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华语乐坛上出现了戴佩妮的名字。
她开始以每年一张的速度出原创专辑，
直到2008年之后才缓下发片的速度。
她清新的、摇滚的声音，
成为一种独特的音调。
她总是以一种充沛的姿态，
肆意地在音乐领域尝试各种可能性。
音乐人李宗盛说过，“我所生存的这个行业是一个怪兽，随时把自称有天分的人榨干然后一脚踹开。一些歌手刚出道时往往都是艳惊四座，但是之后就只会重复自己，渐渐变得乏力、再无新意……” 在他心里，戴佩妮不是这样的歌手。
2000年，华语乐坛上出现了戴佩妮的名字。她开始以每年一张的速度出原创专辑，直到2008年之后才缓下发片的速度。她清新的、摇滚的声音，成为一种独特的音调。除此之外，她做幕后、当制作人，专注在与音乐有关的一切事情上。她总是以一种充沛的姿态，肆意地在音乐领域尝试各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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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某种程度我也有在重复自己的，而其中的变化是因为生活总给我一些不同的感受，加上和不同乐手的合作总能碰撞出有趣的火花。”她出生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里，从小就听各种类别的音乐，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扎根在血液里，让她有更多可能性。如果一首歌火了，她不会去重复写那样的歌，不会做那样的重复，但她一直在重复那种多元化的音乐性。“我觉得重复自己不是坏事，反而是忠于自己的行为。如果你问我下一张专辑你会突破自己吗？我会告诉你说没有，就是戴佩妮的风格。我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擅长做什么，我就去做。我要在擅长的领域里面做自己。过几年再听到这个作品，能站起来为自己鼓掌，这样就够了。”
戴佩妮清晰地记得，自己存钱买到的第一张CD。那是摇滚歌手雪瑞·克洛（Sheryl Crow）的第二张专辑《Sheryl Crow》，黑白的封面上是雪瑞·克洛那张在长发中酷且不羁的脸。因为被专辑封面吸引，她从众多CD中选中了它。听她的同名专辑，听她的乡村摇滚，戴佩妮觉得新奇：怎么会有一个女生，穿着大长裙，拿着吉他，盘腿坐在地上玩音乐。那个粗犷与帅气的形象对她而言有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此前，她所触及到的音乐极端地被分成两类。二哥的房间是她奇妙的“音乐室”，二哥喜欢创作，爱玩吉他，房间里的磁带都是那个时代最耳熟能详的创作歌手，李宗盛、黄韵玲、红蚂蚁乐团、崔健、罗大佑、陈珊妮、刚泽斌、陈杰洲……小小的戴佩妮会潜入二哥的房间，用二哥的随身听去探索那个广阔的音乐世界。又因为从小练舞，她平日吸收的都是更加动感的舞曲，郭富城、红孩儿、小虎队……她喜欢那些节奏所营造出的气氛。在两种音乐类型的交织里，她开始了解到，音乐可以分为创作型、跳舞型、偶像型，也开始更加自由地、多元地去吸收各种类别的音乐。
17岁，戴佩妮跟音乐的关系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从被动吸收变成了主动输出。那时候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创作性比赛——海螺新韵奖开始启动。因为二哥的年纪超过了初中组、高中组、大学组的设定，喜欢跟二哥抬杠的戴佩妮趁机“嘲讽”，却被二哥呛声说，有本事你去参加。上高二的戴佩妮在激将法之下，决定姑且一试。她拿着朋友的作文当词，自己哼唱了一首歌，又找了会吉他的朋友帮自己伴奏，交了作业。结果很顺利地进入了决赛，拿了优秀奖。那一次比赛，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拿了冠军，梁静茹则是最佳演绎奖的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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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之后，戴佩妮结交了很多在创作上有经验的朋友，她觉得好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创作、喜欢音乐。她自己成立了一个叫作“指南针”的音乐小组，每星期小组的朋友们一起聚会，有时在巴士站，有时在街头，有时在成员家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创作，相互讨论。他们也开始“出征”各种音乐创作比赛，有一位成员要去参加音乐比赛，大家就浩浩荡荡跟着一起去。
在音乐上忙碌的戴佩妮，并没有想过，这会是自己将来的道路。她仍然活跃在自己从小学习的舞蹈领域，教小朋友们跳舞、参加舞蹈类的演出、在空旷的教室里自己练舞，她知道，毕业之后，她应该会去考艺术大学，或者是去某个当代舞团成为一名候补生。总之，她一心想着，自己要成为一名现代舞舞者。
机缘奇妙。在一次音乐比赛中，担任评委的“元老级”制作人黃怡听到了戴佩妮的歌声，便开始对她其他的音乐创作感兴趣。与此同时，一位评审老师也带着另一位“元老级”制作人陈子鸿来听戴佩妮的音乐。黃怡和陈子鸿回到中国台湾，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己在马来西亚遇到的一个女生：她很奇怪，不是唱得厉害或是长得漂亮，但就是非常妙。1999年初，这个“奇怪的女生”正要决定去做舞者时，收到了黃怡和陈子鸿的邀约：请她做一名创作歌手。
一个十字路口，两个不同的选择，一边是从小到大的梦想，一边是全新且未知的选择。促使戴佩妮作出选择的原因是：如果当一个专业的现代舞者，也许跳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但如果当一名创作型的歌手，可以保证唱自己的故事，说自己想说的话。
“不唱别人的歌，只唱自己的。” 于是，在这样的决定中，黃怡和陈子鸿的公司“喜欢音乐”拥有了第一位创作型歌手——戴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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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了华语乐坛之后的很久，戴佩妮才通过记者们抛给她的问题、身边同事们的分享，得知了自己选择的行业，正处于销售最辉煌的时代。千禧年出道的自己，像是搭上了辉煌线路的末班车。
此刻回望，她觉得甚是庆幸：在大时代正随着技术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开始，二十年来，她一路见证了唱片黄金时代、实体下滑、网络音乐的兴起。对她而言，都是“末班车”上，有趣的经历。“我是一个适应力非常强的人。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我都有办法让自己回到一个跟大环境相反的地方，稍做休息，重新出发。”
她一路玩得自我，玩得自在。
黄怡和陈子鸿都是认真但不严肃的人，他们做音乐非常自由，在制作方式上也不设限，这给了戴佩妮很大的空间。在准备第二张专辑《怎样》时，戴佩妮要求加入专辑后期制作的部分，黄怡和陈子鸿也毫无保留地让她参与。他们帮她邀请了很多知名乐手齐聚一堂，一起碰撞，恰好大家都喜欢 LiveHouse 中即兴的部分，就用“同步录音”的方式来做歌，戴佩妮形容，“就好像一个创作营一样，他们跟我一起，边唱边把编曲弄出来。一起讨论，一起录音，结束之后一起吃饭，是一种像在学校里的感觉。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玩音乐上的各种想法。”
尽兴之余，意料之外，这张专辑里的《你要的爱》因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热播，成为了当下意义上的“爆款金曲”。那时候，戴佩妮发现，自己去印度尼西亚做 Spa，也会被当地人认出——你就是那个唱《流星花园》片尾曲《你要的爱》的戴佩妮。这个很长的定语，在很长时间以来被放在了戴佩妮的名字前面。她心想，啊，这样的话，我好像应该还有机会出下一张专辑。
她的歌走红都带着点“歪打正着”的意思。2018年，戴佩妮在武汉的一场演唱会上，因为在演唱《怎样》时将麦克风递给歌迷，但谁承想歌迷跑调严重，使得“心疼戴佩妮”冲上新闻热搜。
戴佩妮将这样的经历称为“中乐透”。身为创作歌手，她从不会将“会红”放在自己的创作标准中，红了，也不会令她在写歌时的想法发生改变，“就像你中乐透之后，应该不会太担心自己是不是还会中乐透”，说完她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就像当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一样，这些事情都不在我的计划中。我的人生有太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所以我在心态上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样子。我相信只要你够努力，你不愧对自己的音乐，这种天降之福还是会降临。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有两次我真的觉得已经足够了。”
2011年，戴佩妮成立了摇滚乐团佛跳墙。这被她称为是进入乐坛之后第二个转折点。在佛跳墙，戴佩妮的音乐换了个样子，从清新变得暗黑、歇斯底里。也许听她音乐的人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但这一直以来，都是“奇怪的女生”戴佩妮的音乐。
从17岁以来，她就在写不同类型的音乐。在唱片公司发片时，为了调配出很“戴佩妮”风格的音乐和专辑，有很多摇滚风格的歌曲都没有被收录。于是在2011年的节点上，戴佩妮选择了成立乐团，用另一个渠道，将自己不一样的音乐拿出去和大家见面。“佛跳墙跟戴佩妮加起来，才是完整的我自己。我可以很暗黑，我又可以很清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两面性，幸运的是，我可以透过音乐把它们很清楚地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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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曲《1999》中，戴佩妮唱到，“1999那年将要毕业之际，我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要带着我的Guitar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会带着一个答案回来这里，回来这里1999。”
直到现在，她仍然坚持着1999年的想法，“不唱别人的歌，只唱自己的。”
恩师与伯乐陈子鸿称戴佩妮是“少见的有个性，也有主见。”唯一一次，戴佩妮对陈子鸿发起“逆反”，是在一次专辑检讨会上，有人建议戴佩妮，要不要试试唱别人的歌。戴佩妮觉得难过，为了成为创作歌手，唱自己的歌，自己放弃了从小以来的舞蹈梦想，突然间大家这样讲，让她觉得仿佛是对当初给自己的承诺的一种背叛和辜负。她无法接受，“如果他们还是继续说服我去唱别人的歌的话，那我就不唱歌了。我退出。”
她坚持一直写歌，一直写歌，给到公司，写到没有人再来劝她，去唱别人的歌。这是戴佩妮式的“争气”。从17岁开始，她写歌到现在，一直把歌曲当作自己的“日记”来写。在“日记”里，她最开始写自己，自己是谁、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五年之后，开始写别人；十年之后开始写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对世界的感受。她也“不务正业”地探索音乐周围的领域，获得了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曲人等奖项，成为了金曲奖获得奖项类别最多的女歌⼿。
会不会过于忙碌？她回答，“其实我并没有很紧绷，因为我只是在专注做好一个领域的事情。相比那些还要涉足更多工作的人来说，我其实平衡得蛮好的。”
在发行了专辑《贼》之后，戴佩妮的创作量才开始慢慢降下来。对于一个写“日记”的人来说，随着成长，小时候那些让人惊讶的、时有感悟的事情逐渐变得平常，人的情绪变得平缓，她也不会为写而写了。停下来的时间里，她让自己去体验生活，去充分接触世界，一直到去年，她才再次开启自己的感官世界，用此前那种敏锐又奇怪的视角去进行创作。
每当有人问戴佩妮，什么时候会停止写歌，她总会回答，写到老，写到死。她从来不觉得，一个攀登的人拥有停下来的资格。“我会一直往前走、往上爬。哪怕爬到一个顶端，我也只是为了要看我前面的路还可以走多远，还有多困难，还有多少座山要翻越。绝不是爬上一座山之后，我就停在那边享受高处。”也许有一天，那个叫作戴佩妮的歌手不会再出现在幕前唱歌，但是她一定会以一种幕后的方式，继续做音乐，玩音乐。
她有一个奇怪的举动。有时候听到自己以前专辑里的歌，会站起来给自己鼓掌。“因为我永远搞不懂那时候的自己在想什么。” 为什么写这样的歌、为什么这样编曲、为什么这样用乐器，她搞不懂。她觉得自己能坚持创作，一定是老天爷给的天赋，和后天的好奇心，混合成一种奇妙的反应。“如果哪天我没有这样的敏锐去观察事情，我也觉得已经很够了啦。我还可以听我以前的作品，还可以站起来为过去的自己鼓掌，我已经很满足了。”
1999年，在戴佩妮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她永远会记得两个画面，一个是自己带着吉他离家时拒绝了亲人朋友送机，自己一人只身前往机场的画面；以及到台湾之后，妈妈生了一场大病，直到痊愈才告诉自己的画面。那时候的她离开了这些“天使”的守护，去寻找一个答案。庆幸的是，如今，那个答案已经完整了。“我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当一个创作歌手，会有使命感。你写的东西可以陪伴大家，你可以帮助无法宣泄的人去表达喜怒哀乐，你甚至可以影响到一个人。音乐的魔力太大了。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去创作，去陪伴大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不知道高光点是什么，但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这是我到现在还在唱歌的一个支撑点。我是靠这样的支撑点在前进。”
摄影/Kuo Huan Kao
采访、撰文/星黛露
造型/Quenti Lu
化妆/Elvi Yang
发型/Joann
制片/罗凯音
编辑/袁新
编辑助理/谭梦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