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人说，这边先前是很大一片树林，多的是桐树，因铁路南边扩建，铺排多条铁路，于是将树砍了。铁路北边，要建医院，有人说，可惜了，有绿荫多好，才留下了这些桐树。
医院，叫兰西医院，说全了是兰西铁路医院。住院部南面，是这些留下的桐树。医院离家里先前住的平房不远，夜里静，能听见火车经过的声音，“咯噔、咯噔”。那时铁道上铺的是二十五米的短轨，接缝那儿，几秒钟就会“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一节节车厢的两组车轮从接缝先后轧过，很有节奏。火车过去，远了，远了，“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听不见了，耳朵里习惯了，好像还有“咯噔、咯噔”的声音。
后来家搬到六号楼，跟铁道更近，夜里，火车的声音更大，好在那时候小，无所谓失眠，一夜睡得沉沉的。
小孩子贪玩，那些年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少，下午只两节课，回家一会儿就写完了。也有时候，在教室里写，几个孩子早上就约好了去哪儿玩。轮着大扫除的几个同学，急慌慌扫着，“呼啦、呼啦”，扬的满教室灰尘，这边挪一下位置，再挪一下，不及坐下，就那么趴在课桌上，挪着，把作业写完了。
玩的地方，是分局，铁路分局，偶尔去，那地方有人看门，得小心着，从传达室的窗子下面，猫着腰偷偷进去。想进去，是因为二楼的会议室里，有好的乒乓球桌，红双喜的，还有网子。学校的，是水泥台子，网子，是排成一溜的几块砖头。
更喜欢的是医院，大门敞着，没人管，地方也宽敞，是玩耍的好去处。一进医院的大门，远远就能看见那一片桐树。有时候约着去医院，不说医院，是说几点到桐树那儿碰头。
去医院是找输液的橡胶管，医用废弃物的箱子里，不时会有护士丢弃的。那时的输液管是纯橡胶的，虽然丢弃的稍稍有些老化，可弹性是够的，比起自行车内胎，用输液管做拉条的弹弓，拉开了更有劲。洗干净的输液管，剪成一尺长的两截，用细铁丝系在弹弓把上，另一头缀上一小块包皮，要是有一块牛皮就更好。有一把这样的弹弓，要神气好多天。怕大孩子抢，小孩子藏在裤兜里。可即便这样，脸上也掩不住。见一个大孩子，尤其是顽劣的，赶紧躲着，低着头沿着墙根走，脸上紧藏着的喜气还是给人看出来。不敢搭话，抽空子就跑，还是跑不及，给人揪住。诘问，跑什么？一边说，没什么，一边不由自主地扭着腿，捂着裤兜。这下就糟了，人家逼着，从兜里把弹弓强掏了出来，顺手用弹弓在小孩子头上脸上摔打几下，就这个，还藏着，上车了。上车了，是那时候铁路上的孩子“归了我”的意思。
大孩子吹着口哨，腆着没有肚子的肚子，扬长而去。
弹弓没了，沮丧地连着几天去医院，废弃物的箱子里，翻翻，什么也没有。
路过桐树林，对着一棵，泄恨一样踢一脚，踢得脚生疼，赶紧脱了鞋，抱着脚揉搓，嘴里骂一句。郁闷地待一会儿，忿忿地看着桐树，心想，等老子长高了。等着。
2
那时的医院，也都有太平间。一早上学，从六号楼到学校，要下一个陡坡，往南再过一个桥洞才能到。桥洞的灯也昏暗，就有些阴森森，不愿意走那儿。尤其是冬天，七点过了，天还没亮，黑黢黢的。也冷。过桥洞就更冷。不走，就得从陡坡上面走，去学校也近一些，可这就要经过医院西北角的外墙。西北角有医院的太平间，为了忌讳，也为着出殡方便，朝外开着一个门。
太平间门口，吊着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灯罩的遮挡，只是照着前面地上的一点亮，太平间的半个门，还是在黑暗中。尽管走了很多次，经过那儿，心里总还是有点害怕。壮着胆子，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去，手里攥着石头什么的，没有，就紧紧抓着书包，眼睛盯着，生怕那扇门，人经过时忽然有什么响动。也有时遇到同学，两个人伺跟着一起走，胆子就大一些。待走过去，手里的石头瓦块没用了，松一口气，又转回来，“咚”的一下打在太平间的门上。门一响，人就飞快地跑了，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候看前面走着谁，悄悄跟在后面，等他刚刚走到太平间门口，“咚”地一下把石头打在门上，那人一下跳起来，“妈”的一声，几乎要跌倒。若是女孩子，还带着哭声。
这太平间，是进过一次的。好像是初一时候。一天后半夜，邻居孩子一个叫天福的忽然敲门。人睡得迷迷糊糊，只听外面喊，我是天福，我奶奶不行了。
天福的父亲是上过朝鲜的荣誉军人，腿脚不便。我父亲好像因单位值班，不在家，我只好匆忙起来，跟着天福到他家。不知是谁，已经从哪里弄来一副简易担架，我跟天福俩人抬着天福奶奶就往医院赶。到医院大厅，还没有进急诊室，一个医生听见声音，从里面出来，翻看一下天福奶奶的眼皮，大约是瞳孔已经扩散了，又听听心脏，说，不行了，人走了，抬太平间去吧。
有人一会儿拿来太平间的钥匙，前面去开了门，站在门外，等着我和天福抬着天福奶奶进去。不巧的是，我抬着前面，就只能先进去。太平间有点冷，荧光的灯管，光也是冷的。我抬着天福奶奶走在前面，不敢往两边看，可还是忍不住紧张地悄悄往两边瞥着，生怕哪一个死人忽然出了口气，活了过来。我屏住气，不敢呼吸，憋得有点胸口疼，祈盼赶紧有一个空的格子，好把人抬进去，赶紧出去，逃出去。外面的几个格子里面的水泥台子上都有人，身上苫着白布。害怕，可还是得往里，左右一间一间看，哪里有空的。有的，好像小巧一些，也许是女人。也看见一块白色的布单下，苫着一个人，是男人，露出苍白的裸着的两只脚。
太平间不大，左右各有三个格子。左边的三个格子都有人，右边的，只有最里面的一个空着。到了格子口，我在前面，也只能先进去。怎么进去的，怎么将天福奶奶从担架上抬下来，挪到里面的水泥台子上，我都忘了。担架上似乎还带了一块什么布的单子，不是白的，可颜色我忘了，赶紧盖在天福奶奶身上，脚好像都没有遮严，就慌乱出来了。
去的时候，我们是三个人，尽管天福奶奶是躺在担架上，回来，成两个人了。两个人抬着空的担架，谁也不说话，不难过，似乎也不沮丧，就是木然的样子。经过住院部一边，那一片桐树映着月色，朦朦胧胧的，一棵棵立着，默不作声。刚刚的忙乱，忽然安静下来，才忽地觉出累了，觉出额上的汗冰凉，觉出刚刚抬过担架的手臂，有些酸胀了。攥一下手，手里还抓着担架，上面却空着，一个人就这样，说没就没了。
那样结实的脚，暴露在太平间青白荧光下的，我后来再没看见过。那样的气氛，苍白而冰冷的，孤独的死亡，也只是在挪威画家蒙克的画里看到过。
现在想，那个夜晚，无意识间，那一大片桐树，是给了我心里潜在的安慰的。虽然它们默默立着，虽然我没有直接的感觉到。毕竟，那是生的力量，一大群的生的力量，虽然在夜色里沉默着。
3
那时候看病，跟现在不大一样，大夫写了处方，去药房拿药，药房都是按照三天五天的量，用小勺在一个药瓶里舀出来，几粒几粒，数清楚了，倒在很小的纸的药袋子里。药片倒进纸袋的声音，“嚓啦、嚓啦”，无端地觉得好听。似乎听听那声音，病就快好了。
这样的纸袋子，母亲还糊过。一年，也并不全然是为了生计，反正是母亲闲着，邻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给这家医院加工的手工活儿——糊纸药袋子。药袋子是裁好的一摞摞长方形纸片，一侧和下面多出一个边。糊的时候，将一小叠纸片在桌子上蹲齐，斜着四十五度角，搓扑克牌一样，用手指慢慢搓开。等那两个边均匀露出来，一手捏紧，一手用刷子蘸了浆糊，将那两个边刷好。将纸片对折，再将刷好浆糊的两个边小心折过去，粘好，顺着摁一下，一个药袋子就糊好了。
去医院看病，药剂师给药的时候，看着药袋子，偶尔会想，这个药袋子说不定就是母亲糊的那一个。
多年后，收拾家里，偶尔还会在哪里发现以前用过的旧药袋子。药已经吃完了，可那个纸袋子还好好的。正面是手写的药名和服法，一天几次，一次几片，空腹还是饭后。那时候，医生和药剂师都是用那种木杆的蘸笔，在墨水瓶里蘸一下，写几行字，蘸一下，再写。拿起药袋子，闻闻，袋子里的药味，还带着人的体温一样，若有若无。那蓝墨水微微呛鼻子的气息，也似乎还在。
母亲住院，因为近，更因为是铁路家属，免费，总是住在这家医院。母亲八十以后，体衰多病，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一次住院，我下楼打开水，回来见母亲站在开着的窗子边。听到我的脚步声，母亲回头，有些奇怪地笑笑，对我说，从这儿跳下去，一切都省事了。
我探头看看，这是二楼，窗子下面有一个平台。我笑笑，你跳下去也没用。有个台子。再说，我认真起来，你这样走了，邻居怎么说我们？
母亲说，也是。
母亲住的是套间。正说闲话，忽然听见外间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出来看看，是隔壁的病人，有些糊涂的，正转身往外走。看看他手里空着，也就不管。到这样年纪，糊涂了，就没有了生死。母亲再老一些，也该是这样。再老一些，就不会想到麻烦我们，想到死，想到死了以后的我们。
进去，母亲还在窗口站着，却是看着那些桐树。母亲的老家，外婆家院子里，也有这样一棵桐树。桐树旁边，是一口水质清澈的井。
八十多的母亲，她最后的日子，也许是在家里，可也许是在这家医院里。她走的时候，那些桐树也都会是默默的，有如送别。
4
这医院，也自然是父亲住院的地方。多年来，父亲几乎没有生过大病。老了，八十六了，去年一年，却连续住院，竟然至于七八次之多。夜里，火车经过的噪声，“咯噔、咯噔”，父亲睡得很沉。在铁道附近住了很多年，父亲听了多年的车轮声，习惯了。据说，还有这边的人搬到安静地方，夜里听不见火车声，反而难以入睡。
多年来，父亲是固执的。父母去世早，他一个孤儿，也许，只能如此。检查骨密度，说老人的骨密度不错，这个年龄少见。他骨头的密度也将好相合于人的倔强。但他已经没有了力气，起来的时候，已经有些吃力了，手要尽力撑着。拍胸片的时候，父亲按着医嘱把胸口紧紧贴在那块金属的板子上，鼻子几乎给挤扁。那一会儿，父亲一点也不固执，他知道那是医生，违碍不得。
知道肯定是小脑萎缩，可还是做了CT，脑部扫描一下。父亲的背已经驼了，躺在扫描床上，他的头因为驼背而前倾，虽然尽量向后仰着，还是够不到枕着的位置。无奈，我脱去棉背心，卷起来垫在他头下，才勉强躺下了。看着仪器的扫描，清晰地显现着父亲白色的头骨。看过日本的片子《洗骨》，家人会在亡者过世的第四年，将亡人的骨头从临时安葬的地方取出，清洗干净了，再一次祭拜，才最后安葬了。看着父亲的头骨，知道用不了很久，也许两年，也许再多一两年，离开人世的父亲，最终也会是这样，随着时间消失了那些多余的组织，仅仅剩下这些仪器扫描下的白骨。我看着，近乎虔敬，心想，若干年以后，不惟父亲，自己也会是这样的裸露的头骨，虚妄地坚持着，好像不肯泯灭。
夜里，随着父亲的稍微一动，睡不踏实，就转头看看，父亲又安静下来了。父亲睡着了么？可能。可也好像父亲并没有睡得太沉。一会儿，父亲完全不动了，坚持一会儿，忍不住还是起来看看。没开灯，贴近了，听见父亲微微的呼吸，才放心了。假若父亲真的在睡梦中走了，安详地走了，也就走了吧。八十六，也算是高寿了。我的爷爷奶奶都走得早，我没见过。比起他们去世的三四十岁，父亲是高寿了。父亲早逝的父母，不会想到自己的孩子竟然活了那么久，还竟然是在离洛阳那么远的一座城市，他们人老几辈都陌生，百余年前是流放地的大西北。
小弟送饭来，父亲衰弱，可饭量还是不错，大口地吃着炖得很烂的肘子。手哆嗦着，已经用不好筷子了。给他拿了勺子，可他固执。用了一辈子筷子了，他不习惯。早上起来，鞋，也笨拙地穿不上了。想起他年轻时候，不到三十的样子，在老家的火车站，那么年轻，甚至是有些英俊，那么有活力。现在他的腰弓着，眼神迟滞茫然，偶尔还会有幻觉，忽然间指着地下，用手去抓，说是有乱爬的什么虫子。
医院的院子里，走走，秋风起了，那一片桐树，十九棵桐树，树叶“哗哗”响着，在风中愈显得高大。一棵桐树，奇怪地一块树皮没有，裸着，以为是什么碰的，却不是，那裸着一块不知为什么竟然像是一个人形，像是刚刚进去，也像是一个人正要走出来。
5
这几年，托小弟的福，父母搬到西站一个新建的小区。依旧离铁道不远，六楼，站在窗子前面，可以看见铁道这边的医院。
前几天回去，父亲说，有消息说，兰西医院要搬迁了。说是要在榆中那边建设一个两千张床位的大医院。
搬迁？这边呢？
可父亲言之凿凿。老了，就更是。除了固执，更是有些糊涂了。固执加糊涂，说话就没有余地。
六楼的窗前站着，看着，医院的太平间早没有了。医院西南边，是后来盖的门诊楼。那个陡坡也没了，是进出医院门诊楼上下的台阶，再就是有一条长的坡道，供汽车进出。
也许，这一切真的要过去了。可即便是过去，是医院作为一个物过去了，而那些记忆还在。
医院，也许是要拆了。消息更近了。新建的，也许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这边拆了，也许会重新再建一所。现在的医院，尽管后来有翻建，有新建，但毕竟是太老太旧的狭小医院。这边有很多人居住，需要一个医院，哪怕不够大。
医院要拆了，这些桐树呢？这块地方，他们要做什么用？有用的话，这些无辜的树也许就给毁了。
好些年了，这些树也不知是哪一年，不知是什么人种下的。荫庇着住院部的这些桐树，很多年，在我的眼里似乎再没有长过。太过高大的树，也许很难看出它们的生长，不过是年年岁岁，新叶长出来，大了，满是绿，而后枯黄了，秋风里，飒飒落了。
小时候，我跟小伙伴数过这些树。不成行的树，不好数，数着数着，树似乎会旋转一样，每一棵树也似乎都长得一样，转着数，数着数着，就乱了。记得几次都没有数清楚，只得捡来一些石子，数一棵，放一颗石子，才终于数清。一共十九棵。
这些桐树如果一直会在，让它们安安静静长着，多年后该是什么样子呢？我查了一下，这种树，是梧桐，寿命可达百年。百年之后，才会空心，干枯，死去。
想想，人也一样。
又想，医院若真的拆了，这条东西的铁路动脉还是在的。火车的声音还在。车轮的声音，过去，消失，静了下来。有心的人，长夜不寐的人，会在那宁静里，想起一些难忘，永不会磨灭的，就像是沃伦在他那首诗《世事沧桑话鸟鸣》写的一样——
那是一只鸟在夜晚鸣叫，认不出什么鸟/当我从水边取水回来，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我站得那么静，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
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的人已谢世/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我终于肯定/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事物， 而是鸟鸣时的那种宁静。
那种宁静里，看似空空的宁静里，真的，一切都在。诗人沃伦怀念的那些终将消逝的，都在鸟鸣时的宁静里安顿着。
那些桐树呢，不论它们何时消逝，也都会在无限的宁静里，给人记着。即便记着它的人，也随着时间，在风中消逝。
节选自《当代人》2022年第7期
人邻，河南洛阳老城人。出版诗集《白纸上的风景》《最后的美》《晚安》，散文集《闲情偶拾》《桑麻之野》《找食儿》《行旅书》，评传《百年巨匠齐白石》《李清照》《江文湛评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