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记录，当年秦国以摧枯拉朽般的气势，用时九年就迅速洗荡了各国反抗的力量，完成了统一大业。

如今我们站在后世视角来回顾这段历史，以当时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说，似乎这是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毕竟列国的国君和贵族们都已经“谈秦色变”了，还有谁能抵挡强锐的秦军呢？

然而，不少人忽略了秦国统一之前面临的政治挑战，

不仅仅是用军事手段来统一华夏版图的问题，秦国可是要全盘废弃周朝留下的政治遗产，打造一个前所未有、高度集权、专制主义的大一统王朝。

实质上来说，秦统一就是秦王嬴政主导的一场变革旧秩序的社会革命，

即使秦国历代国君能臣早已为嬴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底秦国只是匆匆完成了版图统一，

井田制虽然走到了它的尽头，但人们的意识形态尚未转变，

所以在秦统一的过程中，不难想象必然会有一小撮奴隶主复辟派或明或暗地与秦国对抗，

这意味着秦灭六国的战争决非摧枯拉朽，起码相当激烈才是，

可是历史文献中，却对此语焉不详，

好在，一件残破的秦国铜戈，将我们的视线拉回了那个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时代。

先为秦国高级政要、后为末代楚王，昌平君，他究竟是谁？为何反秦？

秦墓墓主人“喜”又将带给我们什么线索呢？

两封发自战场的家书，竟然指向了秦楚之间的一场暗战？

让我们从一件残破的秦国铜戈说起，试着去还原两千二百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

一件残破的秦国铜戈，一段令人困惑的铭文

1982年，从蓟县运来的一批废铜烂铁在天津，即将被拣选后扔进熔炉里处理。

忽然，眼尖的文管所工作人员从这批废铜中拣选出了一件残损的铜戈，

这件铜戈“内”的两面都刻着细如发丝的铭文，

一面刻着“郃阳”二字；

另一面则刻着三行铭文共十七字，如下：

十七年 丞相启状

造郃阳

嘉 丞兼 库 工邪

经鉴定，这是一件典型的秦国兵器。

其实像这样刻有铭文的秦国兵器并非首次发现，

可这件铜戈却很特殊，上面的铭文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

解读上面的铭文，大意是说：

这件铜戈于某位秦王的十七年造于郃阳县，由丞相启、状负责监督，铸造工师叫“嘉”，副工师叫“兼”，工匠叫“邪”，仓库保管人叫“”。

短短十七字，概括了这件兵器从生产工人到仓库保管、项目负责人到总监制丞相，每个人都要在上面留下姓名，

而每个名字的背后，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就是秦国的“物勒工名”，一个层层倒逼、严密有效的问责体系，没有谁能置身于法外，

可见秦军强大的作战能力背后，

自然也离不开这一批批工艺精湛的强弩利矛、金戈铜剑的支持，

不过让学者们为之着迷的并非是这件铜戈本身，而是上面令人困惑的铭文。

“十七年”，指的是哪位秦王的十七年？

它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十七年”，指的是哪位秦王的十七年？

这件铜戈经鉴定是秦国的，

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在秦国近六百年的历史中，共经历三十几代国君，在位长于17年的也有15位之多，

如何才能确定这件铜戈所在的年代呢？

好在铭文中的“丞相”二字给我们指引了方向，据文献记载，秦国在秦武王二年的时候才开始设置这一官职（出土文物“秦更修田律木牍”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无异于让我们追溯的范围缩小到秦武王时期至秦国灭亡这103个年头里，

这期间秦国的国君有以下七位：

秦武王(在位4年)、秦昭襄王(在位56年)、秦孝文王(在位3天)、秦庄襄王(在位3年)、秦始皇(在位37年)、秦二世(在位3年)、秦三世(在位46天)。

显而易见，以上七位国君中，唯有秦昭襄王和秦始皇嬴政达到了在位纪年的第十七个年头。

这下到了“二选一”的环节，这件铜戈是这对曾祖孙俩中的哪一位在位时期的产品呢？

铜戈上的丞相的名字也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当时在任的丞相是“启”和“状”二人。

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的时候，寿烛被免职，而秦昭襄王的舅舅、宣太后异父同母的长弟魏冉复相，

也就是说，秦昭襄王十七年的时候，出任相邦是穰侯魏冉，

顺便说一下，秦国的相国（相邦）和丞相是不同的两个职位，《汉书》说“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将相国、丞相混为一谈，

但出土文物证明这是错误的，例如“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豆”，这说明相国与丞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官职，而且是同时并存的，丞相是相邦的副手，相国地位高于丞相。

魏冉，亦作魏厓、魏焻，在出土文物里也有不少由魏冉领衔监造的铜戈，皆以“冉”字署名，是既不叫“启”也不叫“状”，

而且当时的丞相是谁？是魏冉兼任还是另有其人？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放在一边，再看看嬴政的丞相有谁。

从历史文献和出土器物铭文来看，担任过嬴政相国、丞相的有吕不韦、昌平君、隗状（《史记》误记为隗林）、王绾、冯去疾、王绾等人。

他们的姓名，不仅见于史书，

其中隗林、王绾、李斯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第二次东巡时琅琊石刻碑文的十一个大臣之中，

此外《颜氏家训·书证》说开皇二年五月，有人在长安掘得秦时铁称权，上面刻有铭文“乃诏丞相状、绾”，江苏东海县出土秦铜量、甘肃镇原县出土秦铜板诏皆云“乃诏丞相状、绾”，

显然“丞相状”应该指的就是丞相隗状，

隗状排名在前，当是右丞相，王绾排名在后，当是左丞相，

由此可见，这件秦戈上的“十七年丞相启状”中的“状”，也应当为隗状，

且按排名来说，隗状当时是左丞相，

综上所述，秦昭襄王和秦始皇这两位国君之间，还是秦始皇身边的丞相符合铜戈铭文上的名字，所以这件铜戈应打造于秦王政十七年的可能性更大。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鼎鼎大名的吕不韦在秦王政十年因受嫪毐之乱牵连，被免去相国一职，次年就饮毒自尽了，

奇怪的是，从吕不韦被免相（前237年）到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统一，

这十六年的时间里，秦国的丞相任免出人意料的模糊，究竟是谁接替了吕不韦我们不清楚，有没有丞相我们也不清楚，

这件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出现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十六年中秦国是有丞相的，其中一个是隗状当时是左丞相，还有一个右丞相“启”，

既然如此，“丞相启”是谁？

这是这件铜戈上的铭文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神秘的昌平君，浮现出来

梳理出了铜戈的制造年代，我们先将嬴政的丞相们整理进一个表格里，这样看问题会更加清晰：

如上图所示，不难发现，在秦国的丞相中，除了铜戈上说的“丞相启”，还有一个人物显得很突兀：昌平君。

有意思的是，在秦国历史上，除了以上两人，其余出任过相国或丞相的人，都在历史文献中有名、有姓、有踪迹，

可为何秦国历史文献中没有“丞相启”这号人物呢？好歹是一位位高权重的丞相，为何不见于史？

更有意思的是，莫说“丞相启”，就连另一位神秘人物昌平君的事迹在其他先秦及秦汉史籍均无论述，

仅见于传世文献《史记》中，前后也只有4条记载，且从未承认过昌平君是丞相，如下：

1.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由于长信侯嫪毐作乱，“王（嬴政）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 ……..

2.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

3.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4.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此外，虽然秦汉时期的史籍都未承认昌平君是丞相，但唐代司马贞主持编写的《史记索隐》里是这样考证的“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城，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

昌平君是这位历史人物的封号，他姓甚名谁我们一无所知，

本来呢，史书上缺失某个人物的生平倒也不是什么多稀奇的事，可同时有两个秦国政要，在同一个秦王当政时期都缺失了生平，这件事就真是奇了怪了，

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昌平君与丞相启是同一人？

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秦国的历史没有向我们披露昌平君的相关信息呢？

这四条记录又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谜团里，看来只有先解开昌平君的这个谜了：

先说第一条记录，

是说秦王政九年，嫪毐在咸阳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政变，身在雍城的秦王嬴政下达了一道镇压叛乱的 “攻毐令 ”，即“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

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古文，都是现代学者做点校的，通俗来说，民国之前的古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全凭语感或者之乎者也等虚词来断句，

因此，“攻毐令 ”中的“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该如何断句？

一种观点说，这句话应该这么理解“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也就是说去平乱的共有三个人，分别是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

另一种观点说，这句话是说“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也就是说去平乱的共有两个人，分别是时任相国的昌平君和昌文君。

就这两种观点来说，我支持第一种观点，去平乱的应该是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这三人，

吕不韦是在嫪毐叛乱之后的次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年（前237年）才被免相，

秦国也不可能同时任命两位相国，

秦王政九年的相国就是吕不韦，除了文献、还有出土文物“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上的铭文“九年，相邦吕不韦造…..”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就是说，第二种“昌平君是相国”一说立论的根据就失去了。

不过，昌平君在当时担任什么职务又成了一道谜题，到也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

昌平君和昌文君二人很可能以相国吕不韦的助手身份参与平乱，也就是一人是右丞相，另一人是左丞相。

此外，考虑到可能有丞相的职位空缺的情况，那么昌平君、昌文君二人也有可能是御史大夫、国尉、大良造的官职。

结合《史记》中说的参与平乱的人“皆拜爵”，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本就是平乱主要负责人的昌平君、昌文君二人也官升一级了？

这就贴近司马贞在《索引》中考证的“立以为相”一说了，

若按照这个思路去推测，昌平君很可能在平定嫪毐之乱后，升任为丞相，

无论如何，昌平君当是嬴政信任、且地位不低的秦国政要，很大可能就是右丞相，再结合嬴政身边的几位丞相任期都比较长，将昌平君与“丞相启”联系为同一人是合理的，

这样说的话，昌平君的名字很大可能就叫“启”，

然而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生平，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秦国的历史始终没有向我们披露他的相关信息呢？

韩王安死后，昌平君为何居住在了韩王安死去的地方？

再看第二条记录，

这条记录说，秦王政二十一年，昌平君“徙”到郢这个地方。

郢，又称郢陈，地处秦楚交界，从前是陈国的国都，楚国灭掉了陈国后曾将这里作为都城，于是被称为“郢陈”。秦王政二十一的时候，郢陈已经被秦军占领，

值得注意的是“徙”这个字，本义有迁移、贬谪、出居、调职等几种意思，

身为秦国政要的昌平君，显然没有可能主动出居，而是被迁徙到了郢陈，这就又冒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权高位重的昌平君为什么会被迁徙到秦楚两国边界的郢陈呢？

这可是从秦都咸阳迁徙到秦国的边境，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特殊的事情临时前往，通常都是被贬谪到某个边地，

那么究竟是昌平君带着任务前往郢陈的，还是被免相出京？

若是继续靠推理，虽然我们可能容易自圆其说，但或许也会离事件真相越来越遥远，

令人惊喜的是，

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一座编号为十一号的秦国墓葬，此墓墓主人“喜”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墓主人“喜”正是秦王政时代一位地方官员，在其陪葬品中有一份关于“喜”生平的秦代竹简，用编年纪事的形式写成，被称为《编年记》，

在这份《编年记》中，昌平君的身影赫然出现，他为什么被迁徙到郢陈的历史疑案，也由此渐渐浮出线索来。

韩王安与昌平君，

根据墓主人“喜”《编年记》的记载，

秦王政二十年，韩王居”□山”。

这里的韩王，是指韩国末代国君韩王安，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国成为东方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诸侯国，韩王安也成了秦将内史腾的俘虏，

秦灭韩以后，韩王安被俘后的命运如何，史书上没有记载，墓主人“喜”的记载，到为我们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看来，韩安被俘以后，秦国将他关押到了”□山”这个地方，”□山”是哪里？”□”是残缺或者无法分辨的字，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

再看下面一条，

秦王政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

这句话是说，

秦王政二十一年，韩王安死了，昌平君居住在了韩王安死去的地方，“有死□属”。

这不禁又引发出个疑问？韩王安和昌平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为何会被“安置”在同一个地方？

而”有死□属”的“□”应该是什么字？

这个空缺的字，关乎到昌平君当时的境况，

有历史学家说“□”应该是“士”字，这几个字应该复原为”有死士属”，即有”死士”跟随昌平君。

那是秦王派出保护昌平君是死士呢，还是昌平君自己的死士？

这反倒会成为又一个悬案，我们只能先撇开这个问题，从其他方面入手。

我们将韩王安与昌平君二人的移动路线放在一起来看：

秦王政二十年，韩王安被迁到”□山”，二十一年，他应当也死于”□山”；秦王政二十一年，韩国旧贵族在新郑发动叛乱后，昌平君被迁徙到郢陈……..

显然，韩王安与昌平君是有一定联系的，

照着时间和事件发展的过程，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

韩王安之死是“新郑叛乱”引起的，“新郑叛乱”后，韩王安被处死后，昌平君也被迁徙到了他死前居住的地方，”□山”应当是郢陈附近的某地。

结合历史地图来看，新郑和郢陈相距不远啊。

韩王安是韩国国君，他的生平，不可避免地要放在秦韩两国的关系中来解读；

而昌平君是秦国高级政要，他与秦王嬴政关系密切，他的生平，不可避免地要放在秦国的国内政局中来解读；

司马贞在《索引》说，昌平君是楚国公子，那么他的生平也将放在秦楚两国的关系中来解读，

到此，我们有必要再讨论一下， 昌平君的身世了。

昌平君的身世

据史学家们追踪调查，主流观点是：

昌平君出生于秦国，其父是在秦国做过十年质子的楚太子熊元（后来的楚考烈王），母亲可能是秦昭王的女儿。这意味着昌平君可能是秦庄襄王嬴异人的表弟、秦王嬴政的表叔。

不过我也有个小小的疑问，

根据史料记载，楚太子熊元在秦国当人质的十年里，春申君黄歇一直陪同在他身边，后来也是黄歇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熊元逃离秦国，而黄歇被送回楚国后即被任命为楚国令尹（国相）。很多年后，黄歇因为楚考烈王没有儿子，又谋划了一出“移花接木”的戏码，将自己怀了身孕的小妾送给了楚考烈王…….

也就是说，黄歇陪同熊元在秦国一同生活了十年，他离开秦国的时间也略晚于熊元，倘若昌平君是熊元与秦昭王的女儿所生，为何后来黄歇还因熊元没有儿子发愁？

如果昌平君不是楚考烈王之子，他会是谁的儿子？

其实在黄歇谋划楚太子出逃时，曾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

阳文君的两个儿子在国内，大王（熊元的父亲楚顷襄王）如果不幸辞世，太子又不在楚国，阳文君的儿子必定立为后继人，太子就不能接受国家了。

这里提到了黄歇的顾虑：楚顷襄王病重，太子熊元留在秦国，黄歇担心楚顷襄王一旦咽气，阳文君的两个儿子就会被立为楚王。

阳文君是谁？我们只知道他与楚顷襄王是很近的血缘关系，否则按照宗法来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会有继位权。

他的两个儿子是谁？史书上也没记载他们的生平，

后来，楚太子熊元逃离秦国，回到楚国继承了王位，是为楚考烈王。

那么，阳文君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这个对楚考烈王王位有很大威胁的一家子结局会如何？

楚考烈王继位后，有没有可能阳文君和其二子逃离了楚国，前往秦国政治避难？

这样的话，昌平君和昌文君有没有可能是阳文君的儿子？

我们看墓主人“喜”的记载，秦王政二十三年四月，昌文君死。

这与前面内容疑似不搭的记载，使得很多人误以为“喜”将昌平君误记为“昌文君”，不过根据传世文献昌平君死于秦王政二十四年，显然“喜”墓中的出土文献不应该是误载，

说的就是昌文君，这也是个在秦国历史上没有身份线索的人，但他的踪迹再次出现在昌文君事迹附近，这是不是说昌文君和昌平君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如果前面推测合理的话，昌平君、昌文君有很大可能是兄弟，牵扯到秦国内部政局问题，所以先后离世，

当然，这是个人推理，我觉得昌平君的身世不该轻易拍板。

无论如何，按照后面他被项燕立为楚王的记载来说，他与楚国王室必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司马贞说他是楚国公子，这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疑问的。

结合这些，我们继续追踪。

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郡备警”

我们再看韩王被安置在”□山”的前一年，也就是秦王政十九年，秦国似乎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郡备警”。

而在“喜”墓中出土的一批秦代竹简中还发现了一份“南郡守腾文书”（墓主“喜”是当地的一名小吏，其所随葬简牍，多具有工作和生活中应用与参考的实际价值），

这是秦王政二十年，由南郡的地方行政长官腾下发至县、道啬夫的一份下行文书，文本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这道文书，后半部分则是对良吏、恶吏的界定，大有思想指导之意。

当时，秦始皇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轰轰烈烈的统一战争，

十七年秦灭韩；十八年秦破赵都邯郸；十九年秦生擒赵王迁，嬴政又亲自“之邯郸” 指挥战斗，

正当战局在十分有利于秦国的时刻， 秦国却要在南郡警备呢？

南郡是哪里？

南郡原是楚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中心 ，位于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周围，

由于楚国内部昭、 屈、 景三家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势力盘根错节 ，在士、庶民把自己的宗族称为“家”、只知效忠于“家”、不知效忠于“国”的离心力作怪下，

此地的旧有传统影响，根深蒂固。

此前秦昭襄王将白起占领的楚地设置为了南郡，这里不仅是秦楚两国的交汇地，也是楚国奴隶主贵族一心想收复的失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说“荆王献青阳以西 ，巳而畔叛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 ，遂定其荆地 ” ，

这说明秦灭楚之前 ，楚国趁着秦国剿灭赵国时，袭击秦国的南郡。

从出土文献记载的“南郡备警”这一条则证实， 其时间为秦王政十九年。

在这种形势下， 秦王嬴政为避免出现两面作战的态势 ， 当然要在“南郡” 戒备， 稳住南线， 以集中兵力先攻灭三晋， 再挥戈南下完成统一大业 。

而秦王政二十年，也发生了一件至今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的的事件——荆轲刺秦王，

虽然荆轲刺秦王以失败告终，但这给了秦王嬴政提示：六国贵族大有反抗举动，要加以戒备。

秦王政二十一年，失去国家的韩国贵族在新郑发动叛乱，以上种种正说明秦灭三晋受到的阻力不小，

根据这件事前后的局势作合理的推测，

考虑到秦王嬴政在此前灭韩时，对韩国贵族实行的宽大政策，

很有可能会做出让昌平君这个具有秦楚两国双重背景的人，前往反秦的热土——郢陈，试图通过昌平君来削弱楚国人以及反秦亡命人士的反抗情绪，

那么，昌平君到了郢陈后，他做了什么？

据《史记》说，秦王政二十三年，楚将项燕拥立昌平君为楚王，在淮南地区反抗秦国，

那么问题又来了，他在什么时候与项燕接上头，又是什么时候离开郢陈来到淮南地区的呢？

丞相的反叛，秦军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行动

昌平君来到郢陈，是在秦王政二十一年，他到淮南地区反秦是在秦王政二十三年，

这中间的秦王政二十二年发生了什么？

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秦灭韩赵后，将矛头对准了魏国：王贲（王翦之子）攻魏，引河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在这秦国攻灭魏国取得胜利的氛围中，其实还发生了一件悲伤的事——李信统领二十万秦军进攻楚国，大败而归。

我们来看看李信攻楚前期的战况：李信与蒙武分两路进攻楚国，秦军接连获胜。

再看秦军的进军路线：李信军进攻郢陈南部的平舆县，蒙武军则进攻郢陈东南部的寝县。

然而，这个秦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秦军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行动——李信军拿下平舆后没有乘胜东进去攻取楚都寿春，蒙武军也从寝县调头，双双回师北退到城父会合（如图），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楚军出现在李信军的后面，三日三夜紧紧尾随跟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大破李信军，

李信军部下七名主要将领被杀死，二十万秦军已损失大半，

秦王政得知秦军兵败的消息，大为震怒，亲自前往频阳向王翦道歉，请求老将王翦复出。

问题来了，李信军和蒙武军为何要突然掉头？

奇怪的是，关于这次战争的内部，秦国史官语焉不详，若不是王翦生平记载中提到此事，怕是后世都不知道还要这么一档子事，

我们看李信与蒙武汇合的地点——城父，与此前秦军夺下的平舆、寝县，这三个城池对秦军自己的后方基地郢陈形成包围之势，

看样子当时秦军的后方出现了比攻打楚都寿春还有紧急的情况，迫使李信不得不掉头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郢陈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前面说到，此时昌平君正在郢陈，那李信攻楚的这一年，昌平君在郢陈干什么呢？

结合这一年前后，各种零乱的史料记载，我们大可以推测出，这个时候昌平君在郢陈突然反秦。

与嬴政将他派到郢陈的目的相反，昌平君这个他给予莫大信任的人，在秦王将矛头对准楚国之际，暴露了他奴隶主的面目，谋划了郢陈当地的反抗活动，

并切断了李信军的后路，使李信军毫无准备地陷于了腹背受敌的苦境。

因此，李信军不得不放弃攻打寿春，仓皇回师进攻郢陈，结果被楚军前后夹击，大败而归。

由此看来，昌平君在郢陈起兵反秦才是李信军大败而归的主因。

可是，通关历史文献，全然没有“郢陈攻防战”的记载，这就使得我们的推测陷入了困境之中。

幸运的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又一座秦墓，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

两封发自战场的家书，一场郢陈攻防战

在睡虎地被发掘的多座墓葬中，一座被编号为四号墓的秦墓出土了两封秦军士兵的家信。

这两封家信的寄出时间，是在秦王政二十四年，巧的是发信的地点也正是郢陈。

两封家信的收信人，是此秦墓墓主人——“中”(衷)，

写信的人，一个叫“黑夫”，一个叫“惊”，通过信的内容我们得知，“黑夫”和“惊”秦国士兵，也是“中”的两个弟弟。

两封家信的内容多是对家中亲人的问候，以及请母亲送钱和布之类。

奇怪的是，墓主人“中”为何把两个弟弟写来的家书，当做陪葬品带入自己的墓葬之中呢？

据专家分析，“黑夫”和“惊”应该在发出这两封信后不久战死疆场了，于是这两封信就成为两封异常珍贵的遗书，

因此，“中”临死前要求将这两封信放进自己的墓中，他希望兄弟三人，永远在一起。

让我们再从头看看这两封家书，其中信中提到了一句：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

信中说，黑夫正在攻打淮阳，攻“反城”久。

淮阳，就是郢陈，最早称宛丘、陈、陈国，因为地处淮河之北，所以又被称作淮阳。

由信上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郢陈(淮阳)反叛，被叛军占领，成为了”反城”，

黑夫所属的秦军，长久围攻郢陈，直到他寄信的时候（秦王政二十四年二月），还没有攻破。

郢陈于三、四月被秦军攻克，因为惊在信中提到自己已经”居反城”中，

这样的话，我们再看秦灭六国的战争决非摧枯拉朽，起码秦楚之间的战争相当激烈。

按照时间来说，“黑夫”和“惊”所在的秦军应有老将王翦统帅，王翦当时出动了几乎全部的秦国兵力，可见秦国当时面临的形势有多严峻，

而大体也能猜测出，昌平君在郢陈反秦后，一直控制着郢陈，项燕追击李信后也来到郢陈与昌平君汇合到了一处，

这就解释了昌平君与项燕接上头的时间和地点。

王翦征楚之前先攻打的也是郢陈，

据《史记》记载，秦统一战争期间，秦王政三次出巡的行迹：“十三年……王之河南。”“十九年……秦王之邯郸。”“二十三年……秦王游至郢陈。”

秦王嬴政亲临前线，可见秦灭楚国的战争有多曲折，

至于，昌平君和王翦这对曾经的同僚究竟展开了怎样的斗争我们目前也找不到相关线索了，

我们只能大体推测：

郢陈久攻不下，期间秦军主帅王翦分兵去攻打楚国都城寿春，秦军攻克了寿春后，俘虏了楚王负刍。

也就在这个时候，坚守郢陈的项燕，在得知楚王负刍被秦军俘虏后，将楚王室血统的昌平君拥立为了楚王。

形势对他们大为不利，秦军攻克楚都后，据守郢陈的项燕、昌平君即将成为“瓮中之鳖”，迫不得已项燕只好带着末代楚王昌平君退出郢陈以后，来到了淮南地区。

可惜，大势已去，秦王政二十四年，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楚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