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纳丁·戈迪默
译 | 周健
一旦人们成为某种特定的角色，他们便不再被看作为人；他们成了某种被提到的东西，就像克鲁格总统种下的桔子树，就像公园中的塑像，或是像第一座教堂大厅所在地的那个加油站。范埃斯先生是一种角色，如许多其他的特定角色一样，是在忽视之间造就的。他是生于南非的荷兰人。在金矿还未被发现以前，他是以货运承包商开始他的事业的。那时，这个镇子还是一个煤村，位于特兰斯瓦尔高草原上煤灰堆就的黑色山丘之间。他用他那驴拉的大车，晃晃悠悠地将考利斯矿工们的居家用品从车站运送到他们的小屋。后来，这里发现了金子。矿井坍塌了，建起了房屋和商店。范埃斯先生购进了一群拉货的马匹和四辆大车，为金矿运送机械设备，为涌来的矿工和商人们运送时髦崭新的家具。他买了一座波形铁皮棚屋，改装成了一处储货仓库；他有了一间办公室，一辆自己使用的双轮轻便马车。他那些货车在乡村中随处可见，上面标有两英尺长的文字：范埃斯货运。他成了教会中的长老。他为自己造了一所房子，有块状饰边栏杆的阳台，有装饰塔楼，有波形铁皮制成的洋葱状圆形屋顶——这种冬季带来夜晚严寒、夏日送来正午酷热的必不可少的材料，在这里首次不仅成为了地方建筑的实质，而且成了它的灵魂。维瓦特斯兰即由此种材料建成。房屋内部装饰了大量的长毛绒和球状流苏，还有配着红木框架的镜子，同时映出他妻女的多个头像。
在他认识到金钱和精美的占有物的同时，这个村子——此时已成了一座小城镇——也认识到了这些。城镇居民的自尊要求有一位市长和一条供其佩戴的金链，以及可与市长议事的议员们。范埃斯作了市长，在三年的任期中一直佩着那条金链子。城中第一座石头建筑，一家至今矗立的银行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912年7月15日，此奠基石由市长、议员吉·吉·范埃斯阁下铺设”。
数年以后，在当地一位拍卖商的拍卖行中，从一处堆放乱七八糟无法出售的废物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张当年他身穿市长礼服、佩着金链的照片。照片上那长长的尖胡子是他终身没有失去的唯一的东西。这照片被印在了当地的报纸上，看上去就像外胚层现象图那么可信。
城镇的发展不再需要范埃斯了：他日渐衰老，而城镇却益发年轻，变得更加生气勃勃，有着青年人的莽撞，也更具卖弄炫耀的风姿了。他也许可以应付共济会的聚会、荷兰改革教派的集市和“英格兰之子”舞会，但他能应付开办游泳盛会、裁决选美女王或欢迎一位来访的好莱坞女演员这一类的事务吗？他的英语不太好，而作为他母语的南非公用语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城镇兴起之初，市长并不需要作多少演讲，他只要殷实富裕，能够很好地佩戴那条金链就可以了。假如他这市长一直担任到南非荷兰人民族主义兴起和南非民族政府时期。他肯定不知如何欢迎一位来此作官方访问并参加第1亿吨金矿石碾磨庆典的政府部长。这位部长与其他的民族主义部长一样，有一副专给公众看的严肃面孔，一套圣贤似的风度，还有那无形地包裹着政客们的文雅派头，就像是鸭子背上的油脂。
但他甚至没能任至机动货车的时代。20年代，城里有了另外两位货运承包商，各拥有一辆马达驱动的运货车，就是那种笨重迟缓，带有包锡顶棚的东西，可以在各种天气条件下保持家具的清洁干燥。它必须像给一个巨大的发条玩具上发条一样用曲柄发动。范埃斯的妻子死于1922年，是在生第四或第五个女儿时去世的。这也许就是他对于以新车换掉旧车这一问题犹豫太久的原因，这样，他失去了在货运这一行中的领主地位。那是动荡的一年，维瓦特斯兰发生了罢工，随之而来的是商业生活的混乱瓦解，酒店关门长达数月之久。约翰内斯堡还发生了一场壮观的骚乱，街上横流着掠夺来的威士忌和进口的巧克力饮料。人们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会说，范埃斯的消沉是从他妻子的死亡开始的，不过接下来，人们则喜欢玄妙地把这摇摆滑动、于不知不觉中加深的不幸归于某种凶险的预兆——这部分是出于一种对秩序的渴望，对剥夺他们生命主宰权的命运的渴望。范埃斯太太抽身而去，幸运也随之消逝，这便成了一切的开端。
范埃斯继续住在他雄伟的房子里，和他大约18岁的女儿一起，后者承担起了管家和母亲的责任。风标还没有掉落，精美的长毛绒家具陈设还依旧完好，但新开金矿价值可观的货运合同却落到了那些拥有现代化机动运输工具的人的手中，而范埃斯在续订合同时又丢掉了一些老主顾。他开始不断地失去一份份合同，那以后他似乎再没能接手任何一桩生意。他借出的债，却无人偿还，而债券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那时，他不当市长已有很多年了，几乎和他退出市议会的时间一样长。他在错误的买卖上搞投机，卖掉了货运生意，最终宣布破产。
也许是因为缺乏适应能力——这一点也是他失败的标志——他以及其自身周围的环境依然如故。他没有离开他装饰华丽但开始过时的房子（这是他妻子名下的财产，遗赠给了他的几个女儿）；他依然蓄着长长的尖胡子，它曾一度代表着一位一市之长的尊严。但没有什么比一成不变的东西更易陈旧的了。到30年代，最小的孩子已长到10岁，而最大的已为他添了外孙。这时，这房子在这座年轻的城市中已成了一处无可置疑的古迹了。锈迹斑斑的风标在起风的日子里东倒西歪地发出刺耳的尖叫；白色的栏杆再没有重新油漆过；从街上透过起居室的窗子望进去，你可以看到蛀蚀的长毛绒和狭长木框上小球已不知去向了的流苏。范埃斯家已无力改变任何东西。大女儿的丈夫在地下矿井中干活，染上了肺结核，只靠伤残抚恤金过日子，所以他们一家也搬回到了破旧的洋葱状圆尾顶下生活。老范埃斯——这时的他似乎从未以别的什么为人所知过——在一家农产品商店有一份工作。这种工作是那些聪明的年轻人离开学校起步生活时的选择。如果一位中年男子从事这种工作，人们会认为这意味着他除此以外一无用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座电影院在靠近那房子的一块空地上建了起来（旧的居民区正逐渐被扩张着的城镇商业中心吞并，靠邮局而居的习俗已不再流行）。范埃斯渐渐养成每周光顾那里两三个晚上的习惯。他是不是喜欢上了看电影？从没有人问过他，甚至他的孩子们也没有关心过这点。他走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就像有些老人走向小酒馆，他们靠边行走。他的孩子们正忙着全力为自己日益增长的兴趣癖好寻找空间和重要性：一个交了几个男朋友；一个想参加某个新秀大赛在练习着弹钢琴；第三个孩子收集着蝴蝶，还试图获取一笔奖学金。
范埃斯无力为她们安排什么，所以她们得自己奋斗。
当然，他已不再是教会中的长老了。去教堂曾经是他已失去的社会地位中一个那样举足轻重的部分，以至他再也不去那儿了，仿佛他的出现会使他自己和上帝都感到难堪，就如他一旦走进市议会，现任的市长（一位在股票市场上发了财的牙医,拥有一幢带鸡尾酒吧的房子。他为这个城镇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提出了一条醒目的标语:您正进入工业化的鲁尔道普——好客与繁荣之城）和他的议员们会感到难堪一样。40年代，范埃斯丢掉了农产品商店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人们看见他在城中四处转悠，久久地凝注着商店橱窗，似平正在仔细考虑着购买一样重要物件。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被称作可怜的老范埃斯。他的这种被迫的游手好闲并没持续多久。接下来，战争爆发了，范埃斯便穿上了军服。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征兵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此事在城里成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些老市议员们——他们的一切依然进展良好，他们认为范埃斯的衰败是不可理解的——用手点着他那不合身的列兵制服的前胸，冲他大叫道（众所周知，他似乎耳背得厉害）:“那么，我们现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呃，范埃斯？希特勒这下再不会有机会了。”老范埃斯便一边喘着，一边笑着，蓬乱的胡子咕哝着一些听不懂的话语。
他一周又一周地坐在电影院中同一张座位上。那是正数第三排的廉价座位之一，而通常的情况是他一个人独享整排座椅，因为坐在那就意味着总是怪异地直对着银幕上巨大的人脸。整个冬季，他都将自己埋进他的军大衣中，一一埋至耳朵——那对苍白、下垂，丛生着白化病似的胡茬儿的耳朵。如果他带着厚厚几叠报纸，用它们垫着躺在地上，那也不会显得太不和谐：他就像公园里无家可归的人，在这丑陋、狭小的电影院中宿营，墙上红色的壁灯像动物的眼睛，木制的地板由于撒满花生壳变得如砂砾一般。
一年四季，人们总是通过他的咳嗽意识到他的存在。在一个节目过程中，这声音至少要响起两到三次：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编排颇为和谐的咳嗽声，由一种压抑的喘息开场，听上去很像是无声地发笑。渐渐上升至一系列由哽塞、嚎咳、干呕组成的配和旋律，然后渐弱，随着更长时间的喘息，最后沉入静寂。老范埃斯的咳嗽。
他也在火车上咳嗽，就是那趟每天带他去约翰内斯堡征兵办公室上班的早班火车。清晨的空气似乎使他咳得更厉害。老范埃斯在这儿呢。女士们要前往约翰内斯堡进行那些她们无法信任当地商店的重要采购，但在那些汽油配给的日子里，开自己的车旅行是不可能的。她们总是避开那咳嗽声传来的车厢。在火车车厢中咳嗽，弄得唾沫飞溅是让人很不舒服的。无论如何，发现自己与可怜的老范埃斯关在一节车厢由是颇让人为难的事。他平静地坐在那儿，穿着可笑的制服，可怜的老家伙，在生命中这样的一个阶段，人们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但却又不能当他不存在;毕竟他并不足是个流浪乞丐。已有很多年没有人真正和他说过话了——这太尴尬了。范埃斯的女儿们还都是些好姑娘，真的,特别是埃茜（她得到了奖学金，还成了一名幼儿园教师）——对待孩子们非常细致可亲。
中学的男女学生们每天早晨拥上火车，去下一个维瓦特斯兰的城镇上学（鲁尔道普中学在新的中学建起之前无法接纳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并没注意老范埃斯或是他的咳嗽。他们挤满了他所在的车厢和其他许多节车厢，专横地大声叫喊，互相取乐。发育良好、高大的南非孩子们的双腿和身体使朴素无生气的校服丧失了其原有的效果，显得生气盎然，富有挑逗性，有着极好的歌舞杂耍表演的传统效果。女孩子们那紧裹住凸出的小腿和结实的腿部曲线的黑色长统袜之上，短小的哔叽运动裙露出了几英寸的大腿；丰满的胸部将紧扣着的衬衫撑起。男孩子们多毛而粗壮的双腿穿着难以束缚住肌肉结实的臀部的足球短裤，横伸在车厢过道上；十四五岁的他们，体重就有170磅；刚刚变声的嗓子发出可怕的大笑声；青春痘中胡乱地长出新生的胡子。他们在车门上涂写脏话；把口香糖粘在座椅上；互相追打着，各自卖弄着，毫不注意老范埃斯，就像他们毫不注意在自己这一躁动、喧闹的生存阶段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一样。
战争结束了，他们离开了学校。一些人长大了，找到了自己所归属的地方和生活方式。老范埃斯从军队被解了职，但仍继续着每日到约翰内斯堡的旅行，去干另一项工作。没人确切知道那是什么工作，是某种老人干的零活吧。当然他不再穿制服了，但天气冷的时候，他还是在肮脏的西服外套上他的军大衣。他依然咳个不停。
孩子们很少尝试哪怕是半心半意地逗弄这个老头子。他似乎是戴着眼罩在旅行，只是坐在那儿直至下车，有时打打瞌睡，甚至难得往窗外看一眼，他实在不值得费这种麻烦。一次，有人给他一块包在糖纸中的石头，他则抬起手，一边咳着，一边毫无觉察地摇着头表示谢绝。数月过去了，男孩女孩们只是拿着书包踏着重重的脚步打他身边一冲而过，他被遗忘了。后来，一个男孩弄到了一样橡皮制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当这玩意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和人身上用过之后，似乎已没有多少潜在的花样了。这时，一个试图给男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子抢到了它，并把它安在了老人一贯坐的那张椅子上。老人准确无误地上了倒数第2节车厢，准确无误地坐在了那东西之上，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它，它就一直留在了那儿。那女孩子用手捂着嘴坐着，黄铜色大胆的眼睛盯着他，等待着他的反应。她的朋友们从两边推挤着她，嘲弄地笑着一堆。有那么一会儿，老人似乎是在看着他们，而不是目光穿过他们;他布满皱纹的眼皮眨了一两下，像是扫过他窄小的眼眶的一层薄雾。他可能是动物园中一种反应迟钝、而无害的生物，模模糊糊听到了砸在它身上又掉落下来的桔子皮的声响。
火车快到孩子们下车的那站时，这女孩说道:“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老人没想到她会是在和自己说话。”“你坐在我的东西上了。”她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他惊奇地用手拢在耳朵上。”我说我的东西被你坐在下面了。”他慌忙拖着脚步站了起来，向四周看着。女孩神气活现、傲慢地一把抓过那东西，而她的朋友们则开心地互相拉扯着。但老人甚至没弄明白这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便又重重地坐回到位子上。
第二天早晨，这个未奏效的恶作剧被遗忘了。同一群女女孩子们咯咯笑着，小声谈论着一本平装的《真实浪漫》杂志。她们没有注意那老人，而他却坐在那儿看着她们。
一两天后，由于一个几乎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简单巧合，老人错过了那趟车，搭上了下一班，而那搞恶作剧的女孩（她看上去和其他的女孩子没什么两样，可能是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也误了车，搭上了与老人同一班车。那趟车几乎是空的，因为对于工人和学生们来讲，它的时间太晚了。出于习惯，老人上了倒数第二节车厢；可能也是出于习惯，女孩也上了这节车厢。她一下子坐在了老人对面的椅子上，气喘吁吁还在生着气，因为她无法辩解地上学迟到了。她的身上散发出积满灰尘的哔叽味儿，墨水味儿和油腻的黄头发的酸味儿。头发是每晚必卷的，但却很少清洗。她以那种专看老人和孩子、毫无兴趣、不理不睬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便埋头被一本她新买的《真实浪漫》吸引住了。太阳光直射进了她的眼里，她并没把注意力从杂志上移开，只是站起来一转身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就在他的旁边。
从她一来到这个空空的车厢分隔间起，他就一直在看着她，温和地、以他独有的距离感看着她，就好像是既看见了她，又没看见她似的。她坐到他身边时，他叹了口气。
是那个咳嗽的老头子，她说，那个总乘7:30那趟车的咳嗽的老头子。噢，我的上帝，那只老猪猡，吃了豹子胆了，呃？（这些大孩子们说着粗俗的、俚语化的英语和南非公用语的混和语言，这是他们在自身条件下形成的语言。他们是生活在使用两种语言的国家中，受过一星半点教育的父母的后代。）她的朋友们大声嘲笑着直到她发了脾气；她的老师拒绝再听她疯狂的胡编乱造；但是女孩的父亲——他从不知道她在哪儿游荡，在干些什么或夜里几点回家——受着某种原始部落荣誉感的激励（不管怎么说，他十分好斗）站出来，并发誓说他真想用双手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他叫来了警察。
于是，1951年的一天，近70岁的范埃斯因在火车上亲吻一名女学生而被捕。那是些十分粗野的女学生之一，有着伸开的两腿、丰满的胸脯，是女性但还不是女人：从少女到老妇，由激素幻化出的，能引发所有性幻想的没有头脑，不知姓名或匿名女性。
老范埃斯!那个可怜的老家伙，耳朵聋了，牙齿没了，一把脏胡子散发着异味。呸！人们厌恶地笑着、轻蔑地笑着。怎么回事，没有一个女人看过他一眼，毫无疑问他有二三十年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任何关系了。自他妻子死后，他从未再婚或有过类似的事情——这是肯定的，老范埃斯！没人会想象到他会和一个女人有什么联系。他究竟中了什么邪？老恶棍，呃？谁能想到呢？是啊，老恶棍……你知道，就是那个咳个不停使你没法听清电影中对话的家伙……那就是他……穿着军大衣貌似和善的老家伙。
约翰内斯堡的报纸用一英寸的版面报道了一个退役老兵据称企图强奸一名14岁女学生的消息。范埃斯穿着市长礼服，佩着金链的照片从拍卖商的废物间里给取了出来，登在了当地报纸上，冠以这样的标题:“前市长亲吻女学生——曾任鲁尔道普市长及市议员达6年之久的吉·吉·范埃斯本周作为被告在地方法院出庭受审亲吻14岁女学生安娜。考莱利亚·朱斯特(丹特里路17号，慕伊克利普)一案”。
“母亲说她很爱玩她的娃娃”是这一报道的一条小标题。突然间，整个事情仿佛成了一个好色的糟老头惊吓了一个柔弱的小姑娘。他的女儿们（尤其是埃茜，她是那么出名）几乎无法抬起头来。这对他们来说是怎样的耻辱啊，他又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人啊。人人都这么说。有人甚至悄悄议论，说他活这么久是令人遗憾的，他妻子死了近30年了，他一个朋友也没有——这对他或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
他的女儿，埃茜请了位律师为他辩护，当然是以暂时性的丧失记忆以及类似的托词使他免于处罚。但城镇中对好色者的义愤却没那么容易放过他。他做了些什么并不太重要——几乎没人谈论事情的这一方面；初吻在电影院中使你睁大双眼，而最后的吻却被推测为必定是荒唐的、淫秽的——但是，在那扭曲的一刻，他走出了老范埃斯这一特定角色，不再只是长长的尖胡子、滑稽的士兵、影院中的咳嗽声，而变得那么引人注目。
就好像这城中唯一的塑像，一座无名将军骑着战马的破旧塑像，位于满是灰尘的公园中，任顽童们爬上爬下，而人们突然间注意到，他正在流血。
纳丁·戈迪默，南非著名女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著作颇丰。主要长篇小说有《伯格的女儿》《尊贵的客人》《大自然运动》和《我儿子的故事》等，短篇小说集有《面对面》《六英尺土地》《星期五足迹》和《战士的拥抱》等。作品多关注并反映南非种族隔离问题，堪称“南非社会的一面镜子。”她自己曾表示。“在我的国家南非，写作意味着迎战种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