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王 刚：路遥《人生》发表始末

——写在《人生》发表40周年之际

文 | 王 刚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这些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它们的出现，既表现了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文学潮流的类型概括的“传统”，也反映了当时创作的实际状况。之后，“先锋小说”闪亮登场。路遥的《人生》就出现在这个热闹的文学的年代，它以社会转型初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作为阐述主题。《人生》的出现，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陕北风”。

1980年《当代》杂志第3期刊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1年5月17日，路遥在给好友海波写信中谈道：“我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今天收到通知，已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我23号动身去北京领奖（25号开大会）。这是一件对我绝对重要的收获。”5月25日，路遥在北京参加了颁奖大会。

路遥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上结识了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副总编王维玲。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一直负责联系陕西片区的作家，经他编辑出版了不少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也是柳青《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一直以来跟陕西文学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王维玲担任了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的评委，当他看到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后，他从入围的作品中首先读了这部，读完之后，他“为路遥高兴，也为陕西文学界高兴，我确信这是一部有特色、有水平的作品”。

作为文坛新星，路遥在此次颁奖大会上并没有得到新闻出版界的采访和约稿，王维玲说他特别留意了一下路遥，“个头不高，敦敦实实，显得十分健壮。一脸淳朴憨厚相，不了解他，不与他接触，谁也感觉不到他的艺术气质和才华。”（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维玲觉得受冷落的路遥身上透露出一种“专注”与“上进心”。由此，王维玲和路遥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从此两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次交谈中，路遥说他准备花大力气写一部中篇小说。据王维玲回忆：“他告诉我，他熟悉农村生活，也熟悉城市生活，但两者相比，他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生活。他曾长时间地往返其间，生活在这一领域，他自己就是一个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试图在这个生活领域里，作一次较深的探索……我对他说，对于一个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如同参加一场马拉松竞赛，不是看谁起跑得快，而是看后劲。我口气坚决，态度也坚决，敲定了这部书稿。路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这就是《人生》的最初的约稿。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路遥在1979年就动笔了，由于构思不成熟，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1980年又重写了一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放下了。1981年春的我们这次交谈，起了催生的作用，坚定了路遥的信心。他从北京回到西安以后，心里一直在翻腾，他把编辑工作安排好了以后，便又一次返回陕北住进了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普通的客房里，一连苦斗了21天……”

正如王维玲所说，从北京回来没过多久，路遥从西安出发，来到延安地区甘泉县，先住在美水饭店，经过好友帮助搬到县委干部招待所后院的一间套房里。甘泉县招待所后门出去上坡，便是县广播电视局大院，县广播站就在其中，大院与县政府大院又是南北相通。

在这个招待所，路遥用了21个昼夜完成了13万字的小说的初稿。路遥曾说：“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28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谈到创作《人生》时，路遥说：“有一晚上，写德顺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在这点上，路遥和他的导师柳青有着惊人地一致。1955年冬月，柳青为了写好《创业史》的“题叙”，常常半夜从中宫寺跑到王曲西头的马号里去，问马槽边上的姚老汉一些问题。有时夜深了，柳青也就睡在饲养室里。为此，姚老汉不解，私下给人说“柳青好像有神经病哩”。

在这21天创作当中，路遥与《人生》的故事同时发生。时任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的张弢，在这期间，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做路遥喜欢吃的陕北家常饭，同时会给路遥讲笑话、故事，算是给路遥找一种放松休息的机会。刘巧珍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故事，就是路遥之前从张弢处听来后先写成一个3000字的短篇小说《刷牙》，曾刊于甘泉县文化馆内部文学刊物《泉》（1979年第2期）。后来，路遥在写《人生》时巧妙地移植到刘巧珍这里。

有一天，路遥自带的“凤凰”牌香烟抽完了，急得路遥团团转。时任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员的杨子民，满县城帮路遥找这种牌子的香烟，找遍县城就是没有找到。最后，杨子民鼓足勇气向时任甘泉县委书记乔尚法“汇报”，后终于找到了全县仅有的两条“凤凰”牌香烟。路遥拿到香烟后，激动地说：“救命烟”，这稿子一定能成！

作家白描在延安休假时，得知路遥在甘泉创作，专程去看望路遥。白描回忆，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一些麻花和酥饼。创作中的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以致路遥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路遥住的套间前后房子里摆得满是书籍和资料，为了不使这些凌乱的资料“有序”起来，路遥告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不要动这些东西，也不用打扫房子。进入创作关键时，路遥有时半夜在招待所院子转圈走。路遥这一反常的举止，让时任招待所的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去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陕北方言，多指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笔者注）。

写完《人生》初稿的路遥就像得了一场大病，“神经出现紊乱，嘴角溃烂，大小便不畅，脸色又黄又肿，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但路遥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

路遥带着初稿在延安、榆林转了一圈。在延安时，曾与高建群有过一次长谈。高建群在《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中说：《人生》完成后，路遥从甘泉回到延安。那天晚上，延安城铺满了月光。我们两个像梦游者一样，在大街上返来复去地走到半夜。“中国文学界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他说，他指的是那一包《人生》书稿。之后，路遥去了榆林……

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路遥离开延安后去了榆林。到榆林后又去了一趟佳县白云山，在白云山抽了一签，签名叫“鹤鸣九霄”，是出大名之意。返回西安路过铜川时，路遥把小说念给当时在铜川煤矿当工人的弟弟王天乐。路遥读完小说后，流着眼泪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后，路遥便给王维玲写信告知完成初稿。9月21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来信。路遥在信中写道：

“初稿已完，约十三万多字，主题、人物都很复杂，我搞得很苦，很吃力，大概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脱稿，我想写完后，直接寄您给我看看，这并不是要您给我发表，只是想让您给我启示和判断。当然，这样的作品若能和读者见面，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们探讨的东西并不一定会使一些同志接受。我写得是青年题材。我先给您打个招呼，等稿完后，我就直接寄给您。”

李小巴回忆道，路遥从陕北回来后，和林达来他家时说到了他刚完成的《人生》，他觉得比前两部《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

没过多久，在10月17日，王维玲又收到路遥的来信：

“您的信鼓舞和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度。现在我把这部稿子寄上，请您过目。这部作品我思考了两年，去年我想写，但准备不成熟，拖到今年才算写完了。……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试图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都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光面的，也有投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相互的折射。问题还在于写什么，关键是怎么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的灵魂不能破碎。已经谈得太多了，也不一定正确，只是自己的一些认识，不对处，请您批评。至于这部作品本身，您会判断的。我等着您的意见。”

王维玲回忆：“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很快就把《人生》初稿读完了。我又请编辑室的许岱、南云瑞看了这部书稿。他们与我一样，同样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读完这部书稿的。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认认真真地进行了一次讨论。现在回忆起当年那种对作者的真挚的感情和对作品炽热的激情，还感奋不已。大家一致认为稿子已十分成熟，只是个别地方还需要调整一下，结尾较弱，如能对全稿再作一次充实调整、修饰润色，把结尾推上去，则这又会是路遥一部喜人之作。”王维玲当即又给路遥写了封回信。

路遥同志：

近来好!我和编辑室的同志怀着极大兴趣，一口气把你的中篇读完了。你文字好，十分流畅，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让我们一读起来就放不下。虽然我生活在城市，对今天的农村生活变化不很了解，但读你的作品时，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像全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样，让我关心事件的发展，关心人物的命运，为你笔下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一时兴奋，一时赞叹，一时惋惜，一时愤慨，我的心，我的情，完全被你左右了。读完你的作品，让我对你的创作更加注目和关心，对你的文学才华更加充满信心。我相信，你今后一定还能写出更为喜人的，同时也是惊人的作品，我期望着，等待着!《生活的乐章》出版以后，会在文学界和青年读者中引起重视和反响。就我们看到的近似你这样题材的作品，还没有一部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为使你的作品更加完美，我们讨论了一下，有几点想法提供给你参考。

①小说现在的结尾，不理想，应回到作品的主题上去。……

②关于巧珍。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应该贯彻始终。……

③关于马栓，对他的性格描写还不够统一，他出场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善于逢迎拍马，很会投机钻营，滑头滑脑的人，但在结尾和巧珍成亲时，又是一个朴朴实实，讲究实际，心地善良的青年农民形象。前后要统一，还是把他写得朴实可爱一点好。……

④关于加林，总的说来，写得很好，但有几个关键转折之处，还显得有些表面，发掘不深。……

⑤德顺爷爷写得实在可爱，但他与加林的父亲到县里找加林说理，为巧珍抱不平等描写又过于简单，分量不够，应再深一点、重一点才好。……

以上意见提供给你参考，想好后，修改起来也很便利。总的来说，不伤筋、不动骨，也没大工程，只是加强加深，加浓加细，弥补一些漏洞，使人物的发展更加顺理成章，合理可信。

关于下一步有两种考虑：一是你到我社来改，有一个星期时间足够了。二是先把稿子给刊物上发表，广泛听听意见之后再动手修改，之后再出书。我个人倾向第一种方案。现在情况你也知道，常常围绕作品中个别人物，个别情节，争论不休，使整个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受到伤害。我想，发表的作品和出书的作品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好。不知我的这些想法，你以为如何？

祝好!

王维玲

1981年11月11日

很快，王维玲又收到路遥的回信，路遥在来信中说：“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感谢您认真看了我的稿子，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同意您的安排。我想来出版社，在你们的具体指导下改这部稿子，因为我刚从这部作品中出来，大有‘身在庐山’之感。我现在就开始思考你们的意见。您接我的信后，可尽快给丕祥和鸿钧写信。估计他们会让我来的。”王维玲与王丕祥、贺鸿钧（贺抒玉）是老朋友，王丕祥、贺鸿钧当时主持着《延河》杂志的工作，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对青年作者一直持热情扶持的态度。王维玲给两人去信以后，路遥就来北京改稿了。

1982年1月6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信，商讨关于小说的名字。“南云瑞转给我一封路遥的来信，信里写道：‘我突然想起一个题目，看能不能安在那部作品上，《你得到了什么？》或者不要问号。有点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格式有点相似，但内涵不一样。……我和南云瑞一起讨论了路遥的来信，他提出的书名，虽然切题，但套用《你到底要什么？》太明显了。我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在这封信里，王维玲还鼓励路遥写续集，甚至叫路遥尽快开始动笔，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干下去。

1982年1月11日，路遥给海波复信。信中路遥告知海波自己已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改稿回来了。在这次通信中，路遥还没有最终确定小说的名字，但是提到在甘泉创作的那部中篇，中国青年出版社评价很高，已决定出版，并先要在刊物上发表。

1982年1月31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来信：

“您的信已收读，想到自己进步微小，愧对您的关怀，深感内疚，这是一种真实的心情，一切都有待今后的努力，争取使自己的创作水平再能提高一点。关于那部稿子的安排，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一切就按您的意见安排好了。你们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使我很高兴。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至于下部作品，我争取能早一点进入，当然一切都会很艰难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作品的最后’(大意)，因此这部作品的下部如果写不好，将是很严重的，我一定慎重考虑，认真对待。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我会随时和您通气，并取得您的指导。上半年看来不行，因为我要带班。

“这几天我的小孩得肺炎住院，大年三十到现在感情非常痛苦，就先写这些，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写信给我。”

小说《人生》名字经过商讨，终于确定下来了。王维玲回忆：“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我们想在出书前先在一家有影响的刊物上作重点稿推出。我想到了《收获》杂志。”王维玲不知路遥的想法如何？在这次给路遥的信上，又一次提起《人生》续集的写作，王维玲在信中希望路遥尽快上手写作。之后，王维玲便把小说《人生》转到了上海《收获》编辑部。

1982年4月2日，路遥给王维玲复信：

“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也使我对所要进行的工作更具有信心，同时也增加了责任感；仅仅为了您的关怀和好意，我也应该把一切做得更好一些。对于我来说，各方面的素养很不够，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精神紧张，但又不敢操之过急。不断提高只能在不断的创作实践过程中才能实现，您的支持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关于《人生》的处理我很满意，您总是考虑得很周到，唯一不安的是我的作品不值得您这样操心，这决不是自谦。为此，我很感激您。我上半年一直忙于发稿，一切写作方面的计划，只能在下半年开始，如果搞专业，条件将会好一些，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生活，研究艺术，光处于盲目的写作状态是不行的，面对一个题材要反复地思考，这是我的习惯。我今后的工作进展，随时都会告诉您的。但我不愿经常无谓地打扰您。”

《人生》发表后 我的生活乱了套

1982年5月8日，路遥在延安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任作协西安分会主席的胡采亲自率领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赴会。陈忠实回忆：“在这次会上，得知路遥的《人生》发表。会后从延安回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文化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这部在路遥创作道路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里程碑的作品之后，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作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陈忠实《摧毁与新生》）

1982年8月23日，路遥给王维玲写信：

《人生》得以顺利和叫人满意的方式发表，全靠您的真诚和费心费力的工作造成的。现在这部小说得到注意和一些好评，我是首先要感谢您的。实际上，这部小说我终于能写完，最先正是您促进的。因为写作的人，尤其是大量耗费精力的作品，作者在动笔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自己劳动的结果的出路。因为我深感您是可靠的、信任我的，我才能既有信心，又心平气静地写完了初稿。现在的结果和我当时的一些想法完全一样。您总是那么真诚和热忱，对别人的劳动格外地关怀，尤其是对我，这些都成了一种压力，我意识到我只能更严肃地工作，往日时不时出现的随便态度现在不敢轻易出现了。

南云瑞不断地向我转达了您的一些意见，尤其关于《人生》下部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反复思考和有一定的时间给予各方面的东西的判断。我感到，下部书，其他的人物我仍然有把握发展他(她)们，并分别能给予一定的总结。唯独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发展趋向以及中间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既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也不是作品总的主题，而是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需要斟酌处，任何俗套都可能整个地毁了这部作品，前功尽弃。

鉴于这种状况，我需要认真思考，这当然需要时间，请您准许我有这个考虑的时间，我想您会谅解我的。我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应保持一种严肃的态度，这肯定是您希望我的。本来，如果去年完成上部后，立即上手搞下部，我敢说我能够完成它，并且现在大概就会拿出初稿来了。但当时我要专心搞好本职工作。八月一日已正式宣布让我搞专业，这部作品一下子中间隔了一年，各方面的衔接怎能一下子完成呢？但所有这一切苦处只能向您诉诉。我为失去这段黄金般的工作时间(最佳状态)常忍不住眼睛发潮!因为要造成一种极佳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多么地难啊!

我现在打算冬天去陕北，去搞什么？是《人生》下部还是其他？我现在还不清楚，要到那里后根据情况再说。

另外，我还有这样的想法：既然下部难度很大，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完整的，那么究竟有无必要搞下部？这都应该是考虑的重要问题。当然，这方案，我愿意听从您的意见。

我也有另外的长篇构思，这当然需要做许多准备才可开工。

《人生》书稿听南云瑞来信说征订数为十二万册，叫我大吃一惊，我原来根本不敢想上十万册。不知最后确定的印数为多少？您估计什么时候能出书？请您告诉我一下。另外，您对我还有些什么要求，也请告诉我。

又及：《人生》目前的情况是：我个人收到五六十封读者来信了，还继续有；几乎有七八个电视台和我联系要改电视剧，许多读者寄来了他们改编的影、视本。我不“触电”。评论方面：除《中国青年报》外，《文汇报》已有作品介绍；陕报准备发两千字(算是破格)的文章；《文论报》创刊号将发阎纲和我的通讯；《文艺报》听说已发了文章。另外，曾镇南、白烨等同志都表示想写文章。西安多数同志对这作品有较高评价。还有个有趣现象：一般说，似乎这部作品文学界不同观点的两方都能接受——这是未料到的。

1983年1月，《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刊发了一组关于《人生》的评论文章：唐挚《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蒋荫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等。同时期，《作品与争鸣》在1983年第1、2期上刊登“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席扬《门外谈〈人生〉》、谢宏《评〈人生〉中的高加林》、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读〈人生〉札记》、王信《〈人生〉中的爱情悲剧》、阎纲《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

1983年2月28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复信：

自《人生》发表后，我的日子很不安宁，不能深入地研究生活和艺术中的一些难题。尽管主观上力避，但有些事还是回避不了，我希望过一段能好一点。

关于写作，目前的状况给我提出了高要求，但我不可能从一个山头跳到另一个山头，需要认真的准备和摸索，而最根本的是要保持心理上的一种宁静感，不能把《人生》当作包袱。

这部作品光今年元月份就发表了十来篇评论，看来还可能要讨论下去，就目前来看，评论界基本是公正的。作品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再说，作品最后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青年文学》所发三篇评论都看了，唐挚的文章写的很好。

我一直想给《青年文学》搞个差不多的作品，但老是弄不好，人往往是这样，太看重什么事，精神就紧张，反而搞不好，您就不必再提说这件事了，我实际上在心里一直当作一个重要任务。一旦搞出一个差不多的作品，一定寄上求正，因为我和你们的这种关系，请您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

1983年3月10日，作协西安分会召开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座谈会，有作家、小说编辑20余人出席。本月，《人生》获得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名列第四。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这样描述小说《人生》发表、获奖后的情景：“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人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1983年，由张钟龄改编，颜宝臻绘的连环画版《人生》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时隔一年，1984年7月3日，电影《人生》在京试映后，由文化部电影局《电影通讯》编辑室与《中国青年报》社邀请首都文艺界、电影界部分领导、专家及大学生代表座谈了它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并探讨了如何使影片通过适当修改更趋完美的问题。

1984年9月，《人生》首映。同年，12月21日，陕西省文化文物厅举行颁奖大会，奖励在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获奖的西影厂新片《没有航标的河流》，同时对影片《人生》摄制组也进行了奖励。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的领导出席大会。

1984年12月，由马慧改编，高廷智、张省莉绘的《人生》连环画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5年，电影《人生》荣获“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扮演刘巧珍的吴玉芳获得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同时，《人生》申报参加奥斯卡电影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评选，这是中国内地电影首次参加奥斯卡奖项的争夺。从这以后，电影局每年都会选送一部优秀华语片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候选。

1985年5月18日，路遥给王维玲写信：

“《人生》这部作品，提高了我的知名度。这两年我一直为一部规模较大的作品做准备工作，我痛苦的是：我按我的想法写呢？还是按一种‘要求’”写呢？或者二者兼之呢？后两种状态不可能使我具备创作所需要的激情，前一种状况显然还要遭受无穷的麻烦。对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文学追求极其艰难。当然，一切还取决于我自己，我一直在寻找勇气。年龄稍大一点，顾虑就会多一些，我想我还是可能战胜自己的。”

《人生》发表后，路遥给评论家阎纲的信中首先谈到小说《人生》是要反映“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其次是要在“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同时也向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一份不成熟的作业。信上，路遥说：“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由此产生出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他们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青年导演贾樟柯在谈到《人生》时说，我上中学时看路遥的《人生》，里面就在说户籍问题，(上世纪)80年代文学作品提出的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在谈。

从路遥整体作品来看，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两部代表作发表的时间来看，《人生》可视为路遥创作生涯的一个分界线。《人生》发表前，当时文学界拨乱反正，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得到极大的鼓励，这对于心性刚强的路遥来说，均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路遥一边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直到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发表后，他在陕西文学界坐冷板凳的际遇才有所改变，接着《人生》的发表给路遥带来前所未有的名声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如果《人生》之前是路遥的准备期，那么，《人生》与后来的《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遥走向成熟的作品。《人生》发表后带来的各种名气和压力下不断“劳动”和“超越”自我的焦虑，最终使路遥“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即为后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人生》的创作，为日后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找到了现实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