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说过，“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他生长环境的法外之徒。”身为作家，班宇用冷峻、克制的笔触在短篇小说集《冬泳》《逍遥游》中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初期的中国东北。他写饲养蚂蚁的男人、落魄的小说家、手臂被卷入机器的印厂工人、沈阳铁西区的爱与死亡，以及沉溺与坠落于社会体制转型期的男人与女人们，林林总总，无不投射出东北大工业历史的缩影。他说写作是对记忆的一种重塑，而观者透过他的记忆与文本，得以重新窥见、亲近东北的地域文化和历史。
距离第一部小说集《冬泳》出版过去了近四年，比起彼时文坛崭露头角的热闹，如今的班宇多了一些新的身份：他开始现身影展。去年深秋，一张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曝光的概念海报宣告着班宇同名小说《逍遥游》被正式改编为电影。
对话从《逍遥游》开始。作为班宇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作品，故事讲述了患重病的女孩许玲玲生命消退的境遇，她努力在落魄生活中维持着礼貌周到的表现。迎来生活的重击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欲望和生命力将走向何处，这是小说家的好奇。青年导演梁鸣执导了电影，用镜头呈现了与小说颇有出入的另一个东北侧面。
电影在距离沈阳铁西区五十余公里的抚顺拍摄夏天的戏份，班宇闲时去探班。剧组在一间快捷酒店安营扎寨，包下了三四层，每晚住宿只需要 80 元，看着每天大大小小的道具图、布景图把狭小的工作空间塞满，他觉得大家齐心协力认真地干一件事挺有意思。昔日在键盘上写下的文字一点点成真的喜悦，班宇来不及感受，取而代之的是平静。他说剧组运转得特别快，每天投入其中，一切来不及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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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原著写作者，班宇的身上没有某种渴望控制作品走向的企图心，准确来说，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小说在影视改编之后，很难精准还原出写作过程中的预期以及自己眼中的东北。他说梁鸣镜头里的东北经过复杂的解构后，多了新的面貌。“没有萧索，没有大雪，反而是一个特别潮湿的，饱和度特别高的，特别明亮的新世界。这也是梁鸣上一部片子《日光之下》打动我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导演所展示的，不是出现在媒体、公众号和一些读者们印象里的东北。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我是把跟我不同位置的人的视角过于固化了，只不过，我想把整个东北的形象做一个扭转，或是重新再修饰。”
说起去片场探班的收获，班宇现在回想起来，更多的是伤心。他复述了一遍，“特别伤心。”在《逍遥游》饰演父亲的演员涂门拍完夏天的戏份后，因病忽然离世的消息带给整个剧组巨大的损失：换角，重拍，昨日并肩作战的伙伴们必须直面丧失同伴的悲恸。“所有剧组的人都特别伤心。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涂门老师在夏天戏里对父亲角色的表演诠释，有几场戏，剧本里没有写，是涂门老师现场即兴加的戏，特别舒服，就是一个父亲应该有的态度和动作。前几天，导演看了夏天拍摄的素材，跟我说觉得涂门老师演得非常非常好。《逍遥游》可能是涂门老师生前参与的最后一部作品，我想主创团队应该会通过某一种方式保留下来涂门老师最后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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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很容易被生命的瞬间触动。出现在《逍遥游》中的两位女人许玲玲和谭娜，外表看似“彪悍”，内在克制、冷静的形象还原了他在这块土地上所看见，所理解的女性。他语速飞快，说起冷面店女人的故事。1999 年的夏天，刚刚小学毕业的班宇坐在家门口开的冷面店吃冷面，几个男孩围坐一团，顺便研究怎么打游戏。忽然门外开来一辆摩的，车后方坐着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很会打扮的女孩，模样看上去十八九岁。“车停到冷面店门口，她腿抬得特高从摩的后座上跨下来之后，冲着坐在冷面店外的人群就喊：两元，两元！”班宇的记忆鲜明，仿佛时间从未染指。“原来，女孩有两个朋友在冷面店吃冷面，她是来找朋友的，她没有钱付两元钱的车费。其中的一个朋友呢，就冲着她说，昨天晚上你跟哪个凯子走了？见我面就说两元，两元！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场景。”
写许玲玲这个角色的时候，班宇不自觉地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在冷面店偶遇的女人们。“你会觉得这三个女孩可以整天整夜地去玩，没有钱，但没有钱还敢打车，因为知道会见到朋友，就是这样的鲜活、洒脱、迷人，有生命力。在世纪末的时候，你看到这种东西会觉得好像我们的新世纪还有点指望。我那个时候会觉得美，但这个美是转瞬即逝的。现在回想起来，她们这样的状态并不能维持到 25 岁之后，只是那么一点点最好的时间。你会想到最好的时间总会过去，一点点消失。即便如此，她们也拥有那么有生命力，那么不羁，没有规则约束的生命瞬间，还挺感动的。”
追问他那日邂逅的美，是否相似于男孩们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邂逅莫妮卡·贝鲁奇的美，班宇摇摇头，“没有。她们不是一个特别美的标志性人物，只是一个想把自己打扮好看的普通女孩，正是普通才让我觉得美。”“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是美的？”他一笑，“聪明的，有智慧的女人。聪明是一种美和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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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几乎在一见面的时候，班宇便开门见山地说，“我给自己立的规矩是不做编剧。”于是，他让渡了《逍遥游》的编剧权。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尤其是近两年来，班宇先后参与了FI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剧本评审工作，不久前的新闻也指出他加入了辛爽导演的新剧《漫长的季节》编剧团队。
回看班宇走过的痕迹，早年在东北大学学计算机专业，业余时间写写摇滚乐评打发时间，正式写小说的时间不过六年。他开始解释，“我不懂编剧，我不是编剧科班出身，我也没有花过任何心思去研究一个剧本怎么写，或者说什么样的剧本才是好的剧本。有时候，我看到非常好的剧本依然不能被打动……我能感受到的是纯粹的语言力量，雅典城邦的法和道德观念是能撼动我的东西，而不是现在一些电影里的故事情节转变。”
涉猎影展跑去做评审不过是好奇使然，班宇的目的明确，只是想看一看自己的同龄人或比自己年轻点的人在想什么问题，以及有着哪些不一样的表述方式和视角。他说起去年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最佳短片的《人子》，这部 30 分钟的短片从乡村宗教信仰的维度探索了母子关系，展现了东北题材从未被讲述过的棱角，他觉得有趣。“现在每一个做短片的导演，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意志性很强，不是只想讲一个故事而已，他们有自己的野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几部片子，我认为它们纯真、精彩、好看、敢干。敢干就是我敢把一个镜头拍得像（电影）大师一样长，我敢把一个调度从前到后像塔科夫斯基那样玩儿，挺牛逼的。”
“关于东北，我的剩余价值已经被榨干了。”
在采访所在的空旷废弃厂房里，班宇的话和厂房中苦苦支撑、孤立无援的屋顶钢架结构一起，流露出一种落寞气息。
这几年来，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话题突然成为了新的文化现象，鲜明的地域特征、特定历史时期地域的衰落，与大时代浪潮下小人物与现实带着粗粝毛边的矛盾，从文学、音乐再到电影的作品描绘，逐一涌现，渐进形成了新浪潮。因年纪相仿，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创作题材多半有着东北叙事色彩的关系，班宇与作家双雪涛、郑执一直被外界视为“铁西三剑客”。
有些时候，班宇一谈起东北相关的话题会显得倦怠。他曾跟《收获》的编辑说，“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东北话题，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啥。一提起东北这点儿事，我就头疼。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采访中，他花了三分钟讲述了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早年的小品《做梦》，以此来回答外界眼中东北文艺复兴与自己的关联。他坦言自己从未想过摆脱东北有关的标签。“首先，我认为它不是一种标签。这是我从命运里，从生下来就带着的东西，包括我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跟地域文化关联非常密切。我写小说的表述方式也会受地区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影响。一个人怎么能摆脱掉自己的基因呢？这个事儿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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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得更为深远。“为什么大家在此刻关注东北，为什么在此刻有这么多的想法？在今天，所有人的视角和言论，不管是东北人或者外地人共同构成的‘东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环境、气候的范畴。东北不是十几二十年前人们认为的二人转文化，也不是今天人们认为的快手直播喊麦……东北的面向好像在被所有人一步一步地拓展，像是混沌不明的一团寓言体，这里边映射的是所有人的命运。”
东北文艺复兴是一个托词。
班宇说得很直接，“20 世纪中叶，有一批欧美小说家来到第三世界，深入腹地，它有一趟穿越黑暗之心的旅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你自己。比如说格雷厄姆·格林去越南，无论是越南的风俗、语言、审美，他起初觉得奇异。靠的可能是共通的、他能理解那一部分元素，一点点地理解这个地域，其实是理解一个破碎的自己。那时候，欧美人认为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是模糊的。在今天的中国，大家要在一个模糊的位置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形象，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是找到一个对标物。那么，2018 年前后，董宝石的《野狼Disco》，大波浪小皮裙，越来越带劲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那时候出现呢？我认为远远不止唤回记忆这么简单。唤回记忆的东西太多了，别的东西为什么没复兴呢？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暗合的共通情绪？这个情绪偶尔可能是高昂，就是我真好，我是夜店之王的感觉。也可能是对未来的焦虑，是一个时代的失落者。人人把自我投射其中，它可能会帮你纾解一些压力、焦虑的情绪，但是，你终究知道，原来我身处的此刻——这个时代的某些位置，我的前辈、我的父辈已经经历过，并且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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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外界的声音有多嘈杂，班宇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身边有人搬至北京，他依然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城市沈阳，常常在小工作室里开始一个人安静地写作，他尽量把写小说当成一份坐班的工作，不在晚上写作，也不因写作而熬夜。他的笔耕不算勤，写作速度不算快，大多数时间看书，听摇滚乐，开玩笑时会说如果日常写作还能比现在写得更多一点。
他没有排斥写东北，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必须接着描绘东北的故事。换句话说，是否继续往下写东北题材，取决于新小说的表达需要，他不想给自己设限。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后，大家好奇班宇什么时候会把笔触伸向更大的体裁，他的语气开始较劲，“大家都问我什么时候写长篇？导致我现在有点逆反心理，我就不写长篇，我就写短篇。”
片刻，他悠悠说起写短篇小说是对一段时间想法的总结，这一段时间探索到这里，而下一段时间的思想在另一个分岔的小径上。“如果在一个短篇的篇幅里，我说不完，我必须要有更多的空间来讲述我那些带着毛刺的、毛茸茸的东西，一次一次地描绘我想表达的轮廓，那个时候，我觉得无论作为一个长篇还是短篇，都是成立的。所以，对我来说，篇幅不是一个核心的考量点，是你有没有把事儿说明白、说清楚，或者至少做到了自己相对及格的水平线上。”
这个号称是“写作车工”的人说，只有写小说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在干正经事，感受到一点存在的价值。每每做起其他事，心里难免升起荒废时间的感受。“我好像是一个新时代的车工。工人一天必须要干几个活儿才能证明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价值。虽然说我干的这几个轴承，这几个螺丝，最后全都是报废的，或者我们最后做成的这台巨大机器根本卖不出去。卖出去和卖不出去跟我没关系，但是，我把这几个零件做好了，这个事儿跟我有关系。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儿，车零件的事儿。”
M.C.
你觉得中国东北地区的浪漫和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
B东北人哪儿懂浪漫啊？我们一点儿也不浪漫。我们是流民或者移民的遗产，对于浪漫的解释，就是在所有的压力空间内，就那么一下儿，一声轻柔的叹息。
M.C.
现在回看，你觉得东北这片土地给文艺工作者提供的养料是什么？
B没什么特别的，都一样。创作者反而要去思考：自己是不是足够尊重自己的经验，足够有信心来呈现自己的经验。
M.C.
东北上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制是几代东北人的集体记忆。这种伤痛也时常在一些与东北有关的作品中出现，它对于你的具体影响有哪些？
B具体影响就是我家都下岗了呗。我妈 1999 年没了工作，我爸 2001~2002 年也没了工作，那你不得重新找活儿啊？所有人对于下岗这件事，至少轮到我父母身上的时候，没有一种特别惊讶或者哀怨的情绪，因为他们做了 10 年的心理准备。他们的同学、以前的同事，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经历这些东西，只不过在千禧年前后有一些标志性的 10 万人或 20 万人的大厂不行了。你见过定向爆破的建筑物吗？倒塌是缓慢的过程，不是一下灰飞烟灭。我不能说是钝刀子割肉，但你早晚要挨这么一刀。劳伦斯·布洛克说 800 万种死法，你把你最痛苦的死法都想过一遍之后，当死法降临到你头上，你会说，这符合我想象的，我可以接受。
M.C.
什么在东北慢慢消逝的东西，是你很怀念的？
B我没有特别怀念的。我在沈阳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导致有时感觉我的知觉和触觉都不那么敏锐了。如果说有一点敏锐的话，可能是我对于上一个时代的敏锐，但对于今天来说，我很难在千头万绪里找到自己叙述现在的沈阳的脉络，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是从工厂都被拆除之后盖了一堆商品房这点说起？那全国都是这样；还是从大工业被私人收购这点说起？又或者是从全国最大的盗版市场被一举歼灭这样的点说起？它们可能都代表着某一个侧面，如果说是消逝的话，应该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M.C.
有人用“东北就是中国的拉丁美洲”来形容东北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你是否认同？这种色彩是否也存在于你的记忆中？
B我压根儿不认为东北跟魔幻现实有什么关系。魔幻现实作为拉丁美洲被归纳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有特定产生的背景，人们再用这个文学形式进行各种各样的表述。严格一点说，我不认为此刻国内写作者的魔幻现实主义跟拉美有任何血缘或亲缘上的关系，并且，大家把拉美的“魔幻”两个字未免看得太轻而易举了。事实上，他们用了非常大的努力来重新构建了一个拉丁美洲的镜像，看似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人把这一批国家的传统、政治的传统、19~20 世纪的遗产，把那些 20 世纪大家拿着烫手的东西，完全融入到了一个新的、庞大的世界体系里，这是我认为的魔幻现实主义，它跟现实完全可以做到一一对照。国内的大家好像只是从字面上理解魔幻现实。在所有的小说里，如果有这种定义的话，不妨把“魔幻”两个字去掉，就是现实主义，全是你可以理解、可以get到的点。你完全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干，你完全理解那个地方为什么会那样，一点儿也不魔幻。大家不要装作局外人了，这件事难道跟你没关系吗？
编辑/ 陈柏言ChicoChan
摄影/ 李银银
撰文/ 许璐
造型/ 王乔
化妆/ RUI
发型/ 延松
造型协助/ 杨小天
造型助理/ 李婧雯
编辑助理/ 吕胜、牟芝栢
设计/ enkit
排版/ 丽丽鼠
场地提供/ 积木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