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野蛮与轻浮
无论如何，手指的伤口正在缓慢地愈合，尽管速度慢得超出你的耐心，但一个完整的手指确然在未来等着你。指甲下的血肉是永远不会变坚硬的，它只能等着指甲一点一点地长出来，遮挡住它的脆弱。
你全程见证一处伤口的愈合，见证身体的自我修复。你开始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焦虑感到好笑，但很快就发现真正的困难在于，作为一个敏于思考的人，作为一个怀有悲悯之心的人，作为一个借文字安身立命的人，你该如何对待举目可见且身处其中的群体性伤痛？那段时间，除了每天上涨的感染人数，你更多看到的是新冠所造成的悲惨人生，而那些靠噱头吸引眼球的自媒体，把“人血馒头”吃出了花样，别人的悲惨命运，成了他们聚敛赞赏的鱼饵，那些消息来源有限、不善于辨别信息的人们，不但付出了几十或几百的打赏，还付出了他们真诚而庸俗的眼泪和情感。
你一直在警惕被同样的群体情绪裹挟，即便不得不融入这类洪流，你也时时告诫自己：再想想，再等等，再看看。可是，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的个体，作为一个被新冠病毒所影响的普通人，除了在日常生活里去适应新的状态之外，你还要在精神世界面对这次人类伤痛。你不断地在想一个问题：个体该怎么去承受人类的集体性悲伤？
你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突围之道。你开始回溯离自己不远的灾难史——汶川地震、“非典”、1998年大洪水、唐山大地震……它们要么因为你不曾亲历而缺少必要的思考距离，要么因为不够切身而找不到对应性。它们只能通过文字和影像进入你的观念之中，并且形成你对世界和国族认知的一层细沙。等你读了更多的书，了解到更丰富的细节，这些细沙的一部分会凝结成坚硬无比的块状，另一部分却随风而散。想起这些灾难，庞德那首名作《在地铁车站》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对作为后来者遥望历史的你而言，没有哪部作品比异国诗人百年前的这首诗更恰切了。并非庞德预言了人类苦难，而是你只有通过它才能找到认知那些伤痛往事的方式，就像一个放大镜，帮我们看清了老祖先在一块木板上刻下的细密线条。
虽然它们仍然因为时空的距离和肉身经历的缺失而不够真切，但借由《在地铁车站》所提供的转喻，你找到了一种新的理解自己时代的可能。和艰难的理解相伴的，是你同时在试图写点儿什么，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本能，但是你写不出任何能容纳这些呐喊和眼泪的文字，这让你越发焦虑。于是，你只能把目光再次投注于自己的伤口：某个深夜，半睡半醒之间，你突然找到了自己和这场全世界的灾难之间的隐秘联系——那根受伤的手指。
它已经不再是剧痛，而是一种隐痛，还伴随着隐隐的痒。你知道，那一定是新鲜的细胞在生长，挤压着皮肉。简而言之，一小部分新的你，正在替代一小部分旧的你。你开始回想它受伤和逐渐愈合的时间点与感受，发现它正和疫情、人们的心理状态慢慢同轨，微小的指尖之伤和全球之痛，悄然形成一种独特的逻辑关系。借由这种半真实半想象的联系，你开始产生许多新鲜的想法，你想起几年前曾经粗浅读过的西方哲学家阿甘本的一个概念——同代人。新冠疫情终于把全世界无差别地联结起来，同样，也把所有年龄段的人变成了独特意义上的同代人——新冠一代。如果有人做详细的心理分析，肯定会看到人类的心灵曲线在这一年陡然转弯，爱恨生死这些千百年来一代代重复的故事，再一次被病毒摩擦出新的火花。你将和所有人一起，共同承受也共享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是，你当然同时在媒体中和生活里获得这个世界分裂的信息，而且，这种分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明显。这就是伤口的意义，它既是一个身体的分裂，又是一个身体的愈合。
你无力进行整体性把握和描述，于是回到自己略微熟悉的文学领域，试图找到一面可以观照此刻的镜子。你想到自己读过的有关人类灾难的文字，比如被人们不断提起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鼠疫》《失明症漫记》，还有中国作家的《白雪乌鸦》《花冠病毒》，等等。但是大多数人提及它们，并非是因为文学，而只是因为它们与疫情相关。你想到一些更为隐秘的文字，比如诗，比如被以诗的面貌呈现出来的哲学思考，你开始确信，要想理解一种庞大的事物，只能寻找最小的切口——要想认识自己的整只手甚至整个身体，只能划伤一根手指。
是啊，在地动山摇中，灾难之外的人做什么不是轻浮的呢？不止轻浮，而且如刽子手，如刀笔吏，有形的刀斧和无形的刀剑，都在人们手中握着。诗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任何诗歌都阻止不了大地的颤抖，都挽救不了那些被掩埋的人，都恢复不了被砸断或截去的肢体，但是他们依然要写，并且要一边自责一边写。这是诗歌的道德律令。而作为诗人，要维护这种道德律令，就必须承受灾难带来的全部伦理压力。生者和逝者，地震之前、新冠病毒来临之前、战争爆发之前、洪水泛滥之前，还在共享这个星球的一切幸和不幸，但是一夜之间，人们就被灾难区分开。你发呆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设想自己此刻到底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立场在具体的事件中渐渐清晰。有人向你约稿：你好，请问有写抗疫题材的诗歌吗？你回答：抱歉，没有。因为对方是比较熟识的人，你还增加了几句：坦白说，我现在什么都写不出来，又或者说，我个人的写作伦理让我无法去写这件事，至少现在不能。就连处在疫情中心武汉的众多友人，你也只是在朋友圈中默默关注着他们的一切，而无法给出轻浮的问候和关心。
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却又控制不住自己表达的欲望。你在手机的记事本上写了删，删了写，再删再写。你写下了全部表达的冲动，再全部删除它们，你的内心并未因此平静，但却实现了走钢丝般的平衡。走钢丝的人，只有在钢丝上才是平衡的。
情况似乎在好转，至少很多人这么认为，小区的小公园里，已经有孩子戴着口罩在玩耍了。但是你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只敢带女儿去小区外人较少的公园骑骑自行车。女儿在家里的时候，跟她的各种玩偶一起玩，常常会说到：小熊得了新冠肺炎，小海豚得了新冠肺炎。一个孩子在这种氛围中久了，医学话语便进入了她的语言系统，进而影响到她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一想到这些，你就感到心怀愧疚，这个由你而来的小小的生命，要开始承受你所完全不曾预想到的压力。每天出门前，她都会提醒你：爸爸，口罩、出入证、钥匙。这是她交代的三样东西，全部和进出有关，全部和你们能否安全回到家有关。她记得清清楚楚，她的童年不可避免要打上这三种烙印。
你会想起，在几年前，北京的雾霾很严重，上幼儿园的路上需要戴口罩。走出楼门，她会说：爸爸，今天的雾霾好重啊。现在，口罩又一次成了生活必需品，而人们所面对的困难比雾霾要严重得多。她骑车摔倒，腿上蹭破了点皮，你用碘伏给她消毒。她开心地说：现在公平了。你问：怎么说？她说：现在爸爸、妈妈和我都有伤痕了，公平了啊。你蓦地心惊，你当然知道孩子话中的真义，但你更会想，她的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与你要承担集体性灾难的想法似乎很像。
阿多诺的那句话，并非在质疑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作的合法性，相反，他恰恰是在说诗歌的道德、诗人的道德。你在想，哪怕即便用大多数人都望文生义的理解的意义而言，从写诗是野蛮的，到写诗是轻浮的，人类文明已经悄然嬗变。但是同时，人们在新冠病毒面前并未建立全新的写作伦理——依然只能在轻浮和野蛮的天平上去衡量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