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
在这一年，另一个年份总是被人们作为参照频频提起——2003年，“非典”时代。
那时，你在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置身于校园之中。你对“非典”的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一些片段却历久弥新。比如，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家境优裕，在学校封校之前坐飞机回到了南方的家。那时，你连飞机都还没坐过，甚至没有近距离观察过，所以他的逃离让你立刻明白，在危急关头，人和人之间应对困境的方式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学校的宿舍楼被分成几种颜色，持不同颜色的出入证出入，到各自规定好的食堂买饭。比如，你的一个同学，去石家庄看女朋友，回到北京遇到封校，无法进来，只好返回石家庄，租地下室住了几个月，却和女友难得有了长时间的相处。比如，一位教古代汉语的老师，依然严肃地打电话叮嘱学生们认真学习，随时回答学生的问题。比如，你用古老的201电话卡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告诉你，村口的路被挖了一条深沟，以防外面的人进入。比如，你和留守在学校的人，每天守着那台14英寸的电视机看篮球比赛，学校电视台在放录像，央视五套在转播NBA。那一年，姚明刚刚去美国不久，引发了中国的篮球热。
沿着这些片段，你回忆起更多更久远的细节。“非典”一年多前，就是在同一块小小的屏幕上，你们一遍又一遍地在新闻中目睹本·拉登手下的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飞机撞上纽约双子塔，但是对当时的你们来说，地球另一端的灾难实在太过遥远了，以至于飞机和大厦相撞引起的浓烟和火光，甚至比不上看好莱坞大片让人震惊。多年后，你才想明白个中原因，在小小的荧幕上，高耸入云的双子大楼也不过如尺子般大小，两架飞机类似于纸飞机，更关键的是，这灾难里你们没法看到具体的人。你们知道有，但新闻里不会播放一个被废墟压住的人，一个被大火灼烧的人，一个残缺不全的人，你们年轻的情感和同情找不到任何具体的对应者。
但“非典”不同，它就在你所在的国家和城市游荡，因为身处校园，你不太清楚人们抢盐、抢板蓝根的疯狂，你和室友唯一担心的是，同宿舍的一位同学每天雷打不动去教室上自习，让你们觉得他被感染的风险加大了。但是重复性的生活最能麻醉人，不到两周，你们就适应了学校封校的一切，看录像，看球赛，几个人分食一桶泡面，坐在草坪上打牌。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悄然转化为一种享乐：无需上课，只需游戏。那段日子已经成为你此生最为松散自由的时光，但很可惜，你由于过于沉浸而没能更好地享用它。解封时已是六月份，你们可以自由出入校园了，但是你已失去了出去的欲望。
如果这些和你相关的大大小小的疼痛有一条隐形的线索的话，再往前追溯呢，会是什么？你能记起来，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留有痕迹的伤痛是十岁时。那一年，你在离村子四里地的小学读书，中午骑父亲的自行车回家吃饭——你对那顿午饭吃的东西永远难以忘记——然后又骑车回学校。那是一个阴沉但没有下雨的天气，你在村西摔倒了，一条胳膊骨折加脱臼——是左臂。后来，在手指的刀口漫长的愈合过程里，你无数次想过，左臂虽然不如右手那样自由灵活，但却承担了你身体三分之二的物理创伤。疼痛到极致，人会产生一种麻木感，又痛又麻。
几个月后，骨折痊愈，但是你的左小臂永远留下了一道可以察觉的弧度，因为不正确的姿势，断裂的骨头顺势长出了一个弯儿。它对你后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可见的影响，但它是永恒的印记，提醒着你疼痛会消失，可是伤痕却永远留下来。
你身体上还有另一道伤疤，足有六七厘米，在腹部。这个伤疤诞生于你不满周岁时，那时你太小了。但是可以想见，八个月大的你一定为此痛哭无数次，那是没有任何认知和意识的本能哭泣，那是疼痛对人的神经的最初冲击。很可惜，这次袭击没能在你精神内留下任何痕迹，即便有，也是靠后来亲人的讲述和自己想象而建构的。所以，尽管这道伤疤要伴你一生，你却只能通过假想来回溯性地重构当时的情景。
犹如新冠爆发时，人们总是要说起“非典”的教训，然而人类并不能因为“非典”而避免新冠。有关“非典”的记忆在新闻中，在纪录片里，在文字中，在许多人的心里，但是人是善于遗忘的，特别是群体性记忆，更会在日常中消磨掉那些伤痛。群体的创伤性记忆必须借助某种具体的仪式才能被记住，所以要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所以要树立汶川地震纪念碑，只有骸骨能让人们记住战争的残酷，只有废墟能提醒人们大地的震怒。在个体的心理世界，创伤性记忆常常会变成一个坚硬的核，人们总是用种种伪装把它包裹住，生怕触动。所以，不论是以什么方式，你的伤痛之感都值得被写下来，纳入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让我们回到现在吧，我们也只能从现在出发，去想象以后的日子。
种种喧嚣，在一百多天之后，都变成了日常。你和其他人一样，习惯了出门戴口罩，习惯了回家马上洗手，习惯了和陌生人保持社交距离，仿佛本来就是如此。但是你们的心里却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疑问和期待：我们还能回到新冠之前的生活吗？你知道，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正如某一次疫情稍有好转时，长久居家的几个朋友，终于半怀兴奋半怀忐忑地约在一个小饭馆里聚餐，一位友人问你：哎，这次疫情对你们作家有什么影响吗？你想了想说：没有一件事会单独影响写作者，影响我们的都是建立在一种整体性之上，并且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处。比如，当一个作家再去写小说时，如果故事时间来到2020年，他就必须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物理距离问题，小说里的人物绝不能和以前一样，随时随地见面，随心所欲行动，新冠对日常生活造成的改变成为所有故事的基本逻辑。
现实亦如是，回答着问题，但并不给出最后答案。2020年4月8日，庚子年三月十六日，武汉解封。
在同一天，你发现那枚伤指的指甲终于长齐了。这时，你不再把二者看成巧合，你相信，这就是一种同构。个人的伤痕和群体的伤痛所经历的一切，都遵循着相同的逻辑：意外之刀，血，药，伤口，新生的力量，牺牲的断甲，手指即隐喻、即象征、即现实。新冠在文化领域的真正威力恰恰在于，它破坏了现代主义形成的隐喻体系，尽管病毒自身常常被看成是人类文明的bug。它让人们重新回到生和死的现实层面来思考一切问题，就连高烧、咳嗽这些人类常见的身体症状，也被它抽离为一种征兆。人需要重新获得身份认证：你得先不是什么，然后才能是什么。
指甲的确全部复原，但是仔细去观察的话，依然能看出当初的刀口所留下的印记，轻轻一摁，它仍然会隐隐作痛，正如人所经历的全部伤痛，都会在精神中留下尾巴。你常常忽略它受伤的经历，偶尔用到那根手指，特别是需要它使出全部能力的时候，它就会瞬间告诉你：抱歉，我的伤痕仍在。你无法用它抠开一个坚硬的事物，比如解开一根打了死结的绳子，从前你用牙齿和左手，现在你只能用牙齿和右手。所以，你开始反向承认，即便伤痕消失了，伤痛却不会离去，它只是冬眠了，一旦温度合适，就会迅速醒来。
从这一刻起，你终于原宥了自己的负罪感，那种面对群体性伤痛无能为力的负罪感。你知道这会被看成是矫情，被批评为虚伪，但好在你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
你想起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在加工厂里磨麦子，红褐色的麦粒被灌进磨面机，你在漏斗处撑着一只用了多年的面口袋，第一次磨出的面粉洁白细嫩，它们轻轻地落在你的手臂上，甚至带着冬雪的微微凉意。另一个凹槽处落下的麦麸，则被重新投入机器，开始第二遍磨面，随着循环的增多，落在你手臂的面粉慢慢由洁白变成红褐色，甚至带着些许的黑色。再比如，现在几乎所有女性都熟悉的美白产品，人们为了皮肤的白，不惜把自己并不了解的各种化学物品涂抹在脸上。黑色是看不见的敌人，隐形的对立面。
所有创伤性记忆都是黑色的，这种黑里，有时混合着血的红色，又是掺杂着罪的灰色。黑色是伤痛叙事的主要色调。至少从你的精神观念上来说，伤痛必须被个体和社会同时消解，伤口才可能彻底愈合。或者相反。
就在你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新发地再次爆发疫情，几天时间感染者就过百，刚刚解除封控几天的小区，重新开始查证测温。这一次，你身处漩涡的中心了，再也不可能保持远观的姿态，但你和身边的大多数人一样，紧张，却不再惶恐。你开始明白和接受，这种状态也许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日常，人们得做好准备。
北京爆发疫情在提醒着，人们做了个短暂的梦后，醒来片刻，就重新回到梦中；或者是，这场大剧在漫长的五个月演出后，赢得了难得的中场休息，才喝一口水，一支烟还没抽完，下半场的哨声已经响起。二十多天后，三十多天后，四十多天后，北京的病例终于清零，接下来是新疆，然后是大连，然后是青岛，然后是石家庄……
一年过去了，疫苗问世，全世界都期待着疫苗能给出最完美的答案。你也打了，你的家人也打了，虽然心里仍怀着浅浅的疑问，但是人们别无选择。好在，你现在所处的那片区域是安全的，你可以跟家人出行，跟朋友聚会，或者只是一个人在夜晚绕着小区走几圈。这已然是一种好生活。
可是病毒比想象的狡猾，它开始分身、变异，科学家、医生们只能不断去面对新冠的变异。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打地鼠游戏吗？
未来会怎么样？
谁也无法断言，人人只能心怀期待。媒体上总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交错而来。每一个坏消息都仿佛预言着世界末日，令人悲观；好消息又总是拨云见日，让人觉得终于柳暗花明。好坏之间长久交错，人就麻木了，也可以说坦然了。君不见大街上人来人往，饭馆里的食客也日渐增多，而且，每一种日常食物都能吃出劫后余生的滋味。余生还很长，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未来会怎么样？
科学家在预测，哲学家在分析，而如你一样的大多数人，只是顺着生活的洪流向下漂荡。面对这个问题，唯一能引发你深入的思考就是偶尔想起一出有名的戏剧——《等待戈多》。
戈多如同最终的胜利，他会来吗？
应该会的，我们不是约好了么。
那他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也许很久很久。
怎么办？
等。
你和所有人一样，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里等待着真正安全的那一天，如同十七年前你们等到的“非典”结束，重新不用戴口罩上街，大口呼吸，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除了相信戈多会来并一直等他，没有其他可能。
你和你们，早已准备好那句话了：你好，戈多，终于等到你。
【刘汀，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布克村信札》《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