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
1996年底，我来到机关，成为县委办的一名秘书。这是我人生中很大的一个转折。我从每日对乡村生活有限的感触，和小知识分子感伤的、诗意化的体验中，获得了整体性的理解本县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平台。秘书的职业属性，可以是很窄的案头具体文牍工作，也可以是在宏观地把握全局背景下，对现实发展的具体问题出谋划策。秘书是领导决策的重要智囊和助手。所谓“身在兵位，心为帅谋”。这一身份的转换，让我开始步入不一样的人生——虽然后来还是螺旋曲折地转回写作这个职业。秘书生活，对于我的写作大有裨益。尽管当初身处其中时，我感受到的并非愉悦，而是痛苦。当时，我的诗歌创作一度停止了。我可以选择像很多文笔尚佳的年轻人那样，从此以一手锦绣文章为职业生涯增光添彩而助益仕途——我很可能走上这条道路，但我警惕并抗拒成为这样的人。我在机关里接触到很多同事，不少人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诗，写散文，在他们行政生涯中这些成为只能缅怀和回忆的“文化遗产”。我初入机关写不出东西的煎熬和痛苦，我想他们都曾经历过。写作依然是我的理想。虽然，当时的我依然是在一个相对陈旧、窄小的机关大院里工作，这些内容难以成为文学的素材，它抑制着文学的想象力，不能上升为打动读者的情感和经验。在这里，文学的笔墨很难有发挥的余地。这是我当时痛苦的根源所在。今天回头来看，宽阔的视野和具有交锋性质的现实生活经验，恰恰是文学可以走得更远的支撑和底蕴。
正是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国画》这部小说火遍了全县（当然也火遍了全国）。虽然不能说到了机关干部人手一册的地步，但也大致差不离。小说作者王跃文曾是如我一般的基层政府的秘书，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仍在省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国画》的火热，似乎是对我理解的机关生活难以下笔的反证——相反，官场题材书写在明清时期大有作为，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读者并不陌生。《国画》开启了“官场小说”的书写热。一度，真实或臆想的官员生活的状态，大量出现在或精彩或粗制滥造的所谓“官场小说”中。《国画》始终是无法逾越的高峰，究其原因，官场只是标签，文学性与艺术性是这部小说畅销的根源所在。
我从一个相对开放，四周是草木庄稼、农人田野、朝露夕阳的生活图景中，来到了一个有铁门和门卫的高墙大院之内，在连咳嗽似乎都得小心翼翼、寂静得有些漫长、荒芜、坚硬的时光中，在一个坐着六个秘书的大间办公室内，整日与剪刀、糨糊、报纸、刊物、稿纸、文件为伴。电脑还没有普及，钢笔依然是我们主要的书写工具。拟好的稿子，自己拿到打字室，交给专门的打字员（通常是年轻的女性），打印出来后自己校核。
秘书性情各异，文字能力不同，头脑灵活度有差异，社交面和协调能力有大小——这都直接影响到其后的发展。我这个原先怕与领导干部打交道的人，开始要每日近距离地接触、观察他们。这些通常西装革履（在夏天则是白衬衣、深色裤子），手拿公文包，要么头发一丝不苟、要么秃头而通常都显得器宇轩昂、满脸红光的人，每日匆匆忙忙地在我面前出现。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一间间带编号的办公室内，在办公桌前（桌上插着国旗、摆着内线电话机、放着文件夹）奋笔书写、阅批，或与下属、投资者、拐弯抹角的来访者对谈；他们离开办公室，走下楼梯时的步履总显得匆忙，有人帮着拿水杯、提包；他们弯腰钻进楼前的汽车里，一溜烟地去向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地方。
成为一个秘书以前，我很少将目光聚焦在我们县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文化背景等这些宏观的主题上。我的关注点更具体，更细微，正如我在散文集《江南未雪：一九九○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序言中所说的：
一个乡村教师在黑夜中的感受，一个在田野里躬耕劳作的农民的内心想法，一个理发店里的小姑娘茫然的目光，一个火力发电厂的工人灰蓝的工装，一个乡村收税人骑着摩托一驰而过的背影；甚至一片山冈，一条村道，一片田野，一条乡村公路……
我以亲历者和目击者的身份看到并感知这一切。随着环境的改动，眼前具体的人和景（暂时地）消失了，我整日被抽象的数字、经济术语、形而上的声音和虚拟的蓝图所包围。在机关大楼冗长的白昼和沉沉的夜晚之中，我离一种有质感的、真切的生活越来越远。这是一个悖论。掌握实情，调查研究，本是机关干部特别是秘书的基本要求，但实际上，因其工作性质，远不如各行各业的从业者的感受更直接。
这个机关大院，大概在民国时期就是全县的行政中心。我读小学时，有个好友就住在这个大院里。当时，这栋办公楼（建于1990年代初）的位置上有一栋古老的宅子，类似于乡间的祠堂（以前的公署），有个院子，住着几户干部家属。我同学家就在其间。这个院子，草木扶疏，在我成为秘书之前，我来过一两次。那时，我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去拜访县文联的彭老师。这位从乡土走出来的作家，已经去世多年了。我记得当时自己将发表的诗歌样刊给他看时，他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这是一间灰扑扑的房子，似乎常年没有打扫，窗子也不常打开，暗红油漆面旧桌上堆放着《今古传奇》《山海经》《故事会》之类通俗文学杂志及年代可以上溯到一年以上的沾着茶渍发黄了的报纸。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像一株模样怪异的菌群。桌边有一张布满窟窿的藤椅。墙上挂着一排用夹子夹住的账单式的文件，自上墙以后，怕再也没有被翻阅过。说实话，我当时对县文联的印象，实在不佳。县文联紧挨着县委宣传部。我叔叔大学毕业后，就分在宣传部工作，他以此为起点，做了一辈子行政工作。我似乎在重复叔叔的命运，在那个安静的大间办公室，陷入沉思默想。显然，我们的办公室与县文联至少在整洁度上不可同日而语。眼观六路、手勤脚勤，似乎是不教自会的功课。我们每日早早到办公室，打开水、拖地板、抹桌子是一天工作的序曲，其他秘书还会给领导办公室收拾。县委主要领导各配有一个年轻人负责内勤，他们就住在办公楼的某间房子内。我是县委主要领导的文字秘书，内勤事务由一名负责内勤的小伙子去完成。我曾经在宣传部一张玻璃板下看到用工整的楷书写的一行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位未曾谋面（已经调入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有抱负者，通过这种方式提示自己要勤快，同时表达雄心——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上私塾时刻在桌子上的“早”字。坦率地说，我当时并非完全是钦佩，而对这直露的表白稍有反感。天下毕竟不是谁都可以扫的。
当时，我们县是个贫困县，属于革命老区，人口少，产业不鲜明，农业缺乏特色，工业不强，储量丰富的煤炭开始枯竭。这里的人崇文重教，那并不辉煌的历史总为人们津津乐道，人们愿意相信并去“创造”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来让自己满意；同时，那质朴、渴望富裕的人们，在田间、集市、车间、街上，投来古老的哀愁般的目光，像午后的风，席卷在山岭和丘陵纵横的土地上。这片被吴风楚雨浸润、交织着诗书礼乐与巫蛊觋术之风的边地，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喜辣、喜血食，远在东周时期就有文明迹象出现——我自小生活其间，熟悉它的气息和人们脸上的表情，熟悉小贩走过街头巷尾的叫卖声、街头青年血气方刚（肩膀和脊背有刺青、头发染成黄色）的样子、青筋凸起的农人一边用黝黑的腿踩在水田一边鞭打黄牛、纺织女工温实然而空洞的眼睛、一个即将退休的干部松软的脖颈和灰白发鬓、一个卖菜老妪患有风湿的肩膀和膝盖……我仿佛全都洞悉。当我以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位乡村教师的眼睛去看待这一切，我总有一种想默默地走到桌前书写的冲动；而当了秘书后，我似乎成了一个肩负某种使命的人，参与到改变他们生活的行为中。我当时的这种想法，现在想来，显得多么可笑啊。
我成为秘书不久，有一天，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性拜访我。此前我并不认识她。我不否认在那个光线明亮的上午，她的突然来访并没有给我造成困扰，相反让我感到愉快。我那时的办公室在四楼——还没有搬到三楼那个六位秘书共用的大间办公室。这是政策研究室的一间办公室，我和主任共用一间，恰好他出去办事了。我的工作主要是搞调查研究和撰写报告。这位女性带着刚走出校园不久的清纯，也带着善于沟通交往的潜力与我聊了一会儿天，称是我的师妹和仰慕者。说我那些发表在《萍乡日报》上的诗文她都读过——我当然更希望她说的是不在她视野范围内的《星星》《诗神》《星火》之类的杂志——然后，她拿出一篇稿子请我“斧正”。这是一篇演讲稿，这个幼儿园教师为即将登台演讲所做的准备。我看了一眼这篇手写的稿子，字体的笨拙与她姣好的相貌之间存在太大的反差——这让我想起约翰·契弗的小说《五点四十八分的慢车》中曾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一句话：“她的书法给他一种感觉，即她是某种内心——某种情感——冲突的牺牲品，这种冲突的爆裂程度破坏了她在纸上书写的笔画的连续性。”这位看起来信心满满、乐观的女性，自然会有与小说女主人公登特小姐完全不同的命运。她那天下午还在我办公室坐了好一会儿，我当时愚蠢到没有理解看稿、改稿其实也完全可能是个借口。许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有一天，县里的一个文友请我们吃饭，说几个非凡的女性想结识我们夫妻——她们以我们这对作家夫妻为荣。这几个在县城品位不俗、气质高雅、引人瞩目的女性——我当时并未一眼认出她也在其中，而那天的饭局也可以说是以她为中心展开的。她成了一名校长，全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知性的、成熟的美丽，与我当年初见之后对她未来的预想完全相符。
这样的插曲，在我的秘书生涯中，仅仅是一个细小的涟漪。此后，我逐渐进入状态，看起来与别的秘书别无二致，属于勤快地扫地、打开水、端杯子、写材料的角色。我很惊异，与我现在见到的机关干部八小时之外几乎不来往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办公室十几个同事之间在工作之余也很亲密。周末会轮流在各家打牌、吃饭，彼此的家属都很熟悉，搞得真像是一家人似的。
我自认为从来不是一个出色的秘书。一个有些人文情怀的年轻人，并不适合在机关里做秘书。他可以在学校、出版社、研究机构、文化单位发挥作用——正是这样，千禧之年岁末，我突然得到机会，调入了省城从事文学创作。我离开故乡有二十多年了。现在发现，故乡不是一个记忆、概念，不是一段情感、一种血脉，更不是一个背景，我们自己就是故乡的一部分。正是这样，我们在异乡，将自己活成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