，一共有十个人，于是大家分灶吃饭了。五个人在“老红军”那边吃饭，五个人在这里搭伙。今天是小冯值日，做菜是他拿手的本领。在老家，当客人达到三四桌的规模，小冯就上灶台掌勺一展身手。前几日天冷，抄蚝回来一身湿透的小冯忽然感冒了。他说，这几天没什么胃口，见到肥肉就想吐，但是不吃肉又没力气干活，他只好把吃肉当作吃药。
这个房间比“老红军”那间小了一半，但是收拾得比较干净。房里只有一床一桌。也是上下铺。下铺垫一张床垫，没垫席子和床单。小蔡和小左坐在床垫上，玩着手机。“每月房租1800元，”小冯说，“在我们那个地方，这么大一点就两三百块。”
我问：“明年还来吗？”
小冯说：“明年还不知道要不要来。”
老二说：“老王明年都不干了。”
队长老王一年在码头也能挣个几十万，大家说他也挣够了。现在码头上正在建房，两边停满了车辆，还有各类拉蚝的货车往来。“我们在那里，人家不好施工，工程车进不来。”
“谁来接队长的班？”
“不知道。”
“你们也可以接啊。”
“唉，接不了。”
“要有关系。就像在云南采矿，必须要有关系才能弄到采矿证。没有本地人，外地人开不成。”
“他是河南人，也不是本地人啊。”
“他应该背后有人。”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接得下的。他们只想在队长的带领下干活，不敢妄想另组班子。
“队长干了多少年？”我问。
“干了十几年了。自从有了这个挑蚝工，他就在这里了。”老二说。最初那几年，挑蚝工价太低，一个人一天也就是挣个五六十块。但是码头不缺工人，大家挤破头也要来干这个活儿。因此老王有了面试的讲究，用两大包装满蚝壳的饲料袋来考验试工者，从船上扛到码头，扛不上来就算失败。“后来有个人扛了两包上来，把腰搞断了，”老二说，“把人家干毁了。”老王就把两包改成了一包。过去工价低，干活不怎么赚钱，但是大家干活很猛，原来是一个人装车，现在是三个人装车还有些勉强。干活受伤是家常便饭。昨天老二被一块弹起来的跳板砸了脚掌，脚背肿得老高。我问他的伤势，老二说没事。一个叫老张的老乡来了，手里拿着一小瓶没有标签的药膏。老张调侃着老二，从瓶里抹了一手指药膏，给老二的脚背慢慢涂药。
今年赶上蚝的歉收。小冯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今天来深圳正好有五个月了，平均每个月只挣了三千块不到，每天划不到一百块，再扣掉吃住用就所剩不多了。“吃住下来，有个三千到四千就差不多，有四千块才划算。不算吃的，就是房租，一个人六百，加上水电就是七百多。算吃的话，一个月就剩下两千。”
这个收入让小冯失望了，也让大家失望了。他们每个人有空就给自己算账，收入多少，开支多少，一笔笔精打细算着。没过多久，失望的小冯率先离开了深圳。3月18日晚，他去自动柜员机转钱，回来时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里面夹有一堆证件，包括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幸好出海证留在出租房里。他报了警，挂失了银行卡，第二天回云南老家补办证件去了。随着出蚝量增多，3月20日码头人数增加到一百零一人。东边码头四个班，西边码头三个班，每个班轮流干，出货繁忙时所有班次一齐上。这天下午四点收工，他挣到了三百六十块。四点半，“老红军”在出租屋里做饭。我们拎着一只港式明炉烧鸭和一瓶白酒进屋。他脱了八角帽，裸着上身，一身肥膘坐在塑料小板凳上择着芹菜。他的头顶已稀拉一片了。
现在老叔、小蔡和小左等五人一起搭伙，而“老红军”两兄弟和另外两位老乡搭伙。这两位分别是冯家得和张建军。冯家得是“老红军”的小学同学，大他一岁，第一次来深圳。老冯是邻村人，也是“老红军”妻子的娘家亲戚，亡妻出殡那天，老冯也去了。张建军，今年三十二岁，他就是小左的干弟，年前在码头做了一个礼拜，因为颈椎不好回家养病去了。他跟小冯的关系最铁。他看过小冯发的视频，知道我们年前一起吃过饭。春节后，小张和父亲相继来到码头，干了一个月。如今床位不够了，小张就在床底打了一个地铺——地板垫了麻将席和被褥，就是他的床。地铺从床底露出一小半，能让胸部以上露在外面。他算是码头上的年轻人，有空时爱玩吃鸡游戏。他有点儿龅牙，脸上常挂着笑容。
我问他有没有结婚。
“没有。”张建军回答。
“三四十岁了，不用结婚了。”刚冲凉出来的老二坐在床上说。
“你不要说话！没事就乱说话，睡你的觉！”张建军笑骂。
“他不需要老婆！”老二继续打趣。
打趣逗乐，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这里每个人都是斗嘴搞笑大师。“老红军”再次邀请我们过年时去他们蒙自老家走走。张建军也显得热情好客。他说他们那里特别好玩，过年每家每户杀猪杀羊。当地人喜欢斗牛，看黄牛、水牛打架，即使要收几十元门票，看客依然火爆。小张很喜欢看斗牛。“老红军”说下次来要带一点蜂窝给我。张建军介绍，这是蒙自当地的一种野生特产，老李在家里时经常上山，找那种带蜂蛹的蜂窝，然后带回家，养大之后再把蜂蛹炒熟。“老红军”说：“味道很鲜，有些人可能会过敏，对蛋白质过敏的就不能吃。”
最近码头很忙，出蚝量突然爆发了。3月10日那天，大家挑灯夜战，从早上六点干到了晚上八点二十，那是这一季中挣得最多的一天：每个人挣到了七百六十五元。张建军说：“回来了，脚都不想走路。”大家都笑了起来，既是为七百六十五元高兴，也是笑自己累得不成人样。在他们看来，自嘲才最有意思。
“那天出货多，买的人多，挑蚝的也多，”张建军说，“有的人受不了，干到早上就跑了。”队长当天临时叫来了一些新手，结果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坚持住。按行规，中途放弃的，没有工钱。小张说，干不到吃午饭的时间就不给钱。有时队长也给他几十块钱。“年年都有新同志在干这个活。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也有。有的受不了。反正能干这个活，都是干过重活的。”
能不能在码头上站住脚，是靠真本事。老冯说：“最近来了两个河南人，看起来很高大，干了一天就走了。”老冯身材瘦薄，却有一股惊人的韧劲。这是他常年干重活攒下的本钱。不久前他跟一个新来的年轻人打赌：“你二十五岁，我五十五岁，看谁干得久？”小伙子说至少要干一个月。老冯说：“顶多三天。”当天出货多——挣了五百五十五元，第二天小伙子就不来了。
“去的时候很猛，猛了两下就不行了。在家经常锻炼过的就可以，”“老红军”说，“没干过重活的，搞一两个小时腰就受不了。不做了，要跟老王说，腰受不了了。如果不跟他打招呼就不给工钱。”
码头自有码头的规矩。张建军说：“一般你休息都要跟他请假。你不跟他说，第二天就屌你‘回家睡觉去，不用来了！’”2015年，有一天“老红军”、老二和小张在码头挑蚝，一直干到了晚上十点多，三人累得第二天起不了床。一直睡到上午八点老王打电话来才醒过来。“我们三个都干不动了，没起来。老王就打电话来说，你们三个怎么不过来上班？快点来，否则要扣工钱了。我们说，不来了，干不了了。”小张说到此处，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在笑别人。“当时赚五六百块。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一船接着一船干，一直没得歇气。六百块就是这个样子。两三个班，干完一船又来一船。那几百块钱不容易啊。”张建军笑道。
“我这个同事，他说他哪天想去体验一下，”我转向阿温，怂恿道，“哪天你去挑一下。”阿温私下跟我说过此事。此时他苦着脸连说不用了。这时，有几个河南籍挑蚝工来串门，给我们散烟。老冯和小张轮流冲凉，“老红军”把芹菜择洗干净，下楼买回了三只小碗。他说，小碗不够，只有大碗，吃饭不方便。原来他们一人一碗并无多余。我们的到来，给他添麻烦了。
我问“老红军”，河南的杜国展今年来了没有。“老红军”说不知道杜国展是谁。小张说：“可能叫不上名字。熟的人就知道名字。”码头上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甘肃的也有。这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相互之间从不打听对方的姓名。
“老红军”是鸣鹫镇猛拉村来码头挑蚝的第一人，是村里“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最早是文山州西畴县的妻弟介绍他到了码头——这位小舅子至今还在这里挑蚝，之后“老红军”带来了一批批猛拉村老乡。
“我是看他们困难，改善一点。”“老红军”笑道。
“他不带我们出来，我们连坐飞机的机会都没有，”小张说，“能看见飞机，但是根本坐不了飞机。”
原来坐飞机是“老红军”一项隆重的回乡仪式，每年都是如此。第一年，“老红军”带着老二去坐飞机，机票六百六十元，先飞昆明，再从昆明转车回蒙自。第一回去机场，老二怯怯地对老大说：“哥，飞机上面风大，坐车算了。”第二年，小张父子跟着“老红军”来到了码头，却赶上了蚝的歉收——跟今年的情况一样，有时一天只能挣十块钱，最高的一次才挣一百八。他们在渔二村租房，付一押一，因为提前退租，房东也没有退还押金。他们非但没挣到钱，反而倒贴了几千块。小张说：“我们跟老王说，不搞了，没钱了，要回家。老王说，不要走，再坚持一下，要出货了。后来我们回家了才开始出货。”那一年是他们仅有的一次没有坐成飞机。第三年，他们又来到了码头，小张挣了四万块，终于跟着“老红军”坐了一回飞机。于是，猛拉村跟着“老红军”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坐飞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四年来，蛇口渔人码头成为他们的另一个家。作为国家一级渔港，这个正在旧改中的码头将要迁移到别处，大家也不知道它迁往哪里。明天的事他们也不愿多想。
五点半开饭了。“老红军”和老冯做了两碗水煮猪肉芹菜和一碗猪血豆腐芹菜汤。我们满上了酒，相互碰杯。老冯善饮，酒和烟是他调节生活的必需品，每餐必整酒，每天必整烟，两天三包烟。老冯说，自己的家庭条件太差，1984年母亲得了白血病，去省城昆明治了七个月，那时穷，百分之八十的人医不起，于是在过年前回到老家等死，在新年二月过世。当时家里有老有少，七口人住一间房。老冯是三十岁才结婚。他有两个儿子，都二十出头了，在老家做事。大儿子小时候被自动切草机切掉了一只手掌，虽然残缺了，但他心灵手巧，会做泥水工和装修。大家聊到进厂的事。我告诉他们，我们工厂经常招工，其他没要求，身体健康就行，但是有文身的不要。小张说：“小冯就不行了，他身上文了一条龙，我在手上也文了两个字。”
“他在码头上挑蚝，这里有二十八个巡防武警个个都查过他的身份证，我们都不查就查他。”“老红军”说。
小张和小冯一块长大，一块上学，也是一块辍学。小张羡慕他酒量大，有女人缘。
“老红军”讲到了自己今后的打算，老家的房子已经修好了：“房子其实是给侄儿修的。”他的女儿终究是要嫁出来的。他已经没有压力了，现在攒的是养老钱。兄弟俩也别无他求，家里的地也不种了，每年来码头做一次，回家后就上山找找山货。以后从深圳到蒙自交通也更便利了。蒙自正在修建红河民用机场，不久的将来不必到昆明转机了。
“现在小孩还没成家。”“老红军”说，这是他唯一挂心的地方。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阿温说。
“跟我想的一样，来，喝酒！”老冯举起了酒杯，“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如今跟原来不同了，你操得了那么多心吗？”
“还是要操心。”“老红军”说。
小张只有一个姐姐，是家里的独子，也算是大龄单身。他的微信昵称是“只为等着你出现”。阿温鼓励他找媳妇要抓紧，要加油。
老冯说：“你三十二了，要操心了。我三十岁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老的老，小的小。老父亲有七十岁，兄弟才十几岁。一个人要看几张嘴，找不到条件好的。现在条件比我那时要好多了。”
谈兴正酣时老冯忽然把小塑料凳坐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凳子碎成几片，大家笑坏了。“买不起了，这个凳子八块多。”小张笑着劝他不要喝太多了。老冯说，我还没喝多呢，凳子就烂了。
大家谈到挑蚝这行到底还能干多久。“等我走的时候，你们可能都不在这里了。我搞了那么久，如果我要走了，提前跟老王说，他会掉眼泪的。”“老红军”说，“每一年我回家，来的时候，我都会带一点我们那边的特产送给他。他对我们有感情。”“老红军”在码头上干了五六年，和老王交情不浅。
“你要请他吃顿饭，他不吃你的。他说，你刚来也没钱。”小张说。
“要回家了再请他吃，他就吃。”“老红军”说。
“他说干完活等你赚钱了，再请他吃。”小张说。
老王在码头上有威信，做事有分寸。有一回，一个老板弄坏了挑蚝的工具，还在船上辱骂大家。老王说：“打！”大家都扑了上去。刚打了几下，老王说：“行了。”大家便收了。老王的意思是教训教训而已，别把他打伤。码头上也常遇到好心人。有个在附近上班的女孩，也是写东西的，工资不高，一个月大概五六千元。她买了几箱矿泉水送到码头，请所有的挑蚝工喝水。
阿温停了酒，说：“我今天酒量有限，我刚献了四百毫升血。我要不是献血，一定要陪大家好好喝。”小张在老家也献过血。他说：“献了更好。因为把老的抽出去，产生一些新的。”“老红军”说：“你献过血，你的直系亲戚以后需要输血，可以免费用同等血量。”“老红军”不愧是猛拉村的打工先行者，见识广。他也是个热心肠，每年带几位新人来到码头。今年是他带新人最多的一年。这次好几个人都跟“老红军”打招呼想出来挣钱，老冯就是其中一位。
“赚点钱，让他们好过一点。也有的人不知道好坏，还说你这个……恨我，也没办法。”“老红军”说。
“那是，十全十美做不到。”我说。
“八美就很好了。”老冯说，“八美就阿弥陀佛了。”
“我老婆去世后，我也没告诉他，他知道了后自己来了。”“老红军”感谢老冯念旧情。老冯管他老婆叫姐姐。如今老冯和他住在一块，真成了一家人。他们四人各有分工。“老红军”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煮面条。晚餐，老冯主厨，小张负责洗碗和拖地。
老冯是他们当中的政治家，喜谈国家大事。他说，这个地方条件好，靠近香港，开发得早，这个叫作天时地利。为什么过去广东的要跑到香港那边去，现在要倒过来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又谈到了红河州的发展，那边刚通高速公路，没有高铁和飞机，靠越南，还要提防战争。他担心战争来了，水库和电站有被炸的危险。他说，这边今年蚝老板被台风刮惨了，很多蚝排被风刮烂了，有四十多个排被刮得找不回了。
“今年养蚝的人，有些没赚，还贴本。”“老红军”说，“亏本的人要占百分之八十。”
“今年蚝不肥，我们挑蚝装车，是养蚝的老板出人工费。”小张说。
“不是买蚝的老板出钱，是养蚝的老板出钱？”我有些惊讶。按往年光景，养蚝的老板只负责把生蚝拉到码头，挑蚝装车的工钱是由买方老板支付。
“是啊。那个蚝又不好，死掉了一半。”小张说，“卖蚝，抄蚝，还要把蚝装上车，都要自己出工钱。”
“没办法，你不卖，我不要。”“老红军”说，“不卖，亏得更大。”
“都没有笑脸。有个老板娘愁眉苦脸地说，把人家要的货装上车，还要自己掏钱，不卖又不行。”小张说。
“他们跟我们那地方种三七是一样的。”老冯说。云南老家那些种三七的老板都亏本了，过去三七是每斤一百元，现在跌到了二三十元，不卖亏得更凶。农业渔业总是要看天吃饭，谁也看不准旱涝丰歉。今年的蚝不肥，还有不少死蚝，挑蚝工经常挑一些空壳。大家替养蚝的老板叹息，这一年亏大了。
今年码头出蚝少，但最初挑蚝工只有十几人，每人每天还能挣两百多块。听说挣钱了，其他人从老家一窝蜂赶来，老王也控制不了人数，一星期后码头上人数增至四五十，结果僧多粥少，一天只能挣几十块。“有三天只挣了二十块，有一天没出海，别说买烟，买水都没钱。”老冯说，“没办法，一起来的要同甘共苦。”除掉各种开销，他们一直亏了四个多月，从腊月二十开始才有了一点赚头。“老红军”说，到今天，一共做了174天，挣了两万一千多元，平均每天挣一百二十多元，扣了吃住，所剩不多了。
“来到这里了，回去也不方便，现在我们认识了，有什么零工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做做。”老冯说，“要钱没钱，要回去也回不了。大巴停在那里，但拿不出票钱。”他又算了一笔回家的账：从蛇口到宝安，要两块；从宝安到东莞，三十五块；从东莞到云南文山，有时三百多，有时四百多；从文山到蒙自要三十几块，然后再转一趟车从市里回到猛拉村。
接下来的两周，码头上不温不火，挑蚝收入不大。不过他们又开始同情比他们更惨的养蚝老板。大部分时候，他们挑的蚝，有一半是空壳，偶尔有那么几天出产了一批伶仃洋蚝，这批蚝壳小肉肥，长得不赖，一串要五十块，挑起来也轻巧。4月份收蚝接近了尾声。此时，云南红河的杨梅、樱桃、枇杷、马桑和香脆李正在一茬接一茬地上市。有两个老乡提前离开了这里，老张也从三楼搬到二楼，和小张等人住在一起。他是小张的父亲，快六十岁了，个子瘦小，脸上常挂着一种年轻人的羞涩。父子俩在这里干了四个年头。
小张依然在床底打地铺。这天收工早，他躺在被窝里眯了一觉，中途被我的说话声弄醒。他坐起来打个了哈欠。小张说，挑完蚝，他和小蔡、小左决定要留下来给老板养蚝。接下来，他要去办一个出海证。小张一家三口都要留在深圳，母亲在华洋酒店打工，一个月有三千二百元，父亲老张也要留下来找点事做。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夏季留在深圳。
养蚝从凌晨三点干到中午十二点，每天有两百块工钱。回老家，没什么挣钱的门路。小张一家人过去种过四年的三七，亏了二十万元。后来他又帮堂兄种三七，堂兄亏得更惨，把几年前挖矿挣的钱都填进去了。“现在种地不行，辛苦，种的东西又不值钱。如果挑蚝来得早，一年能攒四五万块钱。”小张说，“在这个码头上朋友也多，很好玩的。而且一干活，钱一分，大家就有信心干活了。有时你休息一两天，队长也说你一两下。每个人，他都要说。他就是要说说，心里舒服些。我们来了好几年，了解他的脾气。他也很好玩的，喜欢开玩笑。”
干完这一季，他们打算在临别前请老王吃个饭——这是他们每年例行的告别仪式。收蚝季节即将过去，大批大批的挑蚝工将要离开码头，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留下来——其中河南老乡居多，老王安排他们给老板扎排、吊蚝。一年到头，老王都要围着码头忙碌。有的养蚝老板已陆续从外地拉来一车车竹子，运到码头，工人们把竹子装上船，然后驶向深圳湾对岸。海面扎排的工作开始了。工人们每天凌晨两三点就出海了。扎排算不上很累，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挣五六百元。扎排之后，就是吊蚝。这些作业跟流水线一样，分工精细，熟手优先。有一批熟练工在海上干了多年，小张还是个新手。他说：“一般吊蚝是要老一点的人去拴。我们只是给他们递一下，轮不到我们。拴那个蚝要技术，人家拴得很快，一下子就拴好了。”他期待着自己的海上生活。
“5月1日就到期了，”老二说，“到时候我们要分手。”
“什么叫分手？”老张笑了，“不能乱讲。”
“到时候不要哭哟，不要抱着我们的腿不走哟！”小张配合父亲调戏老二。
“还分手分手的！”老张笑。
“分手嘛，可以走！”老二瞪直了眼睛，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对小张说，找女朋友的事要抓紧。老二插话：“他不抓紧，他不要了。”小张则提起了老二那个坐飞机的经典笑话。“哥，飞机风大，坐车算了。”小张说：“他是有点怕。我在码头上把这句话跟老王的老婆说了。他跟我说，这么多人，你不要这样说我嘛，我会害羞的，丢人嘛！”
5月初，小蔡和小左提前回了蒙自。他们对养蚝失去了兴趣。因为有一天小蔡在抄蚝时狠狠摔了一跤，对海上作业心有余悸。只有小张一人打算留下来。最近，他花了八百块办了张有效期三年的出海证。小张说，这次挑蚝要推迟到5月10日，因为每个班的人手不够，没法安装跳板，队长老王只好临时缩编，撤掉了东边码头。没想到，几天后队长宣布这一季挑蚝要延迟到5月底。“老红军”、老二和老冯自然也没想到。他们已经提前订了5月12日飞往昆明的机票，没法退票了。
5月11日他们凑份子宴请队长，也是散伙饭，地点选在渔二村牌坊旁一家海鲜鱼仔档，离他们的住处不到半里。他们也通知了我。傍晚六点，我拎一瓶汾酒赴宴。大家蹲在蛇口老街的护栏石礅上等我。“老红军”的小舅子和连襟老田一家人也来了，清一色的黝黑皮肤，他们都在码头上挑蚝。这是典型的集体流动的一大家子。年纪最小的是老田的儿子，只有三岁，他叫田仁宽。当父亲在码头上劳动时，田仁宽跟着妈妈在码头上玩耍。老田跟我同年，他的酒量还要胜过老冯。老二剃了一个光头，露一头青皮。这回他没穿赵本山的农民装，换了一身迷彩服。他的右手大拇指受了伤，裹着纱布。上次是右脚受伤。看起来他总是受伤的那位。在他们眼里，这不算什么伤。
我们走进广东人的海鲜鱼仔档。一批黝黑的民工涌入衣冠楚楚的客人当中，像咖啡搅进了牛奶里。“老红军”有点儿兴奋，拿着菜单点菜时声音有些微颤。“老红军”的妻弟叫冯育传，是文山州人。就是他最早介绍“老红军”来码头挑蚝的，这就像多米诺骨牌，然后“老红军”自然成了猛拉村的带头大哥。我给大家斟酒，致歉说明身体抱病，这次不能喝酒了。在乡村，酒是检验朋友的试剂。冯育传对我多番劝酒，对以茶代酒面露不快。老冯说，应该没事吧，酒是消炎的，不管打针什么的都用酒精啊。我忍不住笑了：“从外面涂可以，喝到里面不行。”张建军说：“李哥，那个酒自己能喝多少喝多少，大家随意，你是做过那个手术的。”
这是一顿大餐。“老红军”手笔比我在缪氏川菜馆要阔绰多了，他点了不少海鲜。椒盐基围虾、炒章鱼、煎鲷鱼之类都上桌了，还有一锅羊肉煲、一道铁板牛肉。老二因伤忌口，和我一样，多数不能动筷，只能看看。老王今晚本来是要来的，小张又打电话又发微信催他来。因为要拆东边码头，老王没法抽身，说不来了。
“你们喝酒，我喝茶。你们干杯，我随意。”张建军笑嘻嘻地说。老张坐在儿子旁边，头发凌乱地支楞着。他很少说话，也不能喝酒。张建军端起茶杯对老二说，以茶代酒，祝你顺风，明天坐飞机不用紧张。
老田干了五杯，依然面不改色。四十二岁的他比大舅子冯育传长两岁。我问老田有几个小孩。老田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瞥一眼老婆嘿嘿地笑了。旁人跟我解释，原来他是二婚，他的前妻生过三个小孩。
“老红军”总结了自己的年度收入，从去年10月到现在，“平均下来每个月是五千左右。”他们三人明早四点半从这里出发，花一百三十五元约了一辆小车，去赶七点十分的飞机。每次回去，他们的行李几乎要更换一遍。他们把被子扔了，下次来再买新的，把餐具和小家电寄存在附近一家隆江猪脚饭店里。酒喝得快见底了，老田老婆带着宽宽出去买瓜。冯育传试着再打老王电话。老王说事情忙完了，现在可以过来。
冯育传出去接应，老王很快来了。他一屁股坐在小张的旁边，手里还一直在接电话。老王穿着一件质地考究的灰白T恤，短头发，瘦脸，一张疙瘩脸比谁都黑。我在码头上见过他几回，他言行老辣，目光灼灼盯着众人干活，喜欢张罗事情。他终于放下了电话，扬起了窄长的下巴环视一圈，小而锐利的眼睛射出狡黠的光。他发现了我这个新面孔，用浓郁的河南口音问我在哪儿干。我粗略地介绍了自己。
大家共同举杯。我又向老王说明自己喝不了酒，老王并不介意。他见小张端着茶杯便骂道：“你喝这个啊，我弄死你！”小张和众人大笑。他又看着老二的光头说：“什么时候剃光头了？”小张说：“剃光头，坐飞机不安全啊。”憨直的老二听了嘿嘿发笑。
老王给大家散了一圈烟，又调侃起老李兄弟俩：“一个大王，一个二王。大王和二王，你们都要回去啊？回去干屌啊！”
“回去就是干屌啊！”老二笑道。众人又猛笑起来。
“码头上两大怪，一个大怪物，一个小怪物。”老王又侧身调侃起小张和老张。
“一个老怪物，一个小怪物。”老二跟着调侃。
“你们一个大坏蛋，一个小坏蛋。”老王转过来对“老红军”两兄弟说。
大家又笑了。“你不要介意，我这个人就是好开玩笑。”老王目光投向我，又转向大家游走一圈，“你们跟我在一起干什么事都是直接爽快。”老王很会懂得制造氛围，在众人中如鱼得水。他满口脏话发了一通牢骚。他说，最讨厌装×的人。他本身来自这个群体，在众人当中懂得笼络人心也很得人心，每次总能引起哄堂大笑。我出去买了包烟，回来时借机坐在老王身旁给他和大家散烟。我想近距离跟他聊聊。
“说实话，码头上一百几十个人，真的不好管理的，”老王低头向我凑过来语重心长地说，“各个地方的人都有。这里面的事情很复杂的，你知道吗？”
“老李和张建军他们对你评价不错，说你这人实在，不玩虚的。”我得先夸他两句，让他放下戒备。
“我对任何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玩花的。人家分四百你分四百，人家分五百你分五百。”老王提高嗓门环顾众人，“你问他们，昨天分六百五，你们得够六百五没有？给你们钱没有？昨天分六百五，大熊猫说要分六百三、六百四，我上去就他妈的骂他。昨天是不是分六百五么？”
“是的。”旁边的人应道。
“是不是啊！这个就可以了。人家分六百五，我也分六百五。”老王转向张建军父亲说，“是不是，大老怪？”
汾酒喝完了，老李拧开一瓶自带的劲酒，给老王倒酒。“慢慢喝，不要急。要吃点饭嘛，你急什么！”老王对“老红军”笑道，“慢慢喝，不要急。你姓李啊？”老王听到我在席间称呼“老红军”为老李，终于明白了他姓李。他瞪圆了眼睛，“那为什么人家喊你俩大王二王？”
“被大熊猫改的。”“老红军”尴尬地笑。他们兄弟俩在码头上干了五年，今天是队长头一次知道他姓李。码头上人们相互之间从不打听对方的姓名。大家明白这里是个草台班子，接踵而来转瞬而去，名字对他们没有意义。我倒成了唯一关注他们姓名的陌生人。
“哦。我以为你姓王。我也姓王，三横王。”老王憋着坏笑说。
“在码头上，谁都叫你老王啊。”老田戏谑，“大王，二王，老王！你就是老王啊。”
大家哄然大笑。
“那不是一个系统的。”老王笑眯眯地说，他指着一盘刚上桌的砂糖西红柿包蛋黄，“动起来啊，不要客气，一人一个。”
“大老怪，你要吃一个。”老王劝他夹菜。码头就是一个绰号俱乐部。老王几乎给每个人取了一个外号。“老红军”、老二被叫作“大王”“二王”。老张小张叫作“大怪物”“小怪物”。翻译叫“大熊猫”——那些蚝老板则叫他“北佬”。还有“榴莲班”“冬瓜班”——因为挑蚝工个个长得粗似榴莲，胖如冬瓜。专门装大车的，叫“大车班”。水货小左所在的班，则叫“水货班”。这当然也是玩笑。在老王的嘴里，每个人都得以重新命名。大家都叫他队长或老王。他的全名叫王和理，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全名。他直来直去却又心思缜密，既嬉笑怒骂又照顾到他人感受。他明白个人在庞杂繁华的深圳的那种渺小，同时他又知足于自己在码头上牢牢掌握的个人地位。“怎么说呢，在这里啊，很复杂的。现在呢好一点。那时间他妈的很乱。你来深圳多少年了？”“在深圳差不多十八年。在蛇口上班有八年了。”“我在蛇口这里已经有十八年了，但是呢，”老王忽然话锋一转说，“没屌料，没钱。”
大家共同端杯敬酒。老王指着张建军的茶杯说：“你呢，他妈的，你以茶代酒，我干你！”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老王问我今年有四十岁没有？老田说：“四十二了，我们是同年的。”我问：“老王贵庚啊？”“啊？”老王没听明白。我又重复了一遍。老王说：“什么贵庚？”我说：“就是多大年纪？”他说：“我今年五十一了。”“那你看起来还行啊，像四十多。”“我这人爱笑，吃喝，干什么事对钱看得不是很重要的。比如，有老板请我吃饭，我说，可以啊，上哪里啊？最后吃了喝了，问，是你出钱还是我出钱？肯定是你出钱呐！你是老板我是老板？我给你打工，还是你给我打工？有人说，老王啊，这个性子挺开朗的，跟你在一起啊，很爽。”
“要多活几年。”
“肯定要多活几年。”
老王算是混得不赖。他有一儿一女。他和老婆刚来深圳的时候，女儿还在乡里上小学三年级。两个小孩听话，成绩都挺不错，双双考上了重点中学。如今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医院上班，月薪八九千。儿子刚考上了研究生。“享福了。”“不是说享不享福，主要是争气，大人有光。不管怎样，小孩子有本事，大人沾点光。”老王自豪地说，“现在我儿子他妈的有一米八一。比我高一拃。他妈的，有两百一十几斤。”我说：“那要减肥了。”“这个月减三斤，那个月减三斤，现在还有两百一。还是重了。”“还是胖了点。”“要是一百八、一百九还行。”老田插话说：“不是，如果你个头高了，不胖一点就太难看了，就跟那个电杆一样的。是不是？”
又上了一盘白切鸡。老王对老二说：“慢慢吃，不要着急，二王啊！”“你姓李啊？十八子！我为什么喊你们‘大王’‘二王’呢。你们不老实吧！我问你们姓什么。你们说，我姓王！大王二王！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姓李。”老张嘿嘿窃笑。老王又转而问老张：“你姓什么？”我代答：“他姓张。”
“你姓李，我还喊你‘大王’‘二王’。”老王抬起醉意朦胧的目光对老二喊道：“老二，你姓什么？”老二瞪大眼睛喊：“李啊！”
“二王，我对你怎么样？你还差我一瓶酒，”老王又向老二提起一件旧事，“你一瓶我一瓶，你忘了没有？我跟你打过赌的嘛！”
“看到美女，你嘎叽我嘎叽。”小张取笑他们。
“你不敢嘎叽，嘎叽个屌！”老二憋着一肚子话终于对老王爆发了，“你五十块钱舍不得出。”
众人大笑，老王也哈哈大笑。我不太清楚他们说嘎叽是啥意思，但肯定是那方面的意思。老王又跟我讲述那件旧事。有一晚，他和老二你一瓶我一瓶，你一个菜我一个菜，酒足饭饱后打赌，结果老二输了一坛酒。“他这个人呢，脑袋反应比较迟钝一点。”老王对我耳语，又大声跟老二打趣：“二王，走的时候再给我留一千块钱放这里，你不给我钱，我拉着你不让你走的。”
第二天早上“老红军”三人就要离开深圳。谁也没有料到今年挑蚝会推迟到五月底。“老红军”说不好意思，买了机票退不了。老王打断他抢白道：“不要说了，你们该走走，我拦你们没有？想走就走，我不拦你们。你不要说我怎么怎么劝。你说，我干烦了，老王，我走啦！我家里有点事。可以的，你走没问题。”
老田老婆端了一盒削成片状的西瓜带着宽宽回到餐厅。宽宽拍着老王的背喊爸爸。老王一回头，宽宽发现错了，惊愕地睁大眼说：“咦，爸爸呢？”妈妈说：“看错啦！”大家都笑痛肚子。老田忍不住笑道：“傻啦吧唧的。别人可以认错，老爸不能认错。”
餐厅里人声鼎沸。大家又举杯。
我们正在聊天中，宽宽忽然对老田说了句脏话。老王语重心长地说：“对小孩可不要那样教育，要那样教育可不是你的福。”老田说：“在家里从来不会，过来的时候，是谁教了他。”老王说：“小孩不能那样骂人的。就像我的儿子，今年二十三了，可以骂人了。”老田无奈地笑道：“他妈的，那天晚上，就我们两口子，他把我的手机摔烂了，我们瞪了他一眼。他就说，你们两个大坏蛋。他妈的，我说谁教的啊？”老王说：“这不合逻辑的。惯孩子不是那样惯的。”
我问老王这些年在码头上挑蚝的有多少人。“最高峰的时候，有一百四十几个人在这里干。最低谷的时候，有六七十人。为什么呢？在这里弄点钱，难度很大的。你看他们是担蚝的料，但是出海，他们是干不了的。大家来了，每一个人是什么性格，每一个人有什么能力，我可以说我知道。来一个人干什么事，要对症下药。你什么料，我就安排什么活。”
码头最早开在海上世界。2000年，老王跟着两个老乡一块挑蚝，后来老王带着大家一块干，队伍也越来越壮大。那时挑蚝不挣钱，挑一担才八毛，后来涨到三块八，现在涨到了四块八（到挑蚝工手里是四块）。那时吃个快餐要三块五，现在则要十五块。2012年至2013年，开码头的蚝老板打算从挑蚝工钱里抽水，要抽15%。老王不答应：“抽我一毛钱的水，我都不干。你抽我一分钱，我都不干。我挣多少得多少，跟你没关系。”码头老板威胁他：“老王，缺了你，我照样干。”老板撤掉了老王，自己带队干，结果工人来一批走一批，走一批来一批，最后码头守不住了。老板又找到他说：“老王，我不抽你水，你干不干？”
“你不收我的钱？你给我拿五万钱，我都不收你的破摊。六万、八万、十万，老子都不搞。我一个人都不给你。我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老王当场火了，气呼呼地叫，“你没钱吗？你有大把的钱。该你的给你，该我的给我。咱俩不掺搅。”这大概是老王最引以为豪的事，他憋了大半年终于扳回了局面。“兄弟们就佩服我这一点。我屌都不屌他。我当时就发火了，他是本地人，欺侮外地人。差我一分钱，老子都不给你干。我的性格就这样。我攒到多少钱，跟老板没关系的。我很置气。”
老王翻来覆去讲述这段历史。尽管他并不明白什么是工人运动，尽管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他特别自豪，反复捞这件事来说。“人心要齐。如果有九个，八个人说不干，其中有一个人说，我干！你说我怎么搞？这就很难管理的。我在这里干这么多年，很难做。我就这个意思。我说不干，谁他妈的要干，我弄死他！第一，他压咱们的价格咱不干。第二，他抽我们的水我们不干。我这个人很粗鲁的。但是我这个人对老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少一毛钱，我都不屌你。你屌我可以，你不能屌我的兄弟，我的兄弟不是你屌的。人家是跟着我干活的。他妈的，要是骂我兄弟，我上去打你。你问他们几个，你问你老乡，还有别的老乡，河南的、河北的、四川的、广西的，哪里人都有。我能搞得定，就是我的本事。我不差你一分钱。”老王目光迷醉逐一对大家说：“我差过你一分钱没有？我差过你一分钱没有？”
大家说，没差。
老王又把目光收回到我这里，说：“跟你这样说，兄弟，十个人抬一个人好抬，一个人抬十个人就不好抬。我不差任何人一分钱，我有能力的！知道吧。”
“需要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我继续夸赞，老王看起来有点醉了。
“因为你老乡也是我兄弟，”老王说，“老李！”他盯着“老红军”，期待他回应。
“他是记者。”“老红军”忽然对老王说。我的同事阿温有几次告诉过“老红军”，我们在写挑蚝工的文章。因此“老红军”一直把我们当作了记者。
“我不是记者。我们在公司里有一份刊物，我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记者。”我尴尬地解释自己的工作，我在公司里做宣传工作，编一份内部报纸，也做过一些采访工作。业余写点文字，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我又不是什么专业作家。我无法去解释这种身份。我担心老王明白了我的写作身份后交流会有所顾虑。
“我跟你交代很明白了，我这个人干什么事，我不亏待他们。”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乡音的显露，老王的河南舌头越来越卷了。
“平时我是拿笔杆子吃饭的，写东西的，跟报社那些记者不一样，是公司里搞的那种宣传。”我再次解释。
“那个我懂的。”老王说。
“平常出来玩，交交朋友。”我说。老王让我存下了他的手机号码。“不管怎么样，我对兄弟们不薄的。”
“平时也多照顾一下他们。他们也是实在人。”
“我什么事有分寸的。”老王黝亮的脸色透出了酡红。他说管好底下一百四十几号人不容易：“我出这么多力，挣这么多钱，谁不给我钱，我立马发火就爆了！”
我说：“理解理解。你在码头上要左右协调好。”老王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卷舌头道：“理解，理解就是万岁！兄弟，后会有期。”他起身对大家说：“听见没，我要走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跟兄弟喝了。兄弟，后会有期。大王，后会有期啊，你走我不送你。光头，刮得怪光！后会有期。”大家起身要送，老王叫大家坐下。他一人摇着醉步离开鱼仔档，晃入了老街的夜色中。
“老红军”喊结账。老板娘跑过来把小单子递给他：“老板，一共988块，就收你980块。”“老红军”从上到下扫了一眼单据，拉开拉链，从钱包里抓出一叠红票子，点出十张，掂在老板娘手里。他有些激动，有些兴奋，目光绷紧又自然舒展。尽管是大家凑的份子钱，大概也是他这一年来最大的一笔消费。
我们迎着晚风回到湾厦路38号。小张用钥匙打开213号房门。灯光照亮时，地面、墙上、床头有七八只正在聚会的小蟑螂四下逃亡。小张的地铺还在那儿，要不了几天，这里就要空了。原计划留深的老张做到月底也要离开。小张和母亲将继续留在深圳。小张打算与一个四川人在渔二村合租一间单房，他将加入一支二十几人的养蚝队伍，开启一段海上生活。往年小张会从老家带几条自制的扁担，以每条十几块不等卖给码头上新来的挑蚝工。关系好的，也会赠送。这个夏天将是他唯一一次留在深圳度过。
“老红军”三人明天就要启程了。老冯在走廊里和大儿子通电话，明天将是他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机票720元，打的135元，人均45元，从昆明到蒙自一趟大巴还要一百多块。老冯合计了这一趟路费要花一千块。他节俭惯了，劝说“老红军”还是去坐大巴。但是，最终少数服从多数。
“算是体验一把、享受一回吧。”我宽慰老冯。
“是啊是啊，享受一回。”老冯也安慰自己。
“下半年还来吧？”
“再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