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丝头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大家都叫他“摩丝头”。我们县城的女人几乎都认识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的服装店生意在县城是数一数二的。紧挨着这家店的，还是一家家服装店。女人们买衣服都喜欢往这条街上去，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服装一条街。他的店铺看起来与别的店也没有什么不同：玻璃门、金属把手、卷闸门，挂在灯光昏暗的室内墙上的衣服——它们露出嘲弄般的表情，散发着来自异地新鲜的气息，挤挤挨挨，像一个个木偶紧贴墙壁，随时会走下来似的。卖衣服的店主，都有一种慵懒的气质、黯淡无光的眼神，唯有理发师可以与之媲美。我们县城最早的理发室是国营的，开在新华书店隔壁，泉生的舅舅——一个瘦弱得像猴子一样的人，就是理发室职工。多年以后，看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男孩被父亲拉去理发室剪头发，我惊异地发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意大利西西里岛理发室的情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乡的理发室，几乎一模一样。国营理发室倒闭了之后，浙江温州师傅来了，他们带来了新的手艺、新的发型，县城年轻女性热衷于在温州理发店停留。温州师傅成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县城最早的理发行当个体户。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才在县城消失。“摩丝头”的发型应出自最后一批温州理发师之手。唯一不同的是，泉生舅舅的头发每天都像是喷了半瓶摩丝，比《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有过之无不及。油黑的头发像一面光可鉴人的弧形黑色镜面，使嗡嗡的苍蝇无法在上面落脚。时日既久，人们只叫他“摩丝头”。他也完全笑纳这个称呼。
表面上看，他的服装店毫不起眼。但他最懂得女人的心理：爱美、喜新厌旧，永远是她们不变的真理。他不仅掌握着女人的心理，也掌握着独一无二的进货渠道，服装款式总与外面最流行的保持一致。因而，他的衣服是抢手货。我们家经济状况，在县城属于窘迫的，姐姐与同龄的女孩相比，也更单纯和质朴——她初中毕业，便未再读书，而是早早地步入社会打零工，肩负起一份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责任。即便像姐姐这样不追赶时髦的女孩——那是被经济状况抑制的结果，与她的天性并不一致——买衣服也总是以“摩丝头”的服装店为首选。作为不称职的鉴赏者，我总是被姐姐带上，为她提供意见。在官厅，与姐姐同龄的少女，包括几位年龄稍长的少妇，她们交流时，嘴里总是少不了“摩丝头”这个话题。
“摩丝头最近进了一批新货。”
“你这件衣服好看，是摩丝头那家的吧？”
“摩丝头的店这两天关了呢。”
“摩丝头……”
“摩丝头……”
……
有一天，我翻开相册，看到照片上少年时自己圆嘟嘟的脸，仿佛女性刘海遮挡的额头，以及蹩脚、难看的服装，简直为那时的自己羞愧，以致缺乏示人的勇气——我太太看到这些照片，发出难以抑制的暴风骤雨般的笑声。我同时难以相信，照片上那个满脸稚气的少年，身上穿的衣服来自“摩丝头”的店铺：那个不起眼但被全城女人惦记的空间，那张被全城女性乞求的傲娇的脸（苍白、宽阔、布满暗红色刺疣）。五颜六色的衣服像潮水，在那个原本寂静的空间里涌动，像一片秋天的树林充满喧哗与骚动，那些来自广州、温州、泉州、株洲，以及鬼知道什么地方的服装，在暗夜从四面八方涌入我们县城，在这个“据点”秘密会合。它们相互之间打着哑语、挤眉弄眼，或爆发出持久的争吵，像一群宫廷的嫔妃，卷入宫斗，变得腹黑，为争宠而不惜大打出手。店铺外，秋天的县城显得多么凄凉：消防队的小伙子们举着水枪，身上套着难看的橘红色的抢险救援服，消防车发出知了般的哀鸣；灰扑扑的县城街道，除了一条潮湿的水迹以外，便是被风扬起的尘土，以及耷拉着叶子的法国梧桐；十字街头，百货商店已经被个体私营商铺冲击得毫无脾气；影院门口曾经激动人心的电影海报也踪迹难觅，录像厅里天天刀光剑影。我们县城最著名的流浪汉及疯婆子：五狗魔气、金清华、仙莲颠婆子……依然驻扎在隐秘的角落，神气活现地度过他们黄金岁月的最后时刻。
“摩丝头”像被女人们惯坏了的国王，有着君临天下的沉着、冷静和果决。他的服装是一口价，容不得别人讨价还价。那些悻悻离开的女人最后还会回来，乖乖地付钱，又怨又喜地把衣服抱走。每个月，他会消失几天，他的行踪，比机密文件更加让人难以知晓。那些怨恨、嫉妒的服装店主们，使出各种伎俩——他们拿来烧酒、熟腊肉，甚至不惜用美人计，试图从他嘴里撬出蛛丝马迹——而让他说出秘密，简直比登天还难。在那些孤绝、仿佛四周布满窥视的眼睛的月黑风高之夜，“摩丝头”腰间缠着钱袋子偷偷出门了。说起来，我们县在本省都是边缘，在赣西不知名的角落，交通不算便利——“摩丝头”却能克服这些困难，神出鬼没地南下北上，哪里有新式衣服就往哪里跑，他的嗅觉简直比猎犬还要灵敏。那是一个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BB机、大哥大这些玩意儿，还要迟至几年之后才出现。“摩丝头”动用了摩的、汽车、火车甚至三轮车等工具，他有着狂热的激情和疯狂劲头，对于目标有着坚定不二的信心和果敢，他在夜风中捋顺被吹乱的头发，夜不成寐地来到了理想的货物的身边，又神气活现地出现在门口挤满了尖叫着、推搡着的女人们的店铺里。
有一天，我惊异地发现，这世界还有一种叫“诗歌”的东西。它们像小抄本，在我们县城文化干部和文青之间秘密流传。我第一次见到“北岛”“海子”的名字，是在我们中学一个叫“小碧岭”的文学社团的油印本上。这种仿佛长在异域的果实，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唐诗不是一回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诸如此类，早已注入我们对诗歌范式的理解，经过经年的背诵、抄写，变得不可撼动。那个操场上传来吵吵闹闹的喧响，广播里放着歌曲《五月的花海》，夏日燥热的风送来球场“嘭嘭”和大街上汽车喇叭“嘟嘟”的声音中，我被班主任叫到教学楼取新批改好的作文本。班主任姓贺，有着鲁迅先生短刃般的胡须和钢针般的直发——他恰好临时被校长（一个喜欢打麻将和垂钓的衣着邋遢的人）叫去布置什么事情去了。我未与班主任碰上面，独自留在散发着墨水和陈年木地板、办公桌被电风扇吹起的特有的气味中，孤单、惶恐和无聊。或许是新鲜油墨的气息吸引我，走到隔壁洞开的油印室，我顺手拿起新印制出来的《小碧岭诗报》。这注定是个被铭记和值得命名的日子，我感觉到周围的声音全部消失了，我像个沉溺在深水中忘记呼吸的溺水者，目光以及身子随着这些分行的、奇异的句子浮游：“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爱怀疑和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经由这些奇异的诗句，我仿佛突然领悟了语言和世界，我的生活突然变得陌生和不可理解。我从小对莫名、神秘远方的渴念像是突然得到印证和召唤。
我惊异地想起“摩丝头”店铺前的女人们。如果读到这些叫“诗歌”的东西，她们对美的追求会不会还这么肤浅、世俗和物质化？那个被缪斯女神幸运启示的下午，和别的日子一样轻盈、平常、明亮，但又是如此不同，我像参悟到某种秘密的僧人，或被注入一针疫苗，对庸鄙、凡俗的生活开始免疫的信众，从此要背负一把叫“诗歌”的利剑行走江湖。一个人一旦被诗歌“种痘”，便会在周围的人群中敏感地发现他的同道。我发现的第一个同道，是英语老师的爱人，县委党校的一位老师，他也拥有一个笔名：岩鹰。这是个多么好的笔名，威严、孤独、犀利、睥睨一切。我也偷偷给自己取了个毫无想象力、纤弱得像个女孩子的笔名：叶子。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这个充满学生腔的笔名在全国各地校园诗报上比比皆是。然后，我又拥有了一个远方的笔友——符合诗歌想象的、穿白色连衣裙、扎着马尾、文静瘦弱的女学生。我在赣江之滨的师范学校念书时，班上一位热心的女同学又将她的闺蜜介绍给我认识，也让我们成为笔友，并且在某次秋季开学时，她从井冈山脚下宁冈县经停吉安，去往省城交通学校时，我们见过一面。拜诗歌所赐的这一切，让我眼花缭乱，正如这个世界本身。我突然发现这世界不是安静、漫长得如马拉松赛事，而是激荡、充满冒险与挑战的激流。
英语老师与她爱人“才子佳人”的形象，深入我们心中。英语老师年轻、漂亮、时髦，仿佛通过一种世界性语言掌握着更多外部信息的人，她与拥挤在“摩丝头”店铺前庸俗的女人们，显得格格不入。她的优雅照亮了我们中学——小碧岭的角角落落。而她的诗人丈夫岩鹰，有着理想的诗人形象：长发、忧郁、戴着眼镜、烟不离手、手不释卷。县委党校与中学仅一墙之隔，时常在放学的黄昏，我见到他们手牵手，让人艳羡不已。我同时不无忧伤地想到，要想写好诗歌，必须拥有一位足以让他产生激情和眷恋的伴侣，一位能够照亮和抚慰他晦暗内心的女性——她足以幻化为滚烫的诗句，时时进入梦中；她就是诗歌本身，是源源不断提供灵感和泉源的宝藏。我正是那名旧照片上有着圆嘟嘟脸、被丑陋的刘海遮住额头的少年——对这个形象我颇有自卑之感。这形象和海子早期一样——自卑感，也纠缠了他短暂的青春期——一个神童如耀眼的彗星孤绝地滑行在冰凉的、鲜花盛开的深蓝天幕。
英语老师的连衣裙、蝙蝠衫、牛仔裤、大圆领西装，我相信也来自“摩丝头”，除非她在县城之外还有其他采购渠道。“摩丝头”店里的奇装异服，足以让我们对世界的新异感到震惊——它不断吹来远方的风，在那一点点对传统服装形式、花样的突破中，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受到刺激。为了获得一件新衣裳，女人们变得疯狂、陌生，也变得更迷人、靓丽和自信。那是个美学大行其道的时代。美是旗帜，是武器，它摧毁一切，解构一切。甚至有人不惜为美是客观还是主观，大打笔墨官司。美是启蒙和解放思想的抽象工具。我当然理解不了古人早就说过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当大家都去追求一种流行的、公共的美时，美其实是一种丑的东西。
“摩丝头”已足够让我们县城变得疯狂，而诗歌更是洞开了一个少年对县城之外广大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首先来自书本，我成了一个对诗歌读物着迷的人。这是一种与我们语文课本完全不同的文本，我开始相信并追求新颖的文字和艺术，对古老的东西则充满敌意。我深信诗歌的威力，无远弗届。我仿佛从那时开始，就认定了自己一生将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相信那个年代本身就是奇异而温暖的，同时也有一些“有趣”的人值得回忆。比如校长——那个总是衣着邋遢的人，我知道他不是“摩丝头”的顾客——但他可能是那个年代我们县城知识分子里面最聪明的人物之一。他曾代表我们县参加地区围棋比赛；在篮球场上，他是指挥若定的后卫；在治理县中上，他是校史里最耀眼的人物之一。这些我都不说，我只说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是：他喜欢垂钓和打麻将，有一次，他到县城附近一个池塘钓鱼，被村民拿住，村民哪认得这是堂堂县中校长，他被关在牛棚里。在经过一夜与蚊子、潮湿、燠热和臭气熏天的环境搏斗后，一个早起喂牛无意走过牛棚的年轻农民，惊讶地叫道，老师你怎么在这里！校长也不气恼，笑嘻嘻说出原委。这位他恐怕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学生偷偷地将他放掉了。第二个小故事是：有一天，校长夫人发现孩子有发烧迹象，让他带孩子去医院打针，校长说，他上午有个会议要开，拿起公文包就出了门。当校长夫人抱着孩子从医院出来，走到县文化馆时，一个乒乓球从四楼洞开的窗户飞出来，落到脚下。一个男人探出头来，叫道，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帮忙把球捡一下。校长夫人捡起球，抬头看到校长的脸，嘴里开始大骂，气得差点将孩子扔到街上……
在某种意义上，“摩丝头”、岩鹰、校长，也许是同一个人，他们都带着那个年代我们县城放荡不羁的特征。在那总是漫长的每一个晨昏，在县城灰扑扑的面目中，在暗蓝色天穹下以及有着无限多的松林、红壤和山丘的无名角落，上演着早已被外部世界忘记的疯狂、忧伤的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