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记忆并不是回顾个人所有的记忆并逐一保存下来，而是忘掉几乎所有的记忆，转而用那些拒绝溜走的记忆去创造一个故事。
——奥尔罕·帕慕克《阿拉·古勒的伊斯坦布尔摄影集序》
官厅
在我十六岁以前，世界是个封闭的环。这个世界可触可感，是个方圆千余平方米的空间——如果具体为错落在曲折小巷中的七八栋房子则更为形象。每天睁开眼看到的，都是熟悉的东西——晨曦、鸟鸣、板栗树、邻居和各种（其实不外乎几种）场景。我们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就是等待夜晚降临，左邻右舍手里拿着凳子聚集一堂，在一栋老屋的厅堂看电视剧。
看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我们生活中构成了如此饱满的、重要的消遣，以至于那些延续了千年的游戏、传统仪式、节庆，都变得黯然失色。大家——包括年龄最大的老头老太太——都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地专注于面前一台不时闪烁雪花或荡起涟漪的十四英寸电视的黑白屏幕，每个人的坐姿都一模一样，连平时活泼好动的稚童，都雕像般静默在黑暗中，只有明亮的眼眸闪现出几许新奇的、不解的光芒。
几分钟以前，正强奶奶手里抱着小板凳，小脚蹒跚就像一只旱鸭子摇摇摆摆地赶去老屋占位置的形象，回想起来都令人发笑。
我坐在黑暗里，像其他人一样，盯着前面的电视机，心里却想着一个缺席者——父亲，他是官厅仅有的在异地上班的人。我经常写到父亲，以至于后来每次下笔，都认为不会再写了。但对于这位我从小疏于沟通的亲人，随着年岁增长，每次在写作中将他回忆，似乎都多了些不同的理解。
老屋居住着三户人家，媛娇婶一家常住于此，我们家和崽曼婶一家是外来户，暂租此地——几年以后，我们分别在离这里几步远的祖宅地上盖了新房子。按照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理论，这片街坊中，我们三户构成了类似亲缘者关系，感情上最亲密，其余数户次之。
我家与媛娇婶家此前并不相识，为何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缔结成这种宗族般的亲密关系，至今不能理解。我家原先住在上街，在我七八岁时，母亲将那仅有的两间（带一个后院）房子卖掉了，选择在这里过渡——那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一直未曾探寻。崽曼婶家晚我家一两年才搬来——他们也住在上街，租人家房子住（她公公婆婆则拥有县城临街的店面）。她的儿子泉生与我同年，包括正强——我们仨开始建立一种发小关系。
媛娇婶，包括其他邻里，愉快并毫无隔阂地接纳了我们。回想起来，这种人际关系，是我经历中仅有的。闭上眼，方圆千余平方米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邻里街坊的音容笑貌，都历历在目。
这栋老宅，是媛娇婶家与另外一户人家共有。她家住在旁边一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红砖房子里。这栋清水砖老宅，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民国以前。我们这个宗族里的长老，是媛娇婶的公公，一个相貌堂堂的老人——高大，儒雅，谈吐不凡。邻里之间有纠纷总是他出面调停。他的威信建立在他的道德感和公正的基础之上。但他还不算这里最老的老人。他母亲姓徐，是开国少将徐国贤的亲姐，常年坐在光线幽暗的室内，性格和蔼，微胖，皮肤白皙，脸上见不到老年斑，青绿色血管历历可见。毫不避讳地说，我是周围孩子中最受她喜欢的，至于为何，则并不清楚。
后来看过电影《四世同堂》，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家正是如此——老人除了她长老般的儿子外，常年住在这里的是一对孙子（媛娇婶是长孙媳妇，次孙尚未婚娶），另有一对孙女分别出嫁在离这里数百米和数里地之外的村落——每年春耕时节，她们都会返回娘家。这里的习俗，打禾莳田，不仅出嫁的女儿回来帮忙，左邻右舍也会一起上阵助力。反过来，其他家农忙亦是如此。更进一步，如果哪家有红白喜事，邻居们都会不请自到，悉数前来帮忙，连各自的角色都极为熟稔。主持者当然是媛娇婶公公。
媛娇婶有一儿两女，男孩叫剑剑，女孩分别叫芳芳、琴琴。剑剑刚蹒跚学步时，有一天老人没看住，一头栽到厨房水缸里夭折了。这是我们街坊中最沉痛的事件。它在每个人心里落下阴影，更直接改变了媛娇婶、毛崽叔的性情。此后，丧子的阴霾一直笼罩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
让我暂时忘记这不快的经历。我整体的印象中，媛娇婶一家是喜乐、和谐的，每个人都让人亲近和尊重。如果非要找出瑕疵来——那就是长老的爱人，一位表情总是严肃、眉头紧蹙、面相身材瘦削（与她婆婆相反）的老太太，对我们这些孩子似乎挑剔多于包容。媛娇婶性格直爽，快言快语。有一次，年三十下午我沐浴后穿上新衣，她竟当着众人的面夸我“帅”——这份褒奖，极大地满足了一个孩子的虚荣心，并将之视为一种正向的心理暗示。毫无疑问，我已成为芳芳和琴琴事实上的兄长。以前，我一直认为我的童年是孤独和患有社交恐惧症的，对此，我要修正这份矫情。毛崽叔作为同辈人中最爱读书的人，招干到镇政府上班去了。这个我童年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的人生得失都与他过分聪明有关。他喜爱阅读的习惯直接影响了我，让我意识到阅读是使人变得风趣、谈吐不凡的重要原因（虽回想起来，他读的只是些武侠和言情小说）。有一次他神秘地对我说，晚上带我去看样新东西。他没有带自己的孩子，而是独自带上我（也许觉得她们尚未懂事，不宜接触）——在镇政府会议室，我第一次看了录像片，成龙主演的《醉拳》。
长老对我的影响似乎只在一些重要关节上。他的三言两语，往往让我突然开窍和醒悟。
我在媛娇婶家待的时间，比在自己家里还长。放学回来第一件事，便是走到他们家去，与几个孩子抱抱亲亲，坐在客厅里听大人闲话。那时，还没装上自来水。媛娇婶家厨房后院是片菜地，有一个铸铁的压水井，我们家生活用水都来自这里。压水井在过去农村非常普遍。我后来常去正强家（这个同龄人比我吃苦能干）——他一边奋力压柄取水，一边与我说笑。每天放学回来，他要将一片足有七八分地的菜园子浇透。为了给蔬菜补充养分，还要按合适比例在水中加入尿液。因此，每家屋角或柴火房都备有一个尿桶。
这个大队——我们还习惯这么称呼，是一个著名的蔬菜种植基地。除了种植少量水稻，各家都将时间交付给种菜、卖菜这样辛劳的农活上。这里有长势良好的蔬菜，是官厅给外人的深刻印象。
媛娇婶家是周围几户人家中最干净、温馨和充满书香气息的家庭，无疑也是最受尊重之家。我依然能记起他们家客厅的陈设：靠窗的位置是一张书桌（玻璃板下面压着许多黑白照片，有合影也有个人肖像），旁边是一张床铺（住房还是紧张），书桌另一头有个书橱，里面摆放着一台双卡录音机，几排磁带像书本一样整整齐齐——朱明瑛、张蔷、朱晓琳、李玲玉、李燕华、范琳琳、毛阿敏、凤飞飞、成方圆、杭天琪、程琳、郑绪岚、苏红、翁安芳……我第一次认识她们，是从这台双卡录音机开始。书橱下面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客厅中间是两张竹躺椅，长老和他太太通常会躺在那里，手里摇着蒲扇，你一言我一语或长时间静默。墙上贴着电影画报——《许茂和他的儿女们》《野火春风斗古城》《谭嗣同》《赤橙黄绿青蓝紫》《泉水叮咚》。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农民之家的摆设。我们家则不同，完全看不到这些。一则我们是临时的过渡租户，二则我们家的户主——父亲——常年在异地上班（即便在家，我也不认为他有这样相对“高雅”的爱好）。媛娇婶以客厅为中心，东边两间房，一间是过去的灶屋（已废弃不用，沦为过道），一间是长老和太太的卧室。从客厅、厨房以及往西延伸出去的是两间车厢式红砖房——其一是毛崽叔和媛娇婶的卧室，另外一间是徐老太太的寝室。
这个封闭空间内的人际关系虽亲密，但并不尽然是和谐，也有抵牾、撕裂和痛楚。比如崽曼婶与丈夫毛毛叔，三天两头便有一次激烈争吵（一直持续到崽曼婶突发心脏病去世），每次争吵，最受苦的是家里的锅碗瓢盆——因主人的暴怒而在空中飞来飞去。起初，泉生和弟弟丁丁泪水涟涟，颇让人同情——后来连他们都安之若素，任由大人吵架，他们充耳不闻地玩着游戏。我家租住的房子，夫妇两人（是近亲）都在粮食系统上班，是这街坊仅有的全家吃商品粮的人家，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个哑女，却有着冰雪聪明的脑袋，妹妹性格安静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她们视我也如亲哥一般。突然有一天，她们的父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成为大家心中至今未解的谜。媛娇婶家的美满遭遇不测，剑剑的意外夭折，造成了全家的撕裂，长老夫妇、媛娇婶和毛崽叔都是受伤害者。悔恨和罪恶感像巨石压在长老胸口，此前他从不上麻将桌，仿佛街坊的楷模，之后却忽然放任自己也成为麻将桌上的常客——而将数次对毛毛叔不要过度玩牌打麻将的说教抛在了脑后。媛娇婶与毛崽叔的抵牾日深，以至于后来二人关系急转直下。我们家，比如母亲，则一直未能处理好与爷爷的关系。童年的阴影像一张蛛网，覆在心中，让我挣扎、抑郁。
毛崽叔的弟弟显平尚未婚配，在县国营照相馆做学徒，是个爱好武术的英俊年轻人，曾在我面前表演单手劈砖。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大街上用自行车载着一个烫着波浪卷、极时髦的美女。这个幸福的人，正处在恋爱中。但他后来的妻子却是另外一个经人介绍的长相普通的女性。
我去正强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我上了初中，已经摆脱了一群小丫头的“兄长”角色，我的兴趣在于与同龄男孩交流阅读连环画、少儿杂志的心得，以及对灵异世界、气功和武术的看法。正强有个同学阿胜，母亲是县中图书馆管理员，他经常带书出来，与我们分享——我的文学种子，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播下。我甚至经常在正强家留宿——从傍晚陪他在压水井旁劳动开始，到晚上两人在一块旧门板上练习乒乓球，到深夜共读——我的母亲，似乎在我的生活中隐身了。值得一说的是，姐姐、母亲也分别同正强的姐姐、母亲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我未曾留意她们培育友情的细节，但她们的友谊与我们相比并不相差分毫。
与我家以及与我个人感情次之的另外几户，可书者其实也不少。几个孩子牛铁、海兵、大弟，这些童年的玩伴，以及他们的家长给我的印记——在“官厅”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依然栩栩如生。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并在记忆里捕捞这过往的形象，是想说这一切已被解构。包括这样一种宗族关系早已松动，其中好几户人家已经搬出官厅，在别处盖了类似别墅的新房。过去的老宅、老人早已不复存在，包括我们这七八户人家缔结的美好关系已被拆解。我童年的玩伴们也早已走向了四面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