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冬
一年过去了，2018年初夏的一天，蛇口建于二十世纪的渔人码头忽然变得面目全非。正中央的两栋九十年代的高楼：海吉星大楼A栋和B栋，以及周边楼群在八台挖掘机的撞击下坍塌了大半。这块占地近三万平方米的场地被一圈夹芯板包围起来，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旧改施工现场。混凝土像饼干一样碎成一块块，生锈的钢筋从水泥中抽出，一丛丛，一缕缕，如乱发在瓦砾中飞扬。两台黄色的日本加藤挖掘机在灰尘里挥着铁臂砍削旧墙，两台红色的韩国斗山炮机举起尖锐的破碎锤刺向残垣断壁，三台环保除尘风炮机持续喷着水雾。
渔人码头也要旧改了。这块地被华侨城公司拿下，将改造成一片商业楼群和商务公寓。旧改始于4月14日清晨，一声爆破巨响，烟雾腾空而起，然后挖掘机进场，两栋大楼很快被夷为一片废墟。两年后，这里将高楼矗立，变成第二个海上世界。充满想象力的商业占据了这片海岸。这个作为渔港意义而存在的最后的港口将从此消失——蚝民渔船要迁往他处，包括渔政船、舢板和蚝船。蚝业也许彻底从深圳销声匿迹。
拆除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
电锯声和蝉鸣此起彼伏，这是半岛生长的声音。2018年9月19日，我又拨了老杜的手机。还是那个南阳号码，电话通了。手机里断断续续传来老杜的乡音。他在家里刚刚收完花生，现在准备种麦子了。“今年你还来挑蚝吧？”“过一段时间就过来。”“大概什么时候过来啊？”“九月份吧。”老杜说的九月份是指农历，他要过完中秋之后再看看。
中秋后，老杜一直没来，我倒是遇到了“老红军”。10月17日，我来到码头。岸上又搭起了跳板。上午十点，七八个挑蚝工散落在码头周围，闲极无聊地等待蚝船。翻译“熊猫”也在码头上闲逛。他依旧穿着一身迷彩服，戴了顶迷彩奔尼帽，挺着将军肚，脸膛还是那样黑而胖。有的人坐在旁边的树荫下打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岸边徘徊，还是那身迷彩服。“老红军”回来了。我过去跟他打招呼。
“河南的那个老杜还没来吧。”
“老红军”说老杜没来，现在没什么活干。这一天顶多能挣七八十块，刚好保到一天的伙食和房租，中午十二点钟就收工了。等活多了，再打电话叫他们来。“老红军”全身武装，风采依旧，迷彩帽，迷彩服，再加一双高帮解放鞋。还是那样壮硕，不过脸颊瘦削了，眼睛里有一抹沧桑，衣扣总是敞着，露出厚实的古铜色胸膛。我又问起山东的老周，“老红军”说，春节的时候老周就不在这里干了。今年的情况与2015年很相似，蚝长得慢，收蚝的时间晚了。养蚝的谭老板说，今年雨水少，蚝还没长肥，收蚝要比往年推迟很多，他投的二十几万还泡在海里。这个时节，码头上只来了二十多个挑蚝工，没什么活，有的人到其他地方打零工去了。
“老红军”是在台风“山竹”过后不久才来码头的。他算是老乡当中的小头目。“老红军”叫李振家，五十三岁，家住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鸣鹫镇猛拉村，离市区约有二十分钟车程。那里人多地少，每户不过两亩水田，主要作物是稻谷、玉米和土豆。“老红军”的地全让别人种了。他长年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拌水泥。在蒙自打小工，一天顶多挣到一百块。人们想要挣得更多，必须要远离家乡到外面去讨生活，离得越远，机会越大，挣得越多。人们一直在往外走。往外走，意味着有出息。2014年，“老红军”经过小舅子介绍来到码头挑蚝，那年挣了四万，一时高兴，返乡时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后来这里就成了他每年往返的地方。每年他像候鸟一样，在中秋后出发，五月回到老家。如果不出意外，每年回乡他都选择了飞机。坐飞机回乡，这对猛拉村的农民来说是挣脸面的事。
旁边是他的弟弟，老二李振强。老二四十六岁，黑脸膛，一身军绿色老式中山装配一顶同色的八角帽，帽檐破了边，胸口和肩上沾着蚝泥，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农民行头，酷似小品中的赵本山。他们兄弟俩是猛拉村闯深圳的先行者。今年他们又带了几个新人到了码头。
现在没什么活儿，大家度日如年。
“活多的时候，干到晚上七八点，”老二拍着自己的肩膀说，“这里就搞酸了。”
今年码头开工时间延期了，过去早上五点就可以开工，今年规定要在六点半之后才开放。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老红军”说，这是他侄子，今年他带了两个侄子过来。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深圳。他们原来在老家开拖拉机和解放牌卡车。这个年轻人捧着手机在玩跑酷游戏，伴着快节奏的音乐，安吉拉不断朝前奔跑，一路叮叮当当地吸金。我怀疑年轻人能否受得住这份苦。“老红军”说他们不怕累，干得了这个活。老二说：“我们经常锻炼，不在家里就跑山。”他们在湾厦路38号租了一个单间。离码头大约一里，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下一锅面条，五点半就奔往码头。
老二活像一个老顽童，直来直去，对人毫无戒心。他聊起了自己的家庭。父母育了四个儿女，“老红军”排老大，他行二，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老二很早以前就离了婚，一直单着。前妻是同一个寨子的人，和他结婚时带了个女儿上门，后来又跟他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四岁的时候，前妻忽然带着女儿悄悄跑了，十几年音讯全无。直到儿子十七岁那年，前妻又悄悄地联系到儿子，把他叫到江苏南通去打工。此时，老二才得知女人跑到南通改嫁了，她的女儿也嫁到了那里。“就像蜂子一样飞出去就不回来了。”老二淡然一笑。现在，儿子在南通一家苹果手机代工厂打工，一个月有3000元收入，每年回云南老家过年。女人可以通过婚姻逃离贫穷的山区，但老二认为，儿子迟早是要落叶归根的。
“老三是姑娘，也离了婚，有个小孩也死了。老幺吸毒，毁了。”老二腔调混沌，夹杂着红河方言——有一半要靠猜。老幺做过上门女婿，因为吸白粉也离了婚，有一个女儿交给丈母娘寄养，后来不小心掉水里淹死了。老幺吸毒上瘾，戒了多次都没成功。“戒毒所他进了十多次，戒不了了。”老二眼睛一动不动，微笑着说，“有时躲在被窝里吸，脑壳蛮聪明的，毁了，毁了。”至于老大，他的家庭生活一直是蛮幸福的，但是今年大嫂得病死了，老大也成了单身汉。老二平静地讲述，像在讲别人的事。四兄妹，四个家庭，都破碎了。
老二是“老红军”的影子，兄弟俩形影不离。坐在旁边的老姜也加入了聊天队伍。他是河南许昌人，脸膛黑里透红，小眼睛，眉眼间有几分王宝强的模样，穿一件做工精致的灰夹克，脚踏一双防滑胶底的黑色运动皮鞋，与“老红军”一家人风格截然不同，看起来像个包工头。老姜爱笑，一边说一边笑，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年轻人都出来了，青壮劳力一个都没有。”老姜发出一连串笑声，“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嘛。”挑蚝的河南人以驻马店、南阳的居多。许昌就他一人。他在码头干了两年，是队长老王介绍来的。“这里挑蚝的，云南的也有，贵州的也有，四川的也有，湖南的也有，别的地方都有。”老姜笑道，“河南是人口大省，四川把重庆分出去后，河南人口排全国第一。河南人、四川人在全国各地到处有。去年五一我到新疆霍尔果斯去了。我一到那里，哎，还看到了一家河南烩面馆。冬天我就回来了，快冻死了。”
“你去那里做什么事？”
“搞电焊。”
老姜懂一点技术，打工十多年，干过油漆工、电焊工等杂七杂八的活儿。他跟着工程队跑遍了全国各地，除了没去西藏。“跑着玩嘛！”他又笑了。2007到2009年，他跟随河南华建公司在湛江中海油海上石油开采平台上刷油漆。出海前，他们接受了教授级的专业培训。他在平台上干了三年，给焊好的平台刷漆。平台离海岸很远，坐船要一天一夜，坐直升机也要两个小时。每次到平台上要干满四周。吃喝拉撒全在上面，上面有三星级宾馆，厨师全是一级二级厨师，每天生活费按六十元标准。一般干到第四周，顶多第五周，然后又回到基地休息几天，等待下一个平台的作业指令。工作日和休息日都计工资。老姜谈起那段生活依然难掩向往的神情。去年腊月他来码头干活，在渔二村租了个单人间，房租1300元。今年再来时，他找到了一个常住湾厦旧村的老乡，跟他合租一房一厅，两人平摊1600元。他刚来码头不久，没想到今年碰上了蚝的歉收。
“现在是淡季。这个船来了，车没来；这个车来了，船没到。”老姜嚯嚯笑道，“这一天都搞不到钱，搞几十块钱、一百块钱。”
12月29日，码头依然清闲。偶尔来一艘船蚝，不到半个钟就被挑完了。码头上停着一辆皮卡和一辆面包车，很快就装满蚝了。众人卸了挑又闲下来。“老红军”回到铁栅栏旁看别人打牌，偶尔也上去甩两把。我问“老红军”：“生意还是这样冷清？”翻译熊猫投来一瞥，一本正经地答道：“没有嫖客，哪来的嫖娼？”
蚝在博物馆里或社区文化活动中受人追捧。人们想办法要把过去的渔民风俗留存在艺术世界里。蛇口街头社区立起了一座座渔民雕塑，“老红军”租房附近的墙壁上贴着渔民浮雕。几天后，我们路过海湾社区，两位男子正在一面墙上画一幅三米长的有关蚝民作业的丙烯画。其中一人叫小冼，他说，他毕业于一所美院，在公司里画了三年的丙烯画。这两年很多社区、酒店和店铺流行这种装饰，他们每个月都能接到几单这样的活。画面中央是一片被晨光浸染的金色海面。左下角堆积着一大片白色的蚝壳。左边有四个蚝民，其中两个戴斗笠的女人抬着装蚝的筐，两个男子各挑一担生蚝。这个画面几乎完全模仿了今天的挑蚝场景。
“老红军”一行人打算在深圳过年。年前我想请“老红军”和老姜吃个饭。2019年1月30日中午，我骑车到码头。太阳爬至头顶，影子缩成一团。这天热得像夏天，太阳烫得码头白花花一片。十余只白鹭张开宽大的双翼在渔船上空盘旋，挑蚝工正要散场。老姜回许昌过年去了。“老红军”这一组还在码头上。我找到李振强说：“晚上有没有事？想请你们吃个饭。”我让他把一家子人全叫上，就在他们住的附近吃饭。我有些难为情，笑着重复了一遍。李振强愣了一下，摇着手说：“不来了，不来了。”
我问他这一天的收入。李振强说今天挣了两百块，比上个月有所改善。刚来的头个月，每天才挣二三十块，多的时候也只有八十块。
“你大哥在哪？”我问老二。我意识到“老红军”才是他们当中的领袖，我打算先说服他。老二指着岸边人群中的一个身影告诉我。我又找到“老红军”，问他最近生意怎样。
“这两天一两百，两三百。”他说。
“多的时候有没有四百？”
“有两三天。”
“你们晚上有没有事啊？”
“没有。”
“要不我晚上请你们吃个饭，聊聊天。”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老红军”也摇摇手说。
一群纯朴实在的人。我反复解释只是吃个饭，也没什么的。我让他留个手机号码，下午四点过来找他。“老红军”不忍拒绝，告诉我号码。我存进手机里时显示为云南红河号码。他凑过头来，用手掌遮住手机屏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了。”我试拨过去，他的手机在裤兜里响了。
下午四点半，我和同事阿温拎两瓶白酒到了湾厦路38号。38号就在马路边，名为公寓，实际上是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共四层，其貌不扬，显然拖了整条街的后腿。一楼是修车行。二楼以上，从临街防盗窗里支出来几条红色涤纶内裤、灰色工衣和旧西裤。一看便知，住的都是民工。楼道的墙上嵌了一面脏兮兮的大镜子，积满尘垢的镜面印着“欢迎光临”四个字。墙壁污迹斑驳，楼梯扶手和水管掉了不少红漆。从二楼到三楼，阴暗窄小的过道上处处垒着一堆半人高的绿色渔网。楼里租户多半是一些渔民和挑蚝工。有的房门敞开着，十几平方的房间里塞满了杂物，不时传出炒菜声和小孩的哭声。
我们在每层楼走了一圈。每层有二十个房间，漆面的铁门板上用黑色大头笔写着房号。我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层楼的房号序列全被打乱了。比如三楼左边走过去依次是：302号，318号，306号。——有时从312号忽然跳到319号，下一个又是316号。我明白了，由于短租流动性太大，房东随手更改房号，于是次序被打乱了。今天这里是306号，下个月可能变成了321号。“老红军”住在213号。门开着，“老红军”坐在屋中一只塑料桶上，连忙起身迎接我们。
屋里并排摆了两张铁架子床，床头堆满了衣服，被子凌乱裹着，上下铺共睡五个人。他们搭伙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每月平摊2300元房租，伙食费人均每天20元。“老红军”说，他们定了轮值制度，今天谁做饭谁洗碗，各有分工。旧桌旧椅上摆满了锅碗瓢盆，两袋米，半筒面，一瓶辣椒酱。抽屉里有四只大碗，其中一只盛了少许剁椒拌酱油。这个出租房充分体现了它的临时性：除了房东安装的热水器和抽烟机之外，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更无洗衣机，他们只有一个电饭煲。碗筷之间，有一根黑色插座线上晾了条蓝色内裤。
我让“老红军”把大伙全叫上，一块下馆子。“老红军”还在犹豫。有两个人在床上睡觉。“老红军”的叔叔坐在长木板搭的凳子上，拉起上衣风帽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双手托着下巴在昏昏欲睡。他得了重感冒，咳嗽不止，吃过药，吊过针，几天不见好转，每天照常上码头挑蚝。“干活是没问题的，”他说，“不知这次为什么咳得厉害，以前不是这样。”他浑身没劲，也没什么胃口，就不出去吃饭了。老二逛街去了。老大说，他没带手机也不会用手机。老李的侄儿正要用杯子舀米做饭。我劝住了他，“别做了，等下到外面吃。你们有五个吧？”
“我们有七八个呢。”“老红军”说。原来他们一共来了八个人，还有三个人住在隔壁。
“没事。七八个人也可以啊。”
“老红军”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递给他一张名片如实相告，他拿着名片瞧了半晌。为了打消顾虑，我跟他聊起了家常。同事阿温一再催大家出发，“老红军”和侄儿仍是犹豫不定。“老红军”的叔叔不耐烦地说：“你们几个人去嘛，怕吗？”
老二未归。“老红军”挂念着老二，说不去了。我们继续等老二回来。我真担心老二迟迟不归，这次请客就泡汤了。所幸不到几分钟，老二忽然回来了。他刚逛完公园，还是那身老农民打扮。“老红军”和老二叫上三个年轻的子侄，一行五人跟我们去吃饭。我以为这三位是“老红军”的族侄。三位年轻人自我介绍，原来他们只是同村人，分别叫小蔡、小冯、小左。
我们终于出发了。“老红军”和老二依然穿着那身挑蚝的衣服。小蔡和小冯换上了半袖T恤，两位都刺有文身。小蔡在胸前刺了个虎头。小冯在胸上刺了条青龙，龙身盘绕右臂从短袖中露出龙尾，他的脖子上还文了只蝎子，他就是上次在码头玩跑酷游戏的那位。
小冯说，平时十二点收工，他们就近到处逛逛，红树林、四海公园、海上世界是免费的，都去过，也常去看海上世界的音乐喷泉和洋人的喷火表演。今年，他们又爬过两次大南山。在山顶放眼望去，能清楚看到海里一张张列阵的蚝排。有一回，山顶的巡防员问他们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活。他们指着海里的蚝排说，就在那里干活。“老红军”说，到深圳的头一年，曾去深圳湾大桥旁游玩，看到海边有一架投币望远镜，可以看对岸的香港。他们很想看看香港，却没带硬币。第二次去，他们特别准备了几枚硬币过去，却发现望远镜被拆走了。他们尽量省下每一分钱，最好的消遣就是四处走走。
“老红军”告诉我，他只有一个亲侄子，就是老二的儿子。老二条件太差，没能力抚养儿子，“老红军”发挥长兄的风范挑起了这个担子。他和妻子亲自带大了这个侄儿。我夸“老红军”有个贤惠的妻子。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在今年农历四月十二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老伴去世后，这个家的主心骨没了。按照以往，“老红军”一家人要回老家团圆过年，但是今年他打算留在深圳，只有女儿和侄子回去了。
我们到了南水村的缪氏川菜馆，上二楼，选了一张大台桌。我坐在“老红军”身边。“老红军”和老二挨着。我用手机扫码点菜。服务员送来七只玻璃杯。阿温拧开两瓶酒，把酒匀成了七杯。小蔡抽起了烟。一位大堂服务员走过来提醒他，现在深圳公共场合全部禁烟了。小蔡调侃道：“我们云南不禁烟。”服务员说：“云南是云南。这里是深圳呢。”大伙儿嘿嘿坏笑起来。小蔡继续说：“我们云南还种烟呢。”
“种烟害人。”小冯插话。
“米饭要上吗？”服务员接着问。
“最后上。”我说。
“先聊下天嘛。”小蔡调侃。
“慢慢聊。”服务员说完走开了。
大家又嘿嘿地笑起来。几口白酒下肚，老二敞开了中山装和衬衣，袒露出褐色的胸膛和肚皮，酒精把他整个人儿醉红了，几滴汗珠慢慢淌在酡红的额头和胸膛上。大家分别对这顿饭表示感谢。小左听说我们春节放假太晚，感叹道：“在外面打工还是苦的。”
“不容易，唉！”阿温说。
“出门呢，其实哪个都不容易。”小左感叹起来。
很快，服务员端上来菜肴，依然照程序说：“您好，现在菜齐了，请慢用！”
“老红军”打开手机，给我看他家人的照片。妻子穿着红色的上衣，个子不高，皮肤较白，面貌端庄周正。二十二岁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与“老红军”判若两个世界的人。他的侄儿更是时尚，和潮男一样，剪了一个莫西干发型，仿佛是另一个阶层的。“老红军”用自己的辛苦养育出了与他们底层气质截然不同的儿女。这也是“老红军”期望的。他希望下一代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侄儿也曾说过几次要来挑蚝。“老红军”说：“他太嫩了，受不了。他在家里就是读书，读书就出来了，没干过一天农活。他没锻炼过，他受不了。”老二也劝儿子：“你搞不下来的，挑那个大蚝，我都搞得腰杆酸！”“老红军”只读了小学五年级，那时正是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开始，家里分到了田地，父母身体不好，“老红军”作为长子，主动辍学回家帮忙。他把女儿供到了卫校毕业，他希望女儿永远离开农村。
亮出照片时，“老红军”脸上布满了幸福的颜色。“老红军”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他在老家盖了一栋二层小洋楼。八年前为了筹女儿的学费，他去过内蒙古打工。女儿中专毕业后在蒙自一家医院做了两个月护士，工资太低，只有1500元，她辞职回到老家。现在大概正是她初出茅庐的迷茫期。
小蔡和小冯的酒杯快见底了。我们又加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位小伙子是第一次在外过年。“第一次，”小冯笑道，“这种感觉不好说。”
“我那个女儿问我，爸爸，今年怎么不回家过年啊？”“老红军”笑道。
“没抠到钱啊，谁不想回去？”小左说。
他拿出手机给我们分享老家杀年猪、跳舞的视频。小冯聊起了当地六月份的火把节，彝族和哈尼族杀牛宰羊，在红河边摆上几十桌载歌载舞欢庆。他们既过汉族年，也过自己的年。每逢初一和十五各个村寨还有巡回斗牛表演。大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去蒙自游玩。
小冯和小蔡颇为结实，肱二头肌鼓起。他们除了挑蚝，每天清早还随船出海去抄蚝。养蚝老板给队长的工钱是：每抄一条，工钱一元。队长再把工钱分给抄蚝工。每人去一趟就是五十块。一天下来，他们比其他人要多出一两百块。他们每天很早就坐船出海，迎着清晨寒凉的海风去抄蚝。蚝船穿过深圳湾大桥，在桥墩间往返。黎明前，海天一片漆黑。阵阵马达声划破沉寂，他们凭借微弱的渔灯，进入养蚝区开始作业。归航时，他们意气风发坐船头，头发被海风撩起，身上的淤泥渐被吹干，在满舱的生蚝中谈笑风生。这些年轻人喜欢此时掏出手机给自己录一段视频。抄蚝是项累活，动作要干脆有力。小冯、小蔡和小左是第一次抄蚝，最初不够熟练，常常被蚝壳割破手腕。他们给我展示伤痕，三人手腕处交错了数道深褐色的线状伤痕。如今熟练了，也难免偶尔受伤。抄蚝、装船或装车，都是如此。“蚝壳太快了，比刀还快。”小冯心有余悸地说。他们买了一大扎纱线手套，一次要戴两三双，同时买来长袜子自制手套，剪开袜子封口，套上手腕，再戴一层袖套。层层保护，依然难抵锋利的蚝壳。一不小心，生蚝划过来，连破数层保护，直抵血肉。每天要用坏一双手套。
每次抄蚝出海就会打湿全身——甩蚝上来时难免会被海水溅湿衣服，直到下班回来才能换上衣服。小冯和小蔡对出海作业引以为豪，常在朋友圈晒一晒出海的视频。因为出海危险多，老板愿意挑选年轻人。小冯最近一次从蚝船上跳下来，刚踩上蚝排就摔了一跤，整个人掉进了海里。
小左是三个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位，1985年出生，外号“水货”；小冯是1988年出生，小蔡是1987年出生。他们三人都是按各自辈分取名，分别叫蔡育东、冯银祥（祥字辈）、左宗诚。小冯和小蔡除了文身之外，人长得挺精神。三人至今还是单身。三位单身汉认真地托我们帮忙介绍工厂的姑娘。他们从没进过工厂。小冯2013年在昆明的工地上做钢模架，直到2018年。这个工作与姑娘绝缘。他的微信签名写着：“来个以结婚为主的女孩吧，往后余生，一起奋斗。”小蔡的则写着：“我是一个单身，我想找一个爱我的人和我爱他（她）的人在一起，就有那么喃（难）。”他的昵称是“单身的我”。如今，农村大龄男青年娶不到老婆成了一个普遍现象。阿温说，他们安徽太和老家，一个村子共有四百户人家，有二十个娶不上媳妇的光棍，连二婚的女人也成了香饽饽。
小冯无奈地说：“人家是耍着玩，我们是找不到。”
老二沉醉在酒里，在一旁默默无言看着大家聊天。此时，他扣上了衬衣和外套——大概是“老红军”私下里提醒了他。他的目光迷离起来，没有码头上那么善谈了。我决定向他发问。
“你儿子有多久没看到啦？”
“哦——”老二忽然反应过来，惊奇地长叹一声说，“有一年多了。”
“几岁了？”阿温问。老二愣了一下，没有听清。
“他有二十三岁了。”“老红军”代他回答。“老红军”告诉我，老二离婚后，这个侄子从四岁就开始由他一家抚养。他感谢老婆好心肠，对抚养侄子毫无怨言。
又点了两瓶啤酒。小左谈起自己在外过年的感受。他的堂妹打电话叫他回家过年。堂妹说，二哥，不管有没有抠到钱，都要回来过过年，老人家在家里也不容易。小左说，我出来才两三个月，车费钱都没抠到，我不可能回来的。她说，我打钱给你嘛。小左说到这儿又笑了，大家也笑。
我跟小左碰杯。
“我们就喝一口，”小左举着杯说，“喝头上的这口，别喝底下的那口。”
小左告诉我，他有个干弟弟也由老李从老家带出来，在码头上做了几天又溜了回去。“我们从农村出来，一天抠两三百，我们干着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不像他，这里疼了，那里痒了，不想干了。我们不会那样想的。他的想法是不同的。像我们在家里天天抠也抠不到这么多钱。后来我来了，打电话给他说，兄弟，这个活都干不下来，你太让我失望了。”
“他受不了这个苦？”
“也没有多苦啊。”
三个小伙子再次委托我们帮忙留意合适的姑娘。我们从未当过红娘，但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三十三岁的小左至今单身，这在农村是不可想象的。小冯上过初三，却没有领到毕业证。那时他在山上帮大人砍树，对学习不怎么上心，希望早点出来挣钱，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现在他后悔了。他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哥哥。哥哥初三复读了三次，中考很不理想，也没有继续上学了。去年哥哥离了婚，据说没扯结婚证，女方悄悄跟别人生了小孩。“这边有证，但那边说没证，如果通过法院，也是有效的，但还是离了好。今年我哥生日，她又来了，还管我爸妈叫爸妈。这么叫行吗？我见到她，不知道叫什么。她说，还可以做朋友。怎么做朋友嘛！很尴尬。她那边也不容易。”
大家又站起来举杯。服务员端上一盆米饭。大堂里客人越来越多，闹哄哄的。一个小女孩走过来对小蔡说，叔叔，能借打火机用下吗？小蔡热情地掏出打火机。小女孩把打火机还回来时，小蔡关切地问，火打上了吗？
小左站起来跟阿温碰杯。
“来，温哥，我们喝一口，一口就行，你不要喝底上的，你喝头上的。好不好？”
小左说话风趣，跟他的敦实外表反差颇大。他有吹嘘的爱好，这大概是大家叫他“水货”的缘由。他穿着一件厚实的深黑色长袖T恤，袖子罩到了手掌。他眯缝眼，额头黝黑发光。我们合影的时候，只有他举起了剪刀手，两根手指羞涩地弯着，像兔耳朵耷拉。——为了不让他显得孤单，我也举起剪刀手。他时而吹嘘自己曾经一次豪赌，赢过二十万，当然很快又输掉了，时而又变得谦虚起来。“我在我们村子里也是比较让人讨厌的人，”他又谦虚起来了，“就是小时候调皮，到大了，个个说我是流氓啊什么的。哎呀，不好说。”小左在丽江打过工，在老家种过烤烟。种烟不赚钱，种一亩烤烟要投三千块，收成顶多三千六七，搞不好还要倒贴。农民把烤烟卖给烟站，烟站可以随心评判烤烟级别做出定价，说一斤十二块就是十二块，转卖出去却可以加到二十二块。他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所以说农民脓民，是脓包的那个‘脓’。我感觉大部分人看不起农民。我是头一年出来，初来乍到，我讲话直来直去，不像别人怎么样，那不实用。你们喜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老红军”、老二、老叔和小冯跟往常一样依然在码头上挑蚝。蚝谐音“豪”和“好”，寓意不错，人们在佳节盛宴上自然少不了它。春节，大部分挑蚝工回到了老家。这两天工价是平常的两倍。工钱是涨了，市面上蔬菜、肉类的物价也翻了两倍。他们没有冰箱，存不了食物，当天的菜没法过夜。中午，他们在码头上啃糕点当中餐。第一天挣了三百，第二天出蚝太少，只挣了七十。收工回来，大家跟往常一样买了些猪肉和芹菜，炖成一锅，八个老乡还是分成两拨吃饭。几杯红星二锅头下肚，大家聊起了这个年。小冯一脸苦相：“唉，不行，这边不行。”小蔡更是咚咚摇头苦笑：“过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回去！”“老红军”也受不了这个寡淡。老家杀猪宰羊，载歌载舞，还有斗牛表演。这里氛围比老家差远了，还没到过年那天，他们手机里都收到了禁放烟花的短信。大年夜里，年轻人跟父母微信视频。“老红军”和女儿、侄儿通了电话：“好，这边很好。”老二在一旁嘿嘿傻笑。
正月里码头照常忙碌。仅大年三十那天，唯独小蔡和小左放下扁担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他们上街漫游，发现深圳真成了座空城。蛇口市场几乎所有的排档都关门了，街面上店铺全拉上了卷闸门，贴着休业告示。平时吵吵嚷嚷的南水路和蛇口新街顿时空空荡荡。小蔡说：“每条街上看不到人，真的是空城啊！”他们虽听人描述过空城的景况，但这种程度依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大伙早早地从码头收工回来，实在没地方可去，他们就沿着红树林海岸去看五公里长的深圳湾大桥——这是他们在码头挑蚝时每天看到的那座桥，看起来就像一条长扁担挑在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