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近年间很热络的一个词。另外一个与乡愁有关的话题是“童年的味道”，看似不相干的、不搭界的两个词组，一个是情怀与情绪，另一个是涉及到味蕾的饮食文化，一个精神层面，一个物质层面，凭什么捏合到一块呢？
对呀，凭什么呢？凭的是一个“乡”字，故乡的“乡”，家乡的“乡”，乡关何处的“乡”。其实人们说到乡愁，这个“愁”不是悲怆凄苦之愁，而是对故乡思恋到极致的一种特殊情感，是远行的游子回望出发地的一种怅然，也是成年人对童年岁月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忆。乡愁一如动物界里大马哈鱼的洄游，这是沉淀在血脉与基因中无法选择的选择。
乡愁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而童年的味道正是承载乡愁的物质载体，或者说是回归故乡、释放乡愁的渠道，你说是桥梁和纽带，也成。
我的故乡开鲁县在科尔沁草原上，俗称“关外”。什么关？山海关。十三岁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我离开故乡，从关外进入关里。这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了不得的一次旅行。
父亲工作调到了贵州，我们先赴遥远的贵州，在毕节、黔西和都匀三座小城生活两年，两年后我十五岁，父亲调到了北京，于是我又到了北京。
科尔沁草原上的开鲁是一个我生活十三年的地方，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县城。印象中，它甚至没有一座两层的楼房。据说开鲁是沙土地的结构，盖不起楼房，这个“据说”只能是据说。
这小城虽然小，却对我一直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让我几年间就返乡一次。最早的一次是上个世纪的1967年，距我离开故乡的1964年刚刚过去三年，身为中学生的我独自一人乘火车返乡。从锦州转火车到通辽，再乘公交车到开鲁，我与分别两年多的小学同学们见面，发现大家没什么变化，相逢时也淡淡的，既不惊也不喜，也许少年时期的友谊大多如此，淡而有味，淡而久远吧。
最近的一次返乡是2015年7月，我的妈妈回通辽看望她的大姐和小妹，也就是我的大姨和老姨。注意这个“老”字，这是东北故乡的方言，南方叫“小姨”或“幺孃”，而我们却叫“老姨”，听起来怪怪的。“老”字在我的故乡有特殊的用意，最小的孩子一般都叫“老疙瘩”，太阳不叫“太阳”，叫“老爷儿”。
我的老姨另一个身份是我的老婶，她的丈夫是我的老叔，南方叫“小叔”或“幺爸”。换一句话说，我父亲的哥俩娶了我母亲的姐俩，亲上加亲。而老叔和老姨从小在我家长大，地道的青梅竹马。记得小时候，顽皮的老叔常欺负老姨，没想到这种“欺负”，当然是带引号的了，是爱情的特殊表达方式，等我长大了方才明白。
母亲回故乡是为安慰我大姨，因为大姨父不久前去世。大姨父是我父亲与叔父的连襟，也是最后离世的男性长辈。我父亲2004年1月9日因肺栓塞而逝世，他是开鲁县的老县委书记，在故乡名气很大，遗言中有捐角膜的叮嘱，可是很惭愧，我和弟弟都没有遵循父亲的遗愿，故意不执行遗愿是认为让父亲完整地离开这个世界挺好，这是儿女自私的孝心吧。
叔叔去世也很突然，2011年10月的一天，因心梗而去世。那一年我六十岁，叔叔长我十二岁，我们是差一轮的“兔子”。我从北京赶去奔丧，叔叔的床头还放着我出版的八卷本的杂文集，墙上挂着我写的“抱朴守拙”四个字的横帔。
在故乡亲人中，大姨父和叔叔这对连襟关系最密切。我的大姨父是中学物理老师，书生气十足，而老叔是文学爱好者，兼军人出身，谈吐风趣幽默，他们老哥俩一见面，大姨父负责乐，而我老叔负责说，端的是一对好连襟。只是老叔突然去世，闪了大姨父一把，他的欢乐之源也封闭起来了。
抵达通辽的第二天，是大姨父去世百日，我与大表哥一行去墓地祭奠。我的表哥是我小学时期的大队长，一个中规中矩的煤矿系统的领导干部。表哥领着我们到通辽的公墓，这是离城不远的一处地方，按当地习俗还可以烧些纸钱冥币，这种城乡结合的祭奠仪式在北京是不可能的。
在大姨父的墓地前，我们默哀祭拜。这时我头脑中突然灵光一现，因为我发现大姨父墓地旁还空着一块墓地，而这墓地来安放五年前去世的我叔叔的骨灰不是更好吗？能让他们老哥俩生前一起欢乐，死后共同聊天。
我为自己的这个灵感所感动，于是马上向墓地的管理人员提出了购买的要求，这样我的叔叔和我的姨父一对老连襟终于在地下比邻而居。
完成这一切，我感到心中有些释然，因为叔叔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长辈，他更像是一个哥哥、兄长、领路人，因为十二岁的年龄差距在儿童时代不算过大，所以叔叔在我的少年童年时期，他是领着我们进行各种游戏的孩子王。
他领着我们在冬天里在雪地上设夹子、打麻雀，在春天的时候又到郊区去挖甘草，夏天的时候到草甸子上去逮蝈蝈。除了游戏，我的叔叔酷爱读书，他订了很多文学杂志，这些都是我少年时期不断翻阅的精神食粮，而且由于我奶奶不识字，但是她可是不识字的重要的文学爱好者，所以她会用命令的口吻让她的老儿子、我的叔叔给她读《林海雪原》、读《红岩》，读很多厚重的长篇小说。
所以，我对《林海雪原》，曲波先生这部写东北剿匪的名著，介入得是极其极其早的。杨子荣的英勇，高波的聪慧，甚至那只名叫“赛虎”的狗是如何的凶猛彪悍，都在叔叔给奶奶的朗读中，在我的脑海中幻化成一幕幕生动的画面。
现在人们提倡一个时尚的、时髦的话题，叫“亲子共读”。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亲子共读中的环境下成长的，而这种亲子共读的重要参与人不可代替的是我的叔叔，我的聪明、调皮、幽默的老叔。
老叔后来成为一名军人。在“文革”中，军装是一种时髦的少年的服装，军帽、军装如果被一个孩子穿在身上，那他具有了一种拿破仑的气质，而我叔叔给我和弟弟都无私地提供漂亮的绿军装。很快，当我成为远在云南的一名战士时，叔叔把他当参谋时亲手抄下的一本厚厚的《三十六计》《百战奇略》等等古代军事专著无私地寄给了我，还包括他那个漂亮的牛皮做的装军用地图的皮包。
尽管我是一名炮兵，尽管《三十六计》和《百战奇略》对于我而言，只是我练习模仿叔叔潇洒笔迹的一种摹本，但毫无疑问，叔叔对我的期望、对我的期待甚至期盼全部寄托在他手抄的厚厚的古代军事著作上。
从内蒙古寄往云南的时候，叔叔用的是《解放军画报》包的笔记的皮，这使他对这本书的珍视程度严重地影响了我，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包着书皮的这本笔记本，叔叔亲手抄录的战争名著，依然是我收藏中最重要的收藏。
叔叔曾经想当一名作家。我记得小时候，他反复地表达着一种对中国语言幽默化的特殊表达方式，他说：“一个人说话要有劲！”这“有劲”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慢慢大起来，我理解了叔叔所说的“一个人讲话要有劲”其实是说一个人语言表达能力一定要机智、幽默、有穿透力，这对一个后来成为文字工作者的我而言，确实是莫大的一种指导性的福分。
叔叔后来离开了军旅，而他的晚辈们，包括我姑姑的孩子、我的表弟，和我一样陆续成为了军人，有的甚至参与了老山前线的战斗，最后成为我家乡的武装部的部长。
而我军旅十年，却没成为一个真正的将军，文人情怀迫使我离开了以武人为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我转业回到北京成为《文艺报》一名记者的时候，我的叔叔颇有些遗憾，但其实我的气质确实也不适合纵马驰骋、疆场杀敌，而笔杆子和稿纸却成为终生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恰恰是童年时期被叔叔和奶奶无意中的亲子共读所培养的。人的命运有时候真的是始可料而不可及！
后来我无数次回到开鲁，在女儿六岁的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的1986年，我带她首次回到故乡。我们住在叔叔在通辽的房子里，叔叔养着一只小狗叫虎妞，同时还把北京的我们的一只波斯猫白白也带出了山海关，我戏称为“昭君出塞”。叔叔同时还养来亨鸡，他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他的那只叫做虎妞的小狗给了我们莫大的快乐。
由叔叔这种对小动物的热爱我猛然想起儿时叔叔由于饲养兔子和奶奶吵架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几乎还没有上学，刚刚有记忆，叔叔养的兔子捯了洞，不断往外逃跑，于是被奶奶责骂，叔叔奋起反抗。
最后的结果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知道爱小动物的叔叔把他的爱好毫无保留地传到了我身上，于是直到现在，我还不断地饲养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它们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笔下，从波斯猫、金丝熊、蝈蝈、蟋蟀直到热带鱼、金鱼、鹌鹑，和现在家中的澳洲蜜袋鼯，还有法国斗牛狗牛妞，还有最著名的拉布拉多犬大咖，还有它的妈妈和它的女伴，一个叫小新，一个叫小白。
当我面对这些小生命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想起我久远的童年记忆中，我叔叔所饲养的那窝繁殖力很强又善于逃跑的兔子。生活就是这样奇怪地又平静地前进着……
我记得每次回到故乡，我最盼望见到的亲人就是我的叔叔和他的妻子、我的老姨，他们是我父辈和母辈这一家里年纪最小的长辈，和我们年龄也比较接近，介乎于两代人中间的衔接的一代，这种情感使我的乡愁很多都宣泄在与他们的聚会上，而叔叔的风趣和幽默，和老姨（也就是我老婶）的温柔敦厚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笑声不断的聚会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叔叔有一肚子的风趣幽默的笑话，当他说起的时候，他的眼睛会闪出狡黠的光，同时用带喉音的笑声传导给每个倾听者。叔叔的语言干净、利索，还很有劲，所以我说，拥有这样一个长辈，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叔叔的大批藏书，甚至他的初中高中的语文课本都成为我反复阅读的读本，由此可见，有这样一个长辈，我想不成为作家都是不可能的。
十年前，我告别了我的叔叔。我记得故乡的习俗非常有意思，在我们跪拜告别之际，有一个据说通灵的人，这可能是萨满教的遗风，把一只大公鸡放在他的棺口前，说引导他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我知道如果我的叔叔此刻突然坐起来，他会嘲笑调侃这种习俗，但是他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调侃和诉说的可能性了。这一切本身都显得古怪和幽默，他这样的方式使我的悲痛得以大大地缓解，或许我想，这也是我叔叔冥冥中的一种操纵吧。
故乡和故乡的亲人组合在一起，和故乡的土地、饮食、风物焊接在一起。一个人只能有一个故乡，而且是无法选择的，正像你的诞生一样，但是正是因为有了故乡和故乡的亲人才使一个人的家族遗传、种族的基因得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叔叔，那个叫高奇的前人民解放军军官，一个顽皮的老顽童，他没有走，他永远活在我和我家族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