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吴佳燕：在蓝色的轻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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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天还是黑的，泛着一丝幽蓝。昏黄的灯光像是熬夜人的眼。灵车倒停在殡仪馆的门口，是一辆蓝色的轻卡汽车改装的。她想起上一次坐这样的汽车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她和五六个大人孩子正在路上走着，要走很远的路去给亲戚家一位刚出生的孩子庆生，意外地被堂哥家开汽车的舅舅顺路捎上。她和小伙伴扶着栏板站在驾驶室后面敞开的车厢里，有种迎风而立、飒飒有声的欢畅与威武。我们那儿的说法，办满月酒叫整“祝米酒”，是在孩子满月这天，孩子外公外婆这边的亲属相邀着一起到小孩家送“祝米”。“祝米”多为婴儿的衣服用品及糕点、酒水之类的礼物，有祝喜祝福的意思。

30多年后，她又上了这样的蓝色汽车。不过这次是被招呼上了前面驾驶室的副驾。上次是为新生命的降临，这次，她是要送父亲到另一个世界。父亲的灵柩已安放在后面的车厢里，黑漆发亮的棺木上搭着红色的盖布。她披麻戴孝，抱着父亲的白色灵牌，端坐在副座上，静静地等待父亲的出殡。

外面慢慢喧闹起来，主事帮忙的人，守灵三宿的亲人，早早起床从附近再次赶来的乡邻，在为送父亲最后一程做着准备。车子已然发动，隆隆响着，司机还没上来。她一个人木木地坐着，感觉有些寂静。不，她不是一个人，她跟父亲在一起，如此亲近，又如此遥远。爸爸，就让我最后再陪陪你吧，她在心里哀哀地念着。

要启程了，灵车排在队伍的最前面，还有一辆皮卡做的电子鞭炮车在前端开路。后面是花圈车、工程车、装满送行者的一辆辆小车。她不知道妹妹在哪里。出殡时，姐妹俩分别抱着父亲的灵牌和遗像，上车时就分开了。应该就在后面的花圈车上，灵牌和遗像是要前后护送着父亲的。司机跳上车来，是个穿着深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面目模糊，她用眼睛余光瞥见他把手机接上扩音设备，哀乐顿起，双闪打开，灵车启动。她身子往后一倾，本能地去找安全带，没有。“副驾上没有安全带吗？”她问。“这样的汽车主驾有，副驾上没有呢。”男人答道，他是系着安全带的。她只好用脚死死抵着副驾前面的一个坡墩，左手扶住座位一边，右手把灵牌稳在怀里。父亲的长眠之地她昨天就去看过，知道路途偏远且坡多弯急。

殡仪馆位于县城西门的一个山坡上，一条马路将其劈为两半。这里的山村还可以土葬，殡仪馆没有火化的业务，其他的丧事一条龙服务都可以提供。是一座带院子的U形两层楼，楼下是几间用来布设灵堂的大厅，楼上是餐厅和棋牌室。院子外面就是马路，马路的一边是停车场，另一边的梯田里竖着用来售卖的各种墓碑和坟头。

这地儿她从来没来过，毫无印象，而“西门”这名字她是熟悉的。现在她知道了，西门这荒郊空旷之地曾经鱼龙混杂，充满市井气息。她恍惚记起小时候跟母亲到蚕茧站卖茧，就是在西门。也是坡上马路边的一个开放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浓荫蔽日的黄桷树，她跟妹妹常常在树下歇着等母亲。等得久了，就拿上母亲给的零钱，去路边买地瓜吃，脆甜多汁，既解渴又饱腹。还有她中考时的考场，正是在西门坡上的城厢中学。中午从考场出来，父亲早在校门口等着，把她接到附近的租处吃饭——其时父亲正跟着做杀猪生意的肖玉强干活，常常需要起早贪黑，屠宰场和临时的住处就在西门坡下。她从没见过父亲杀猪的样子，只记得他带回来的油渣很香，用来炒青菜或下面条都是人间美味。而中考时那顿午饭让她惊叹的是父亲做的蛋花汤，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父亲把蛋液一点点倒入沸水中，开出一大朵一大朵金黄色蛋花的情形。她到现在都不明白，父亲是何以只用一个鸡蛋就可以做出一锅子金灿灿的、飘着点点葱绿的蛋花汤的。

出殡的队伍要从坡上往下走，过县城、郊区，再走弯弯长长的山路，把父亲送到一个叫石安的村子，那里青山环绕，天空澄净。天色开始发白，下坡的路上竟然有些堵车，有为了生计早起出摊的人，还有一些步行或坐在摩托车后面的穿着校服的学生——看来她记得没错，沿着马路往上走，翻到西门坡的另一边，正是城厢中学。

车队徐徐前行，车灯闪烁，走走停停，像熹微中蜿蜒的一条河流。终于穿过破旧逼仄的老城区，走到新城后面的北井大道。这是一条沿山脚开挖的新路，远离闹市区，因此变得开阔舒展、畅通无阻，她也从一种紧张中松了口气。“北井大道”这个名字也是新命名的，她初听时以为是“北京大道”，像很多县城的街道、楼盘起一堆大名儿或洋名儿一样，有些哑然失笑。后来大伯来看望父亲时闲扯——他是一位对历史饶有兴趣的考证家加演说家——她才知道是自己无知了。“北井”正是她的家乡小城巫溪建县以来最早的命名，是东汉时期从巫县分设而成，比她由家乡的小三峡、大宁河引申记住的古称“大宁县”要早得多。也是因为这次父亲去世，她才发现，大伯不仅很会“讲古”，还会唱丧歌。守灵的一个深夜，她坐在灵堂的火盆边半睡半醒，忽然感到丧歌的声音变得有些熟悉、轻柔，抒情而绵长，像母亲的手在一下一下拍着摇篮里的婴儿。不是请的丧鼓班子的师傅唱的，他们虽然专业也敬业，但不会这么细腻有感情。她睁眼一看，果然是大伯在唱。他端坐在一只红色的塑料凳子上，身体微倾，唱几句就停顿一会儿，丧鼓声起，师傅们在很有默契地配合他。她惊讶之余，心里一阵刺痛。没想到大伯连着两宿不睡觉陪着丧鼓班子，第三天晚上竟然亲自上阵了。他的唱腔舒缓低沉，如泣如诉，每一句唱词都是以“你”开头。大伯在回顾父亲的一生，他在跟父亲讲话，是一位兄长在表达悲痛与安抚。这歌声如天籁之音，让她紧绷多日的疲惫、凄惶、痛惜有所舒解，内心一下子安静下来。她枕着大伯唱给父亲的安魂曲陷入更深的睡意，迷迷糊糊中想起小时候一个夏天的夜晚，小学杨校长到村里来家访，坐在院子里对着一圈人表扬她的学习成绩。父亲听了并不喜形于色，只是不停地摇动竹扇给一旁的她扇风祛暑，一下一下的，就像这夜半的歌声一样。

哀乐声中，她沉浸于思绪，自我撕扯。司机一路无话，看来是个沉默寡言之人。然而沉默中有某种积蓄的躁动。刹车和启动都变得有些急迫，她看到他在开车的间隙，堵车、错车或等红灯的时候，一次次拿起手机。急性子？手机依赖症？或者像詹姆斯·丹克特在《我们为何无聊》里所说的置身永无止境寻找新奇事物的“仓鼠轮”，需要每一个时间都被填满？这习惯不好，不安全，何况她没有系安全带，更何况，这会惊动父亲。她频频侧目，眼睛伸出爪子，希望可以把他的手牢牢摁在方向盘上，或者把他的手机钉死在台面上。但是在宽阔的北井大道上，车队还是被压着走得很慢（后来她知道是为了将就看好的落葬时间，以及等后面掉队的车子），男人又忍不住拿起了电话。从通话中她才明白他是在给前面开路的鞭炮车上的人打电话，极不耐烦地催他们走快点。一次下坡的时候，因为遇上红灯刹车太急，她听到父亲的灵柩有些往前移动发出沉闷的触碰声，她终于忍无可忍对他大声喊道：“你能不能开稳点，别看手机了？！”

司机无言以对，终于消停下来，慢慢匀速前进。这个只想着早早完成出车任务的男人哪里知道，灵车的且行且慢正是为了让父亲最后看一眼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间，在奔赴黑暗之前把他曾经生活的脚印一个个捡起。车子到了县人民医院。这是她的伤心之地，父亲生命的最后一站。一周的住院经历有如炼狱，她实在没有勇气去想。她只记得那秋日里温暖的阳光，一遍遍从窗外照进来，洒在父亲的病床上，又灿烂又绝望。她很想把父亲推出去晒晒太阳，或者痛痛快快地吃顿大餐。可是被病痛折磨的父亲，连小小的一粒降压药和止痛片都不能好好吞下去。终于有一次让父亲切切实实地见着了阳光。那是她和在隔壁病房照顾老母亲的邻居大叔一起，把父亲从住院部推到前面的门诊部去照背部CT——父亲老是喊背部又疼又痒，要人不停地给他抓挠按摩，以至于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周，只要他一叫唤她就条件反射地坐在床边的小马扎上给他侧身按背，以至于父亲走后她睡觉时还下意识地在爱人后背上做着摩挲的动作然后猛地一惊。连接住院部和门诊的是二楼的空中走廊，检查回来的路上，阳光直直地拂下来，她把病床停住，指着太阳指着廊下走来走去的人们对父亲说：“爸爸你看多好的太阳啊，你一定要早点好起来，我们下去走走晒晒。”在那一瞬间，她想起了武汉疫情期间那张医护人员陪患者看落日的著名照片，她不要那场景多么唯美动人，她只要父亲像那个老人一样可以活下来。而且不光是看一张别人的照片，父亲和她一起经历了2020年的武汉疫情。她是幸福的，在那些艰难恐惧的日子里，有父母从老家赶来和她团聚过年，母亲还扛着一袋子腊肉，没想到是自投罗网般来到疫情的重灾区，和她一起担惊受怕地关在家里70多天。还有父亲的病，更让她感到压力倍增到一触即溃。现在想想，那是一段多么难得的亲子时光，她长大以后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陪过父母，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做饭，陪他们打扑克，像是要把一生的欠缺都补回来。万幸的是这期间父亲病情稳定可以不用去医院，而且心情舒朗，还长胖了一些。因为有父母在，小小的楼房成为疫情之下的避风港，让她踏实心安。谁承想父亲挺过了2020年的武汉，却未能挺过自己的病。

天色亮了起来，东边露出了一抹红云。蓝色的轻卡正向着那抹红云缓缓移动。又是一个晴天。悲伤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风雨如磐逆流成河吗？而父亲留给她的总是阳光。住院的时候是这样，走的时候也是这样，大片大片的阳光照着父亲从医院到殡仪馆的路，她在大片大片的阳光里天崩地裂大放悲声。出殡的前一天，难得的秋雨哗哗地下了起来。因为父亲的病亡，把散落各处的亲人凝聚一起，曾经疏远淡薄的家族变得亲厚团结。幺爷爷家的大姑妈从山里赶来送父亲。她犯有头晕症，不能坐汽车，是坐在陈姑父的摩托车后面来的。两个人穿着雨衣雨鞋，一身雨水地走进来，天黑之前再冒着暮色一身雨水地赶回去。没想到今天又晴了。这阳光如此善解人意，像父亲永远温和的笑脸，他不要看到亲人们的悲愁。她想起去年十一放假前，在去接孩子放学的路上接到父亲电话，问她这个假期回不回老家，声音里有隐隐的期盼和怯色。而在得到她的肯定答复后，父亲的声音一下子充满了欢快高亢的情绪，像扑面而来的阳光下的花朵，让她愣怔而感动。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她没想到在一个笔记本上翻到令人泪崩的一页，上面工工整整地记着一大家人的姓名和生日，上到父亲80岁的姑姑，下到他3岁的小外孙女——她妹妹的第二个孩子。这都是他时时挂念于心、至亲至爱之人。

阳光一遍遍照耀着回家的路。对她而言，有父母在的地方才叫家。长大之后在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回家就是回老家，回家就为看父母。以前回老家是为了陪父母一起过年，最近几年更多是因为父亲的病。想起去年春节，因为疫情的余波绵延，她原打算不回老家，可是听说父亲鼻子又流血了，立马跟爱人孩子去医院做了核酸，正月初二早上天没亮就开车出发。走着走着太阳就出来了，她在阳光里揣着隐秘的担心和兴奋，她想给父亲一个惊喜，直到快下高速才给妹妹打了电话，告知要回家吃中饭。父亲的电话随即就到了，那声音里的喜不自禁呵，胜过这一路阳光。没想到那是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她陪了父亲两天，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武汉。在那两天时间里，她陪父亲去医院看病，一家人照了全家福，还陪父母结结实实地打了一天扑克——这是互联网时代之外的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父亲打得很尽兴，原计划去外面吃晚饭也取消了，“还是自己煮的好吃”，这是一贯节俭的他们找的说辞。11点多散场时她听到父亲还在由衷地感叹：“今天真开心啊！”她没想到的是，这次的全家福成了父亲生前的最后影像，父亲的遗像就是用的那个时候的照片，开心中透着愁苦与病容。她甚至觉得除了病容，都没见过父亲老了的样子。怎么父亲就没有了呢？

县医院过去就是颐博园小区，这里面有父母的家。因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父母从她生长于斯的乡村搬离，住上了附近新城里的楼房。这是父亲生命里最后三年居住的地方，离住院部不过三站路，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她想起把父亲从重庆转院回家的路上，多日的阴霾转为晴天，妹夫开着车，父亲安静地在副驾上半躺着，有时候还要起身坐一会儿。她和母亲坐在后排，一面心里打鼓，一面尽量平静地观察和安抚父亲，给他递水、按摩和冲蛋白粉喝——因为脑部水肿带来的风险，医生原本是建议用救护车转院的。那时候的父亲因为病情，脑子已经偶尔犯糊涂了，时不时嘴里会冒出几句出牌之语，让她觉得这唯一的娱乐方式也可能给父亲带来最后的安慰。因为回家和阳光，父亲变得清醒和高兴，还认出了高速路牌上的字。她和母亲心里也稍许松快，但是她又深陷于某种放弃的痛苦中。在服务区，父亲甚至提出也要去卫生间，他忘记了自己插着尿管。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多次想下地自己去厕所，并一遍遍质问母亲：“怎么能在床上解手呢！”他是一个多么讲究爱干净的人。病后的父亲对母亲无比依赖，住院期间在医院散步时会拉着母亲的手，让母亲很不好意思。即便在转院回家的路上，他还几次提出，要跟她换座坐在后排挨着母亲。她哪里料到，葬礼之后，她把母亲带回武汉的家，母亲也是这样有事没事地凑在她跟前挨着，依赖于她。住进老家医院之后，父亲有次清醒又茫然地问道：“我们这是在巫溪？我们已经回家了吗？”确认之后父亲热泪涌出，她把头扭向一边。

她有时觉得关注逝者年龄是件很残忍的事情，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被生卒年两个数字锁定。长度正常自然死亡的，或可稍微心安，可那也是一个被世间诸多关系情感牵绊的、活泼泼的生命的消失；而生命长度偏短或突然被掐断的，尤其叫人难以接受。都说死亡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可是让一个人还未真正老去就被病魔夺去生命，让一个性格温和、一生与人为善的人就这样画上生命的休止符，这公平吗？死神面前，如何鸣冤？

因为父亲，她对医院医生没有选择地信任，她愿意相信一切有关的乡村迷信说法。她还记得从重庆出院之前，因为诊断方案的突然改变，让她在病危通知书之外看到了救治父亲的一丝曙光。她拿着医生开出的petCT检查单一边准备下楼去缴费预约，一边兴奋地对妹夫说：“看来地理先生说得对，爸爸这次应该可以挺过去呢。”地理先生是她们老家的叫法，其实就是风水师。在得知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的那一刻，她第一次开始正视有可能失去父亲这个现实。而这个话题之前在她那儿一直是某种禁忌。只要母亲或妹妹旁敲侧击地提起这件事，都会被她疾言厉色地堵回去。而这次，在电话里猝不及防的母亲的哭声中，在奔赴医院的火车上，她不能不去想这个残酷的可能。她给妹妹打电话，要他们得有所准备。原来妹夫早就在思谋此事，原来父亲在去过一次石安（妹夫的父亲长眠此地）后早就看上了那里的青山绿水。妹夫请地理先生去看那里的风水，觉得很不错而且说据此看出父亲的大限未到。这跟医院在建议转院后又让做petCT检查的转变不谋而合。所以她才如在深水中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如此兴奋。然而，冷静之后，她跟在下乡扶贫的主治医生通了电话，隐隐明白无论是放射性损伤还是癌细胞占位引起的脑水肿，当务之急都是消水肿而不是去做昂贵的petCT，而且父亲目前的不稳定状态也无法在近半个小时内固定不动接受检查。医生对她临门一脚取消预约表现出的愠怒证实了这一点，也加重了她内心的罪感。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善于做选择的人，尤其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之前父亲鼻部肿瘤复发，两次化疗和PD1效果都不明显，也是在医生建议下到西南医院做了粒子植入术放疗。应该说，自父亲生病以来，她一直在积极地为父亲操心联络，学习了解病情、托人找好医院好医生，一次次到医院沟通照顾；父亲也一直在积极地配合，忍受着身心的痛苦和煎熬，那么努力地想活着。然而，粒子手术之后不久，父亲的肿瘤缩小了，鼻子通畅不流血了，脑部却有了进展转移，病情陡转急下，从复发到去世才半年多。她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致命的问题，不知道在医生的治疗过程中她的选择和判断又起了怎么样的作用，为此在以后的余生里她都将带着深深的愧疚和罪感。

父亲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11月28日这天上午，离他的64岁生日还差4天。按民间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病危时挺过了自己的生日，那么这个劫就会安全度过。父亲没能扛到他生日那天，这该死的迷信说法，说好不灵说坏灵。她没能见到父亲老去的样子，自己却成了普希金所说的“遽然变老的人”，让她在40岁这一年，感受到深入骨髓的丧亲之痛和中年疲态，觉得自己还来不及体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豪情和美好，就倏然进入四面埋伏、捉襟见肘的中年压力。马克尔斯说：“父母是隔在你和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如今，这道帘子被父亲掀开，以后她将无所遮挡地直面死神了。

微熹初露，她对着颐博园高大的暗影，默默地说：爸爸，我们回家了！

晨曦中，蓝色的轻卡从北井大道驶过崭新的县城，驶过她生活过的田野和村庄，再蜿蜒上行，往深山里开去，光线在两旁后移的树影中时明时晦。她从情感记忆的深处潜回，听到旁边的司机在跟她说话。

“你，你还好撒？”他问，“莫太伤心了。”

“我有一个朋友，跟你一样，个头小小的，戴着个黑框眼镜。”他奇怪的开头让她感觉这是一种蹩脚的搭讪。她不吭声，仍旧呆呆地坐着。

然而男人缓慢的讲述中有一种坚持，并终于把她拉回神来，代入他的故事。

“其实以前我并不是开灵车的，我在成都上班，有份体面的工作。”男人换了一种开头。

“哦！”她终于应了一声，因为“成都”这两个字。这是一个令她感到无比亲切的城市，那里生活着她姑妈一家，而且有父亲的奋斗足迹——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因为父亲在成都打的几年工，让她们家的土房子变成了两层的小楼房。母亲说，平时温温和和的父亲关键时刻总显得很有决断，比如分家的时候他借贷了350块钱买下村里的保管室让刚出生的她有个安乐窝，比如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立马骑着自行车去信用社贷了一万元给她作学费。她还想起父亲说的，当年在成都空闲的时候就和小表哥骑着自行车围着城市一环、二环、三环一整圈一整圈地转，那是多么难得的惬意而飞扬的时光呵。

“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朋友，因为我妈，我从成都跑了回来，把工作也搞丢了。”他接着又说，但是让她听着有些迷糊。可这就是男人的讲述方式，跳跃式地，颠三倒四地，没头没脑地，独立成段地，如珠子般一颗一颗往外蹦。她听着听着实在忍不住了，就在这些短句中时不时插上几句问话，就像要用一条线把这些蹦落的珠子串起来。后来她明白了，这不仅是男人稍显木讷的性格所致，还是一种让她从悲伤中短暂抽身、参与讲述的策略。

原来那个女孩是他的初中同学，很活泼爽朗的一个人，特别爱笑，如阳光扑面。他喜欢她很久了，然而真正得到回应，却是在成都上中专的时候。一次在校外过马路等红绿灯，他猛然抬头，看到女孩就笑盈盈地站在斑马线的另一端。

这次的邂逅让他的初恋如愿所偿，“我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他说。

“后来呢，那女孩是做什么的？”她问。

“她当时在成都打工。她初中时成绩就不好，毕业后就没读书了。而我中专毕业后在成都一家公司做文职，她又回了老家。”

这为这段感情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原来男人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在老家一个城镇当领导。她反对他俩结婚，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因为女孩没有正式的工作。女孩是个心气儿很高的人，面对他母亲的偏见，一气之下离开他跑回了老家。男人又急又气，撇下成都的工作追了回来，一边跟母亲理论一边找女孩挽回。那真是一地鸡毛焦头烂额的一段日子。

“她还为我怀了孩子，”他又说，“可是我妈就是不接受，拿各种事情来要挟我。”他终是个懦弱之人，没能顶住母亲的软硬兼施。或者说，他们80初的，还不是那种为了自己可以不管不顾做出多么激烈事情的一代人。为了爱情，把好好的工作丢掉已经算是惊天之举了，而且他的骨子里本来就有一种四川男人的“耙耳朵”性格，结婚后是“妻管严”，结婚前是“母管严”。最终女孩打掉了孩子，再次远走他乡。

“她走后，我妈借助她手上的关系权力，给我找了新的工作，而我干了几个月就跑了，然后她又给我找，我没做多长时间又辞掉。我们就这样相互对抗、折磨。直到后来我到殡仪馆开灵车，才没有再换，这是我自己找的一份工作。”男人又说开了。她对这个男人开始有了一份理解和同情，她不知他每次开着灵车把一个又一个亡者送上山的时候，自己是怀着怎样一种悼亡的心情，为逝去的青春和爱恋，也为自己的懦弱和最后的挣扎。

“但是因为她老家还在这里嘛，她后来的消息我也会断断续续地打听到。而且我们好的时候就去过她家里，她父母对我很好，就是把我当作他们的女婿。我现在还偶尔去她父母家，给他们买一些东西。我知道她在北京嫁了人，对方是个做生意的人，年纪比她大很多。”

“哦，那你应该放下来了。”

“是啊，我后来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我老婆就是我妈要找的那种人，有自己的工作，很顾家，而且对我父母也很孝顺。”他顿了顿，突然情绪流露地说道：“但是我就是不舒服啊，只要想起她就觉得心里难受，觉得对不起她。”

她突然觉得对这个男人有了开导的责任，这个在灵车上诉说青春遗憾、袒露内心伤疤的人，反而给她深深的安慰。谁的青春没有明媚的忧伤，谁的人生没有刻骨的遗憾，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仍要负重前行，在可贵的活着中继续经历感受。

“那你们的事你老婆知道吗？”

“她都知道，但是没管没问，当然，她若想管也是管不了的。她对我不错，尤其是对孩子和我的父母。可是我对她没有感情啊，我的感情还停留在年轻的时候，想拔也拔不出来。我甚至想过离婚，但是看着两个孩子，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上小学，又不由得把这个念头打消了。你说人生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牵绊和不自由啊，又是父母又是孩子。我只好把自己跟她的关系划了个界限：只要她回老家有需要，我一定去接她陪她，而且是像朋友一样光明正大的；而若她离开了老家在别的地方，我是不能去找她的。”

她听了心里一戚，人生有所牵绊应该是种福气啊，看来，他还体会不到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心情。

“那你这样不挺好的吗？”

“可是她过得不好啊，前两年她得了重病，是肺上的毛病。我想肯定跟她心情抑郁有关。她老公对她肯定也不好，有句古诗怎么说的，商人重利轻别离。”

“啊？”她不由得惊愕出声，没想到青春爱情故事的后续如此陡转悲凉，现实到底还有多少意外和突袭埋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那你怎么办？她现在的病咋样？”

他的声音有些沉重：“我能怎么办？我又不能飞到她身边去照顾她。我除了给她发微信关心她，还有就是给她转钱，让她安心养病。她后来做了手术，然后是化疗、放疗，病好多了。但是，我还是很担心她。我甚至想：要是我当初不顾一切地跟她结了婚，她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病了？”

她也难过，为父亲也为那个不幸的女孩，两人都笼罩在深深的遗憾与自责之中。她还要试着把这个长情的男人从伤感中拽出来：“那你已经做了不少啦，还能怎样呢？”

“她生病之前回过一次老家，我陪她吃饭、摘菜、爬山、下河，在老家的田野山坡上疯跑，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真是好开心啊。没想到好景不长，她就生病了。你说，现在我还要不要守着这个界限？万一她病情恶化，我要不要飞过去看她？”

她看着这个痛苦而纠结的男人，不知道怎么给出建议。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刻，男人的决定应该是可以被理解的吧，那是对一份情感一个生命最大的交代和慰藉。然而，谁都会祈祷，那个时刻永远都不要到来。在病魔与死亡面前，青春的遗憾情感的亏欠算得了什么，平静的生活正常的人生多么重要！这个开着灵车、心情复杂的中年男人，是在以这样的方式积德祈福、缓解紧张还是预演悲伤？

除了祈祷，唯有对保留生命全力以赴地努力，趁还来得及，一切都值得。

讲出这一切，男人似乎安心了很多，卡车拐入石安的村道，路面有些崎岖不平，男人专注地开着车，车厢复归于平静。她没想到在送父亲的最后一程途中，有另外的故事插入，有另一个跟她一样饱受中年生活碾压的人会跟她握手交心、同病相怜。这也是她和父亲一起承接的冥冥之中的分享与安慰？这样的插曲，一如这一路上渐行渐明的天色，虚幻又真实。

真实的还有父亲生命里的遗憾。运城，是他想再去而没有去成的地方。这黄河边的北方小城留下了父亲的青春与汗水——他在此的五年军旅生涯，成为他人生的一抹亮色。他爱吃面条的习惯，他爱看军旅题材的电影电视，他珍藏的一本黑白相册和三等功奖章，都与他在运城的当兵经历有关。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从山村走出的父亲到的最远的地方，看的最大的世界，拥有的最昂扬热血的芳华。尽管他并没有因此改变人生命运复员回了老家，却为人生的精神底色加持，还收获了一班老战友——他们在今后的底层生活中相互帮衬支撑，包括对于父亲的病。她听父亲提起一次战友聚会，相约着再去运城。父亲没有去成，他那时候已经生病了。后来有回她到北方出差，徘徊在运城的古墙下、河滩边给父亲打电话，听他讲当年的部队故事，跟他说要陪他一起再来运城看看。她举着电话走走停停、思绪无限，一边给父亲描述运城现在的样子，一边想象着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父亲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

还有北京。父亲在家养病的时候，曾有想去北京转转的念头。故宫、长城、天安门，这是他们这代人的情结。她把这事记在心上，还准备带父母坐飞机去北京，甚至已经提上日程：父亲在重庆复查完怎么到武汉，她哪天请假带父母去北京，她联系的好友怎么开车来接，住什么酒店，在京行程怎么安排。可是人生呵，总以为还有大段的时光，还有很多来得及，结果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猝不及防。没完没了的疫情，母亲对农事的心心念念，她的时间精力的腾挪，还有父亲病情的反复，导致去北京的事情一再延宕。最后那次临门一脚的取消，让她又气又痛，仿佛是某种不好的预感。没想到一个月后，父亲的病情就陡转急下，最后的日子都在医院。而她在陪父亲的最后一周内，接到了要去北京开会的通知，是很多人很看重的文艺界盛会。她根本没有心思去管这件事情，她要陪父亲把这千钧一发的难关挺过去。但让她痛彻心扉的是，父亲还是遽然离世，冥冥之中似有某种体贴和托付。她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月后，当大巴车行驶在长安街上，当古典庄严的天安门城楼映入车窗，她在一众注目拍照中内心翻江倒海、涕泪滂沱。

她回想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四天，并没有什么交代。好像没有什么让他不放心的，或者他根本就没想到，他的病已经到了需要交代的地步。当她拿到核酸结果，第一时间赶到父亲病床前，就想问问父亲有什么想吃的、要做的，但是父亲一如既往温和的笑脸制止了她，让她放下百般担心如常地陪在身边。母亲说在她面前父亲吃饭、打针、吃药都要乖很多。而到了晚上她回到医院旁边的小旅馆，母亲一人在医院陪护时，父亲就有些闹腾。一天晚上竟然摇摇晃晃地下床来，到病房的窗户前、医院的走廊上，这里那里地走走看看。她听母亲讲后，蓦地想起鲁迅在《这也是生活》写的：“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父亲肯定不知道这篇文章，可是他的表现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她的心里悲怆无比，想起父亲走后在她梦里变成了一个武林高手，可以在人世间自由穿行、叱咤风云。那不就是对病魔的挣脱和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吗？如果真要找父亲对她所谓的交代的话，应该是她40岁生日的那天，父亲还没有入院，他大清早打来电话说：“你今天过生，一定要高兴点呵！”嗯，爸爸，为了你，往后的余生我也会尽量过得高兴一些。她在心里默默地回答。

终于到了石安的半山腰，大片大片明亮的阳光倾泻下来，让她的眼睛有些不适。她抱着灵牌下了车，感到早晨的山风有些寒意。司机和迎接的几个师傅把父亲的灵柩抬下来安放好，看了她一眼，阳光下他棱角分明的面目让她有一种奇异的陌生感。这个穿工装的中年男人跳上蓝色的轻卡，轰隆隆地把车开走了。而她一身素服地走在队伍前面，要在一种庄严的仪式中把父亲送到山上去，与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还有无尽的山花与松柏永在。

吴佳燕，1981年10月生，重庆巫溪人。中国作协会员，《长江文艺》副主编，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在《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小说评论》《文艺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散文若干。出版有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