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馆干部
似乎有过一个文化馆的黄金时期：人才辈出、福利待遇好、群众文化艺术培训开展得红红火火。我有一位文化馆的朋友说，那时观摩全省美展、全国美展，路费、食宿费可以报销，而且给出差补贴。有位省领导在某次会议上也说，当年他参加过南昌县文化馆开办的文学培训班，在那文学发烧的年代，像追星一般听来自本省和省外所谓知名诗人、作家口吐莲花的激情演讲，窄小的空间内高昂的情绪和涌动的热望足以掀翻头上的屋顶。后来，我观看根据刘醒龙小说改编的电影《背对背，脸对脸》，起初对基层文化干部的钩心斗角感到惊诧，后回想起自己曾与他们有过非常近距离的观察与互动，似乎不难理解。
记得毕业前夕，美术老师廖弓力问我们毕业后的想法。留校是尖子生、学生会干部蠢蠢萌动的欲念，我则脱口而出：想去县文化馆。当时，感到廖老师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我很快明白我的想法大胆而天真，近乎无知。按照国家对师范生的培养政策，我们无一例外将播撒到地区各个县乡的学校去。成为乡村教师，这是绝大部分同学的命运。我也许看报纸受了蛊惑——我县文化馆一位干部因为拍摄一组题为《老土地进京记》的照片获得大奖，而被选调到省城画报社工作。成为一名教师，似乎不是我的理想，我的兴趣在于写作和绘画。我已经在一些内部油印的小报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它们诱惑我要去成为一个诗人，而一个所谓的文人在基层最理想的单位，无外乎文化馆和文联。
我与郭佳明老师的结缘源于美术。1993年早春，在一列南下的火车上，我与他还有陌生的县文化馆的老师们，坐在硬座车厢内，经过漫长的二十多个小时的奔波，抵达了广州市（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城市，感到周围摩天大楼的压迫），然后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到达顺德市凤凰山庄。这是新鲜、异质的旅程。我将与本县最知名的美术家、文化人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这次偶然、随机的南下行为，其实是有组织和目的性的。这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回应着改革开放潮流的一次创新之举，是经过县文化局班子会议研究并由局长亲自带队的。我不知道，我对县文化馆的认识误解很深，过于理想化。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后，我们县文化馆早已不将创作、辅导、培训作为主业，创收和发展经济，竟然成为中心工作。由大胆而有想法的能人牵头组成了工作队，几乎囊括了全馆最优质的创作力量，他们在全县到处接单搞创收，涉及绘制广告，制作灯箱、霓虹灯招牌，代理展陈，拍摄照片，刷写标语，甚至接受力所能及但完全与文化无关的业务。简而言之，只要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一切，他们都做。毫无疑问，他们掘得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文化馆干部以及临时聘请的工作人员，忙碌在各个机关单位之间，个个挣得荷包满满。
我们这支由七八个人组成的队伍到达顺德市的时候，还有一两个人赶来与我们会合——他们是其中一位老师的亲戚，在广东打工，似乎境况不佳；这引起了其他老师的不满，觉得那位老师包藏私心。这点在之后的相处中屡屡被诟病。贺局长是县文化局一把手，他亲自带队南下，反映出他对此次合作的重视，希望是一次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的契机。与我们合作的是一家私营广告公司：顺德市凤城广告公司。老板姓潘，三十五岁上下，个不高，肤色偏黑，人很精明。他接手这家广告公司有几年了，经营一般。在郭老师的游说下，潘老板对合作的前景有较高的期望，希望借助来自井冈山脚下的艺术家、文化干部之手，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广告业的翘楚。他在一个豪华酒店设宴，款待了我们一行。宾主举杯畅叙。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颇感到新鲜，我的第一印象却是，精美的粤菜对于有食辣传统的我们来说不可口。
顺德是个侨乡，改革开放后成为富庶之地，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毗邻广州、中山、江门，是广府文化的腹地，以粤曲、粤剧和美食闻名天下，历史上出过文武进士七百多人，李小龙、李兆基、郑裕彤、陈冯富珍等人也出于此地。对于来自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城文化人来说，美的、碧桂园、格兰仕、海信科龙等知名企业，是他们感受顺德经济实力最直观的一面。他们在头脑里勾勒出发挥特长创收的昨日种种，意图将那小打小闹的模式重新在这里演绎一遍。尽管是县文化局做出的决定，但我也明显感受到，文化馆老师们各怀心思，对此次南下在意识上并未完全统一：有的雄心勃勃，眺望这南国的平原，幻想在制高点上插上艺术加设计加经济的旗帜；有的心猿意马，保持着小知识分子的矜持和美术工作者的清高，对打工身份的认同度不高，随时准备逃离；有的观望等待，将此当作一个据点和跳板，期望将个人的兴趣和才能发挥到广告之外更大的天地中去；有的随波逐流，从不发表意见，不积极站队，只想利益共沾，随大流进退；有的动辄质疑，自己的想法并不明确，只是本能地什么都反对。我是被郭老师邀请加入的，本身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我还很年轻，只想多些经历而已。
贺局长很快就回去了。他已安全地将队伍带到了顺德，并与合作方见了面，签署了协议（如果有的话），对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有了感性的认知，回去怎么汇报已经心中有数。随着贺局长离去，我们这支队伍的精气神开始委顿。理想和现实的差异，在大家心中激荡起波澜，埋藏在内部的矛盾也不时爆发，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经常在茶余饭后翻出来。我第一次见识到，一个群体、一个充满利益的成年人的世界，这样经不起凝视。
广告公司在大良镇一个游乐园里，只是里面很不起眼的一小部分。歌舞厅、游泳馆、儿童乐园、酒店、录像厅、博彩机等设施和娱乐，吸引人们前来消费。豪车、大哥大、小姐，这些明显打上地域烙印的新鲜事物，让我们意识到时代的发展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跨过赣粤边陲的崇山峻岭，我们感受到这里的经济，与内陆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思维定格在不同的频道，文化处在不同的场域，对时政的关心也存在巨大的差别。我们被统一安置在一栋旧水泥房子三楼的一套居室里，食宿都在里面。一楼二楼属于私人的居住领地。那是大门口的位置。经由此，人们来到一个布满棕榈、绿植，音响震天的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大门外，经过下山的斜坡，是大良镇的中心，一个电器、服装、玩具、家私厂房林立的人口稠密的区域。
我的一个保存至今的笔记本，记录了1993年我在顺德凤城广告公司经历的一些点滴。这些日记（加上随意的文学化的发挥），像是“民间文献”，可让我回到那已消逝的“历史现场”。
1993年2月13日的日记，这样写道：
相对于顺德而言，我们来自北方。实际上，这座城市正是这样理解的。它称之为的北方，是文化意义上的，不仅仅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除了临海，顺德和我县在地理上其实没有明显的不同。家乡也有水牛，至今它们仍是农民主要的耕种工具之一……
博彩，是很多打工者娱乐的方式。1993年2月16日的日记写道：
红颜色的赌博机放在游乐园的林子里，一根在红蓝白三色间旋转的杠子，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当它缓缓停滞下来的片刻，空气变得凝重，心脏在承受一种莫名的压力。货币以筹码的面目在盘面上出现，它们散落在不同的格子里，或者堆成一叠，押在一条彩色的格子上，它的重量，仿佛使这个盘子发生倾斜；那些筹码，一种被机器压制出来的薄塑料片，欢乐和痛苦的根源，它暗含着博弈、财富和经济学，它也关乎人的恐惧、幻想和性命。当它以货币的方式重新出现的时候，那些曾经的持有者，他们所付出的辛劳、血汗，通过肮脏交易或公平买卖所得，它的意义完全被消解。它重新以无辜的面目出现，仿佛处子，没有沾染一丝尘世的灰尘、污垢。而现在，它还掌握在博弈者手中，它短暂地占领一方城池，渴望冲锋陷阵，过关斩将。但它无法逃脱作为一滴水的命运，被这沙盘一样的转台所吸附。哦，无论你的欲望有多大，终归像一滴水一样会被一个巨大的黑洞给吸进去。有人欣喜若狂地捧着一兜筹码离去，但这种占有并不牢靠，只要他重新在这个转台边上出现，这机器就有信心让他将兜里的货币拱手相让。
那些熟客们，享有坐在凳子上的权利，嘴里咬着烟头，这简单的猜色游戏（红或者蓝为赌客赢，若是白色，筹码则全部归为庄家），却像最复杂的运算，让他们颇费脑筋。烟雾漫上来，升上众人的头顶。总有人叹息，为自己没有当机立断下注而懊悔，也有人拍台子骂娘。这无疑助长了赌博机的斗志，它的杆子一刻不停地旋转着，像一台忠实的水车，划过流水的生计和命运。
作为一个依然在写诗的年轻人，你不难看出这所谓的日记，带有文学的想象和比附，并非原汁原味的记录。1993年3月4日的日记记载：
夜总会在游乐园的山顶上。从屋子走到外面的露台时，便可以看到山下灯火璀璨的夜景。通常，山顶上的音乐像来自高处的洪水奔泻下来，巨大的声浪仿佛要将山头掀翻。
那些黑色的本田、皇冠、凌志，还有雅马哈、铃木，无声无息地滑向了山顶。珍贵的花木里面精心布置着射灯，使这些扶疏的植物看起来更加碧绿。这和那些闪烁在幽暗灯光下的脸庞比起来相仿佛。
1993年3月21日的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宿舍里来了两个新人。女的穿带白毛领的灰色皮衣，男的有一张黑瘦的脸，他们看起来像一对夫妻。文化馆老师们从经验判断，说可能是露水夫妻。他们把旅行箱搬进了我的宿舍，并在一张简易木板床上摊开了铺卷。据说，这是得到潘老板的指示。坦白地说，这个房间不过五六平方米，中间划拉一块蓝布算是隔成了两间。我还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他们无所顾忌地弄着“那事”。有一天晚上，我在写《秋风漫过校园》（后来发表在《星星》诗刊1993年第9期上），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因他们动作过猛），隔壁床板发出断裂的巨响……
1993年10月25日是香港歌星陈百强去世的日子。在翌日的日记中我写道：
录像厅里光线炫亮，人群显得杂乱无章，一个个捕获者张开了瞳孔中的网，屏幕上的内容暂时与门口的广告牌无关。屏幕上这个男子，油头粉面，衬衣上的片甲闪闪发亮，他唱得很投入，可以说是深情款款，我注意到他眼角喜悦的泪花在闪动，尖叫声此起彼伏，随着他移动的步伐追逐他。他怀抱中的鲜花衬托着一张熠熠动人的脸。他唱了一首又一首：《一生何求》《念亲恩》《相思河畔》《摘星》……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唱歌，我觉得我有些喜欢他。
昨天，他在医院死去。据说他长期患有抑郁症，死时仅35岁。我来到顺德时，他其实已经在香港一家医院里成为植物人。死亡将他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上升为凄美。
所有美而破碎的东西，成为我的珍藏品。“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
1993年12月9日的日记，记下了当年往窗外的一瞥：
窗外是一幅高达30余米的广告牌，上面绘制的是一个新开发的楼盘：银河大厦。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一幅广告。阳光照在上面，油漆新鲜欲滴。两个背着铺卷的民工站在那儿目光茫然地望着面前的大街，他们正在等待某个包工头的召唤，让他们爬到脚手架上去，娴熟（或笨拙）地涂抹砂浆。那样的时刻，他的神情与现在不一样，而是显得生动、充满信心，虽然这工作包含着某种危险性。属于他们的这一时刻，还未到来。他们现在无所事事地摩擦着黑胶鞋上的泥块，袖着手（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出于习惯）……
这本日记，完全没有对文化馆老师言行的记录，他们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也许我太年轻，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把握不了。或者说我对“我们”生活之外的内容，更感兴趣。我怎么可能忘了那些场景呢？尤其随着阅历增加，以及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我对他们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对那个时代，对我县社会面貌也有着自己的认知。
广告公司当时还有两位设计人员。一位来自湖北，瘦弱的、谨言慎行的书生模样；一位来自江西大余，年纪稍长，脸上有一种大咧咧无所谓的神情。自然地，我们的到来，让他们本就不稳固的位置受到威胁。很快，他们就消失了。这让我感受到一种残酷性。我们这支精气神离预期有差距的队伍，在初始阶段，还是有些生气的。我们接受了制作一个彩车的任务，我是外行，只能看着郭佳明等老师自信熟练、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潘老板对我们的表现也很满意。
这是尚有春寒的日子，但也提前感到南国气候的燥热。游乐场每日播放陈慧娴的歌曲《红茶馆》：
红茶馆
情侣早挤满
依依爱话未觉闷
跟你一起暗暗喜欢
热爱堆满
你身边伴情侣一般
……
这样的时光似乎依然是温馨的。郭老师偶尔回去县里，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回来时，总带来杨老师做的莲花血鸭。这菜肴以超乎寻常的美味让我们感受到故乡的召唤。我们依然不适应粤菜的清淡，生活在赣西的人们舌尖若离开辣椒简直活不下去。
老师们放大了各自的缺点，在暗地里发泄对对方的不满。我裹挟其中，目瞪口呆地听他们说长道短，与我想象中的文人、艺术家形象相去太远。
我们其中一位是县剧团负责人，单位改革后，曾带队伍走南闯北，在沿海一带靠商演维持队伍不散，挣取工资。他非广告文案、制作技术人员，整日靠吸烟、思考打发日子。一年以后，他承包了另一个广告公司，自己做起了老板。有几位老师先后找到理由，回去上班了。与大部分离开乡土打工的农民不同，他们是文化人、国家干部，在与潘老板的相处中，丝毫没有获得尊重感——在潘老板眼里，我们这些人，与其他打工仔没有什么不同。大概半年不到，包括郭老师自己，文化馆干部一个不剩地离开了公司，留守下来的除了我，还有三个非文化馆的受邀者。我们几个，履行合同，坚守了一年——他们几个，后来与潘老板续签了合同，还在顺德做了好几年，我则回到了学校上课。此次南下之后，郭老师并未再返回县文化馆，他作为人才，调入了顺德市大良镇博物馆，成为当年珠三角地区文化、教育、医疗系统众多从赣湘引进的人才中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