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张洵告诉我，为纪念他的父亲逝世20周年，准备再版其两部遗作《蛇侠》和《毒路》。我心里陡然一惊：20年了，张力离开我们一晃已经20年了！这是一段并不短暂的岁月，然而，许多往事回想起来却仿佛就在昨天。
我和张力堪称“三老”：老朋友、老同学，亦是老同事。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长达十几年间，两人的人生履历很多阶段几乎是重合的。说来有趣，1979年，他先我一年进入业大中文专业学习；1981年，我先他一年调到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任专业编剧；1984年至1985年，我俩又相隔一年前后脚调入市文联，继续共事。不久又一起奉命搭建《厦门文学》编辑部新班子，携手合作7年之久。1994年，他调到厦门电视台工作，从事电视剧创作。1999年转回文联任职，于是，我们又一起共事了3年。
和张力相识，大约在1979年间，那也是他步入文坛的起始。相较本市一些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作家，张力出道晚了几年。他曾说过，自己从未想过当作家，当画家才是童年的梦想。一次他在报刊上读到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很不以为然，觉得若是自己写肯定更好。于是心血来潮，开始构思童话故事，但真要动笔时又发怵了。第二天便找到同是第二搬运公司的工友、当时在本市文学界已经小有名气的林培堂，希望与他合作。自此，他时常出入于培堂家中，两人名字并排出现在报刊上的频率也多起来。我是培堂家的常客，自然也和张力渐渐熟络。
张力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外向，喜爱运动，童心未泯，好奇心强，容易冲动，是性情中人。他喜欢苏俄歌曲，高兴时，会忽然亮开嗓子，用美声唱法飚上一句“你看那可怜的老马”，或者“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培堂告诉我，张力很有艺术天赋，悟性高，擅长讲故事、编故事。早在上杭县溪口公社插队期间，他就已经是队友们的讲古仙。返城后在第二搬运公司上班，曾一度被安排去车间修车，虽然在那里工作时间并不短，但他的修车技术并不见长。原因是，车间工友弟兄们喜欢听他讲故事，工作任务不繁重时，便将他的活儿全都包了，弟兄们埋头干活，他只负责在一旁开讲。他讲《七侠五义》《说唐》，讲《梅花党》……有时下班时间尚未到，前一天所读的内容已然告罄，一时卡壳了。弟兄们听得正入迷，急切地追问：“后来呢，后来呢？”这时，张力就会卖关子：“且听下回分解。”然后借故喝开水或上卫生间，离开一会儿。回来之后，他又滔滔不绝地开讲了。若干年后，一次闲谈中，我提起这段往事，张力一脸坏笑，他说其实后面的内容是他现编的。
某个星期天，我照例一早又到培堂家，张力已经早我一步先到。刚跨进门槛，就听见培堂指着案上的一沓稿子说：“很好，很完整，我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我看今后我们不必再合作了，你独立完成没问题！”
自此，张力仿佛铆足了劲似的，一篇篇佳作不断地从他的笔端流出。其代表作当推中篇小说《火车头牌足球》，长篇童话《好森林的故事》《咕噜岛》等。与以大人的思维构思、以说教手法叙事的所谓“儿童文学”不同，张力是以儿童的眼光、情感和心理去观察、感知和构建儿童世界，从而真实、细腻、传神地再现他们不同于成年人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方式，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富有20世纪80年代特点的儿童形象。张力曾经把“童趣”比喻成一只“载着顽野的孩子们和美丽的鲜花”的小船，他的作品正是这样一只只小船，悠悠地划进孩子们的心灵里。
不过一两年时间，张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已经引起文学界的瞩目。我曾对他说，就沿着这条创作道路心无旁骛地走下去，在全国儿童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必然指日可待。然而，内心不安分的张力，还是忍不住旁骛了。他将兴趣点和注意力转移到成人世界，转移到特区建设题材，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捧出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这期间的代表作当属中篇小说《海湾上的草原》和《鹰蛋》。它们叙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生矛盾和情感纠葛，从不同层面展示了经济特区草创阶段的社会众生相。
张力热爱厦门，热爱闽南。英雄的城市、英雄的热土，赋予他英雄的梦想和强悍的气质。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儿童文学，还是成人题材的小说，张力的作品都有着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故事背景都在厦门、在闽南；二是故事内容都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三是主人公都散发着阳刚之气。评论家华夫这样写道：“他的小说常常裹挟着一股苍劲、峭利而略带咸味的海风，冲撞入我们的肺腑与胸臆，激起我们的心潮与血性，在我们的丹田里唤起一股阳刚雄放之气。”
正因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特质，他自然而然就卷进了20世纪80年代那场“寻根文学”的创作热潮。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因其《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奖，从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刺激和启发了包括张力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作家韩少功曾说过：“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认为文学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作家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张力选择了厦门同安的丙洲作为他的创作地标。上述两部重要的长篇代表作，都以这片充满传奇的热土为背景，以在此生存、发展的族群为视角展开宏大叙事，开启“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从而“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关于“丙洲陈”，老厦门人应该都知道，民国时期厦门码头由同安的“丙洲陈”“石浔吴”“后麝纪”三大姓势力所把持。作为三大姓之一的“丙洲陈”尤其值得关注。明末时期，颍川陈氏衍派丙洲，其子孙多以耕作与捕鱼为生。此地民风彪悍，习武者众。明末清初，丙洲是郑成功抗清据守的重地。1655年，因同安古城被清兵用炮轰陷，无险可守，郑成功遂命部将陈霸把同安旧城拆掉，将官署和部分居民迁至丙洲，修造新城，与金门互为犄角，在抗清斗争中发挥前哨作用。清末，这里出了一个在上海吴淞要塞与侵华英军喋血一战，宁死不降的民族英雄陈化成将军。厦门开埠伊始，丙洲人就率先占据码头谋生，高峰时，曾掌控5个码头。充满豪气与血性的岛屿，唤醒潜藏在张力心灵深处的英雄意识；对古中原英雄气质的崇尚与眷恋，激起了他的创作冲动。
我还记得，那大约是1988年夏季的一天，张力兴奋地告诉我，他打算长期到丙洲体验生活，将来写一部关于“丙洲陈”的长篇。他说，有位“二搬”的工友是丙洲人，愿意提供方便。他初访丙洲，邀我作陪。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兜兜转转地驱车一两个小时，我们才到了目的地。
丙洲岛地势北高南低，东西窄而南北长，犹如一条大蟒浮游在海上。岛的北部有一条凌空隆起的巨石，状如蛇头，故称蛇穴。村里的宗族长老带着我们在岛上兜了一圈。印象较深的是参观一口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四孔井，这是传说中的“蛇脐”。它原来是丙洲岛上唯一的一口淡水井，据说其神奇之处在于，不论春夏秋冬，雨涝天旱，此井长年不竭不溢，最高峰时供全岛4000多人饮用。蛇是丙洲人的图腾，张力将他的作品命名为“蛇侠”，应该出于此。
从那以后，张力真的沉了下去，一有空就到丙洲采访、搜集素材。他向长篇发起挑战，并先后拿出《蛇侠》《毒路》两部鸿篇巨制。
创作这两部小说时，张力的虚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一次采访中，张力得知早年在厦门码头，有过一个叫陈皮爷的丙洲人。据说有一回，当时的厦门总商会长曾对他说：“陈皮，你再这样调皮，我就让你捧着屎走路！”至于这句话因何而发，而陈皮爷又如何应答，讲述者也不甚了了。但是，就是这些支离破碎的言语，激发张力的无边想象。构思故事时，他将这些“据说”缀补起来，编织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塑造出那些活灵活现、充满个性魅力的人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风情独特的闽南乡村社会生活图景。
比起先前，张力的创作手法更趋于圆熟。他没有从确定的主题出发，总是以跌宕曲折的情节，在引人入胜的叙述中穿越沧桑世事，透露哲理思考，从而显现出他提炼生活素材和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
雄浑剽悍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诡异神秘的传奇色彩，构成他的小说所特有的叙事风格。“丙洲陈”家族聚散生息、荣辱沉浮的漂泊史、开拓史，则为小说铺就了恢宏壮阔的历史背景，作品因此显得格外厚重而辽远。富有人物性格特点的生动细节，则造就了他的小说人物的立体感，读者甚至可以从陈皮爷、陈美楚、台湾浪人邵猪哥、林罗、土匪头子猫国等人物身上，感受到其呼吸的起伏和血脉的流动。
我曾惊讶于张力记忆的禀赋，他能记得多年前看过、听过和经历过的许多细节。他仿佛拥有一个装满细节的锦囊，写作时，随手一掏就有了妙不可言的细节。后来才知道，他为此下足了笨功夫：每天都写日记。有一次到他家做客，他向我展示一大摞很特别的日记本，每一册都是用美术速写纸钉成的大开本。日常生活观察的细节、场面和人物的行为、对话，都一一记录在册。遇到特别有趣的，他还会用毛笔画出，以加深当时的印象。
当然，他的小说的许多细节，并不完全来自这种个人化记忆。他还经常跑图书馆、博物馆，找寻有据可循的史料、闽南民间流传的野史、歌谣、民俗、俚语等，将这些千百年形成的群体记忆，融入笔端，成为创作的原料。
总之，这两部以长篇的形态来讲述闽南地域文化的作品，是对闽南文化的一个审美展现，也是对闽南文学和乡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
长篇小说《蛇侠》《毒路》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而由《蛇侠》改编的电视剧《剽悍家族》更是为他带来很高的声望和荣誉。不久，他又收获了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中篇小说《林雅》。然而，谁也意想不到，一个正当盛年的作家，竟然在艺术生涯处于巅峰之时轰然倒下！
记得张力常说，长篇小说是一个体力活。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某个地方，一写，就是几个星期。我是在和张力出差外地同居一室时，才发现他有个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4点，就早早起床伏案写作。或许是因为这样长年拼搏，以致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尚有许多未完成的创作计划，却突然离去，令人为之扼腕痛惜。
张力从事创作20多年，在自己的艺术生命历程中，不断地拓展着创作空间，不断地拓展着选材的宽度和叙事的长度。他横跨文学、影视诸多门类，创作了长、中、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电视剧等，在厦门文艺界留下了一个难以覆盖的长长的身影。他的创作实践，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其作品是厦门文艺创作的一笔可贵的遗产。
如今，张力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本市文艺界一些同辈人或许会偶然想起，然而，年轻一代中又有几个人知道他？
13年前，我曾在一篇纪念已故老文艺家的文章中，有过这样一段文字：“一次和文学青年提起本市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活跃的一位小说家和一位诗人的名字时，他们竟露出茫然的神色。这令我大为惊讶，事实上，这两位文学界的精英先后逝世，距今不过六七年时间。于是感叹岁月无情。”我所说的那位小说家指的就是张力。
行笔至此，我突然想起19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面对着西敏寺内的“诗人祠”所发出的一段感慨：“但愿后世能永远纪念他的恩赐，因为他所遗留下来的，并非空洞的名字和虚夸的行为，而是智慧的宝库、思想的结晶和珠玑的文字。”
据说，相关部门正计划将丙洲岛打造为厦门的“圣淘沙”，成为新的文化旅游和休闲度假区。现实的丙洲正在变化，但曾经的丙洲会因为张力的小说而定格下来，并将永远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