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把我吓了一跳,但我绝不会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我只是担心这十八亩地很快就要被铲草掘土,建起高楼了,那野鸡还能生存多少日子呢?
这是××给我说的,他说,那块地并不大,总共十八亩二分五,他们习惯于说是十八亩地。
十八亩地很平整,但北头窄,南头稍宽些,西边有一条水渠,水渠一拐,朝别的地方去了,拐弯处长了棵梧桐树。十八亩地里冬天种麦夏天种包谷,庄稼长得好不好,他那时太小,只有两岁吧,并不理会,他只关心着那棵梧桐树上会不会来凤凰。梧桐树是沙白村里最粗的树,树冠特别大,也特别圆,风一吹,就软和了,咕涌咕涌地动。大人们都说,梧桐树上招凤凰,但他从来没见过凤凰,来的全是黑羽毛鸟,一落进去就不见了。
那时候,他的太爷还在,太爷鼻子以下都是胡子,没有嘴。他记得有一阵子太爷总是去十八亩地,从地北头走到地南头,再从地南头走到地北头,来回地走。太爷在地里走着就背了手,腿好像没了膝盖,直戳戳往前迈一步,再迈一步,像是不会走路似的。从渠沿上走过的人说:阿爷,你咋天天都量地哩?
太爷说:我有么!
那人说:那原本就是你的么。
太爷瞪了一眼。
太爷为什么要瞪人家,他不知道原因,后来是爷告诉了他,爷的爷初来乍到沙白村时,还是一片狼牙刺滩,一家人起早贪黑硬是挖掉了狼牙刺,搬走了石头,才修出来了十八亩地。但在太爷三十岁的那一年,房子着了大火,把什么都烧成了灰,十八亩地就卖给了村里的马家,太爷还从此给人家吆马车。
太爷在用步子丈量着十八亩地,村子里正叮叮咣咣地敲锣鼓。锣鼓差不多都敲过十天半月了,还是敲,那是一套新置的响器,敲起来他总以为要敲烂了,可就是敲不烂。
他那时候不晓得什么是社会,社会又怎么是新的了。
太爷说:土地改革了呀!
太爷在十八亩地里种了麦子,麦子长势很好,风一来,麦地里就漩了涡,风好像有双大脚,一直在那里跳舞。可是,麦子刚刚泛黄,眼看着都要搭镰了,太爷却死了。
太爷他没福。
沙白村的坟地都是在村东那个堆料浆石的高岗子上的,只有太爷的坟埋在梧桐树下。太爷临死前给太婆交代,这十八亩地是极力要求分回来,宁愿一人孤孤单单,一定要埋在十八亩地里。太婆和太爷一辈子意见不合,平日一个说要这样,另一个偏要那样,太婆说:啊这一回听你的。就把太爷埋在了梧桐树下。
村里的人说,太婆真不该把太爷埋在十八亩地里的,可能太爷知道太婆不顺听他的话,故意反说的,太爷哪里会舍得让坟占用十八亩地呢?他们就提起太爷的往事,说马家不仅在沙白村的土地多,在西安城里仍还有一个骡马店,太爷就每日从渭河码头上到城里的钟楼下,又从城里的钟楼下到渭河码头上吆马车拉客。冬季的夜里吆完最后一趟马车,钟楼下就有老妓女等太爷,太爷便给她买两碗热馄饨,她可以整夜把太爷的一双脚抱在怀里暖热。这老妓女后来就是他的太婆。但这话爷不让后辈人说,他爹不说,他也不说。
他说:爷,爷,你吃土哩?
爷说:吃哩。
他说:爷是蚯蚓。
爷赫赫地笑了,说:蚯蚓?啊,蚯蚓,爷是蚯蚓。
后来,爷就当了村长。当了村长,就走方字步,而且每次出门,都要披一件衣服,冬天里披的是棉袄,夏天里披的是褂子,在村道里走,人人见了都问候。爷怎样经管着村子,他不甚清楚,但在爷当村长的几年里,沙白村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有一年夏天,有个风水先生来到村里,看了沙白村地形,认为沙白村并没什么出奇处呀,就见到爷,怀疑村长的祖坟是不是好穴位,爷带着他就去了十八亩地。才走到水渠拐弯那儿,爷却让风水先生等一等,风水先生问为啥?爷说:一群孩子在地南头偷吃豌豆哩,咱突然去了会吓着他们。风水先生哦了一声,不再去看穴位,说:我明白了,全明白了。
是过了两年吧,村里又是敲锣打鼓,叮叮咣,叮叮咣,他还是操心着锣鼓要敲烂了,可锣鼓就是敲不烂。爷当然也是参加了锣鼓队,但敲完锣鼓回来,婆在问爷:咋又敲锣鼓哩?
婆经过土改,以为又要分地,说:村里不是地都分完了吗?
爷说:要收地呀。
这就是成立了人民公社,沙白村各家各户的土地都收了,十八亩地也收了,所有的土地都归于集体。
村子里架起了高音喇叭,喇叭是个大嘴,整天在说着人民公社好。但是爷不久就病了,爷发病先是眼睛黄,后来浑身黄,黄的像土,再就是肚子泄,汤米不进。沙白村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队选队长,选的还是爷,爷已经领不了社员们去拔界石,扒地堰,平整大面积耕地了。侧睡了一个月,到了初秋,爷突然精神好些,要家里人搀着去十八亩地,家里人搀着他到梧桐树下,爷说:哦,芝麻开花了。头一歪,咽了气。
爷死后没有埋在十八亩地里,因为十八亩地已经不属于他家的地了,爷埋在了村东堆料浆石的高岗子上。太爷的坟堆也平了,清明节去祭奠,只在梧桐树下烧烧纸。
十八亩地里再不可能还种豌豆和芝麻了,那是村里最好的三块地之一,秋季全种了包谷。包谷杆上结了棒子,像牛的癥角,他总感觉十八亩地里是摆了牛阵,牛随时都会呼啸着跑出来。
那些年里,吃粮吃菜连同烧锅的柴禾都由生产队按工分的多少来分的,人开始肚子吃不饱饭,猪也瘦得长一身的红毛。沙白村的人几乎都成了贼,想着法儿偷地里的庄稼,他也就钻到十八亩地里捋套种在包谷里的黄豆叶子。捋黄豆叶子时连黄豆荚一块捋,拿回家猪吃叶子,人煮了豆荚吃。他是先后去捋过三次,第四次让队长发现了,队长夺了笼筐,当场就用脚踏扁了。
他说:这十八亩地原本是我家……队长说:你说啥?你再说?!
队长扇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没敢再说。他回到家要把挨打的事说给爹的,爹却正把那套锣鼓往他家的土楼上放,他以为又要敲锣鼓了,爹告诉他这套锣鼓一直在常三爷家,常三爷年纪大了,常三爷的儿子老谋着要把锣当烂铜烂铁卖了去买黑市粮呀,常三爷就让爹存到他家的。
这锣鼓从此就放在他家的土楼上,再也没有敲过。有一年村里有个叫朱能的人来他家借小米,他家没有秤,也没升子,朱能说你家不是放着锣吗,给我量上一锣。他爹从土楼上取锣,锣里竟然有一窝新生的老鼠,用锣量了一锣小米,朱能却是把那一锣小米做了干饭,一顿吃了。
朱能坏了村子的名誉,周围生产队的人都在嘲笑,说沙白村的人是饿死鬼托生的。
他是每个星期六都坐粪车的,一直坐到了中学毕业。
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比如,他娘死了,他爹摔断过腿,头发一根一根全白了,他又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又在一家报社上班。
就在他再一次回到沙白村,要把工作辞退准备经商的想法说给爹,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他家的院子里涌了好多人。这些人在从土楼上往下取锣鼓,鼓是皮松了,重新拉紧钉好,而锣也锈了几处,敲起来还是震耳欲聋。他那时真笨,以为他们要闹社火,还纳闷着沙白村从来就没有闹过社火呀。
院子人说:征地啦,征地啦!
他说:土地又改革呀?
院子人说:你还是城里人哩,你不知道征地?!
他当然知道征地,好多城中村都征地盖楼房了,可他哪里能想到,沙白村距城这么远的,怎么就征到了这里的地!
沙白村的锣鼓叮叮咣咣敲动着,沙白村里真是被征了地,不仅是征了耕地,连村子都被征了。因为沙白村西边的三个村子原是唐代的皇家公园旧址,现在要恢复重建,周围十几个村子都得搬迁。
那个晚上,沙白村人都在高兴,这地一征,社会又变了么,他们终于不再是农民了,以后子子孙孙永远不是农民了,而且每家还领到了一大笔补贴费,就筹划着该怎么使用这些钱了:去大商场租个柜台吧,从广州上海进货,做服装生意,却又担心如果货卖不出去怎么办。最可靠的还是到街上去摆地摊吧,或者推个三轮车去卖早点。他爹却在屋里喝闷酒,喝了半瓶子,喝得一脸的汗都是油。
爹问:你爹真的也不是农民了?
他说:没地了,当然不是农民了。
爹却说咱到十八亩地去。
爹离开了沙白村,搬住到了城西南角新建的小区,把家里的什么都带去了,包括那一套锣鼓。但爹过不惯高层楼的生活,说老觉得楼在摇,晚上睡不踏实。
他不能陪爹呀,先还是十天半月去看望一次,后来三四个月也难得去,因为他的公司经营外贸生意,生意又非常好,而且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他也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
城市发展确实很快,像潮水一样向四边漫延着扩张着,那个唐代的皇家公园在三年内就恢复重建了,果然成了西安最现代也最美丽的地方,原先20万一亩征去的土地,地价开始成了400万一亩,纷纷建造了别墅,别墅已卖到两万元一平方米。还未开发的那些地方,政府都用围墙圈着,过一段时间,拍卖一块;再过一段时间,再拍卖一块。
当然,每次拍卖会他都去参加的,每次参加了都铩羽而归,因为价钱实在是太高了。但当又一次召开拍卖会,拍卖的是沙白村那一片面积,他竭力竞争,他的实力不可能拿下整个沙白村,却终于得到了那十八亩地的开发权。
他把这消息告诉了爹,爹雇了一辆三轮把那一套锣鼓拉到了十八亩地里,和他公司的员工整整敲了三天三夜,叮叮咣咣,这一回鼓敲得散了架,锣真的就烂了。
他说,这十八亩地他要得到,就是倾公司的所有力量,一定要得到,得不到他就得疯了。他确实有些孤注一掷,甚至是变态了,他在给他的员工讲道理,他说十八亩地,是他看到的也是经过的,收了,分了,又收到,又分了,这就是社会在变化。社会的每一次变化就是土地的每一次改革,这土地永远还是十八亩呀,它改革着,却演义了几代人的命运啊!
××说完了他的故事,我让他带我去十八亩地看看,十八亩地果然还被围墙围着,地很平,没有庄稼,长着密密麻麻一人多高的蒿草。水渠已经没有了,那棵梧桐树还在。那真是少见的一棵树呀,树杆粗得两个人才能抱住,树冠又大又圆。突然,地的南头嘎喇喇一声,飞起了一只鸟,这鸟的尾巴很长,也很好奇,我们立即认出那是野鸡,就撵了过去。野鸡还在草上闪了几下,后来再寻就不见了。
怎么会有野鸡?野鸡是能飞的,但它飞不高也飞不远,围墙之外都是楼房,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们都疑惑了。
他说:这不可能,我从来没在村里见过野鸡。
我想,那就是这十八亩被围起来后,地上自生了蒿草也自生了野鸡。因为只有一个水塘,水塘里从没放过鱼苗,过那么几年水塘里自然不就有鱼在游动吗?
××却突然地说:这是不是我太爷的魂?!
他这话是把我吓了一跳,但我绝不会认为他的话是对的,我只是担心这十八亩地很快就要被铲草掘土,建起高楼了,那野鸡还能生存多少日子呢?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再没见到××,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有一天路过了那十八亩地,十八亩地的围墙换了,换成了又高又厚的砖墙,全涂着红色,围墙里并不是建筑工地,梧桐树还在,蒿草还一人多高。而围墙西头紧锁着两扇铁门,门口又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一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