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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易竹贤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1)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国共两党和平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着显著的优势,又仗着美国援助的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物资,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嚷3个月至6个月即可消灭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曾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市,达到了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高潮。蒋介石兴高采烈,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想借民主宪政来做面子,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
胡适当了这个“制宪国大”的代表。参不参加?他原也有些踌躇,曾对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又是绩溪同乡的叶由说过,一是因为“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则是北大也离不开身,“到北大才几个月,复员以来,北大还是个乱摊子,非常复杂,要花大力气整顿。”①胡适心情又很矛盾,他觉得这是实现美国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准备去参加。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都坚决抵制,并声明它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的;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几个小党派追随国民党摇旗呐喊。北京大学的同事周炳琳也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②而蒋介石却切盼胡适这位“社会贤达”出席,给他做做面子,故亲自电邀,电文云: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中正,蒸(十日),府交。③
胡适便只好于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的任务是“制宪”,胡适知道宪法草案早就有了,这种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国的蓝本,不会有大问题。他便抱着厚本厚本的《水经注》出入于国民大会;又趁机去国学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看各种版本的《水经注》。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只有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大加捧场。胡适也对记者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④又著文称赞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来若干人的梦”。⑤
在南京开会期间,胡适与闻人名士、阔佬政客往来频繁,应酬颇多;还有些人请他题字。在为人写单条立幅时,他挥笔重题旧作“做了过河卒子”一诗。这首旧作原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被记者传抄出去,在报纸上刊登了。时过境迁,当日为国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现今却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了,旧作新题,也正好表达胡适为国民党政府卖力的心愿。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2)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⑨应该说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⑩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他虽然拥蒋反共,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3)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蒋介石没有说出姓名,但大家都清楚明白,指的就是胡适。而胡氏初听此言,很觉惊异,自认“实无此勇气”,却又觉得蒋的想法“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倒也想试一试,但没有自信心。3月31日,他与周鲠生、王世杰商谈了很久,直到晚上8点一刻,竟决定接受;到4月1日又“还是决定不干”。4月4日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开了六个多钟头,会场上乱成一锅粥,中委们七嘴八舌都不赞成蒋的提议,有的竟痛哭流涕劝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
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他怎么会让别的人凌驾于自己头上来当总统呢。而胡适却实在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犹不自知。最后,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这次大会原来不过是为国民党政权尽送丧的礼仪了,胡适却还要为这次丧礼式的大会吹嘘,说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然而,他们的“自由意志”表现之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便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了。
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成了孤城。胡适见大势已去,便同他的夫人江冬秀乘蒋政府专机,仓皇飞往南京,做了北京大学的一名“不名誉之逃兵”。临行时,东西也来不及收拾,只捡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真是凄凄惶惶,好不惨伤。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4)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引退”。4月,胡适也乘船逃亡美国,踏上了他晚年飘零而凄惶的途路。
①参看叶由的《我对胡适的印象》,载《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28页。
②周炳琳1946年11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140页。
③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41页。
④见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
⑤《宪法与宪政》,见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
⑥参看傅斯年1947年2月4日,2月22日,3月28日,4月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174~175、190~192、195~196页。
⑦蒋介石1947年4月2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3页;并参看同书第179~180、196~197页。
⑧胡适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
⑨见《独立时论集》第1集,北平独立时论社1948年4月版,第143~145页。
⑩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5册,1947年9月23日。(三版注)
见1947年5月20日《经世日报》,转引自《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同年5月18日后所附剪报;引文中“发现”二字系胡适所改。(三版注)
同注。
参看北京大学学生高炳生等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00~303页。
参看《申报》1946年12月31日,1947年1月7日,1月17日,1月19日,1月25日,6月22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9日有关沈崇被污辱案的报导和胡适对记者的谈话。
参看《独立时论》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4月印行)《序》,署“独立时论社同人”,疑为胡适所作。据该书卷末所附之《作者介绍》陆续参加独立时论社的作者,列名的共有42人。
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417~418页。
可参看胡适6月3日致北京市长何思源信(稿),6月1日《华北日报》所载《胡适赞扬“疏导政治”》,及高炳生等致胡适信,分别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3~206、300~303页。
朱家骅1947年6月19日致胡适电(抄件),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10页。
胡适1947年6月2日复邓世华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3页。
《青年的苦闷》一文发表于1947年6月21日,后收入次年4月出版的《独立时论》第1集。
转引自高宗武1948年4月6日自美国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375页。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6册1948年3月29日至31日、4月1日至8日。(图文版注)
胡适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的谈话。转引自1955年5月4日《大公报》所载胡华的《批评胡适派为封建买办统治服务的“民主”“自由”论》一文。
胡适于1948年12月17日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在会上致辞,一再说“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见1948年12月18日《申报》所刊《胡适自认逃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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