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1）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第1期刊登胡适所作的《引言》，便标榜所谓“独立精神”，说：
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①
后来，胡适还多次反复强调、宣扬这个“独立精神”，并指责别人不独立。他说：
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②
他们强调事实和真理，强调“独立精神”，显然是不错的。他们社办的刊物，不要任何党派津贴，也不要什么老板问津；而是社员各捐自己薪俸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社员作文不取报酬，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③那么，《独立评论》是怎样讲事实，讲真理，怎样贯彻“独立精神”的呢?
《独立评论》创刊的时候，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对日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的政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接连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积极策划发动第四次“围剿”，到1934年更倾全力发动第五次“围剿”。那时的中国，“边地”上是日本兵打进来，日本飞机炸进来；
在“腹地”，是中国兵打进去，中国飞机炸进去。真是炮火连天，哀鸿遍野啊!
那么，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这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怎样看待当时中国的这些基本事实呢?其实他们的思想和政见也并非完全一致。他们中间也有真诚地向往“独立”的，有的则是不能不装一点“独立”的门面。例如胡适与丁文江的文章，也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说点“公平”话，不承认共产党是“匪”。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更没有因为由“清”而“讨”而“剿”，减少了武装的势力。
……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④
这说的确乎是事实。他们甚至呼吁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党”
，并“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这也确乎有一点“公平”。然而，他们又说“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迫胁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这自然是为国民党政权着想，“剿共”还是必要的。他们毕竟是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有的文章作者，不赞成共产党用兵力来革命，却也利用回乡机会，到处查访共军的情形，向与共产党确无关系的老同学打听“剿共”的消息，偶尔也向读者报告某些实际情形，如国民党地方政府如何“借口剿共防匪可以无限制的加征”钱粮；国民党官军如何“骚扰或叨扰”百姓；以及“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因为向来政府派往剿匪的军队把枪械卖给他们”；共产主义对贫苦老百姓，“真所谓暗室明灯”，“势必如燎原之火”。⑤这些情形反映得比较客观，也确有一点“独立”的色彩。
胡适的有些文章，在赞扬近代中国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志士时，甚至也一并赞扬那些为“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认为“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他们为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⑥胡适也并不讳言“苏俄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并说“苏俄的伟大的试验，在这两年之中，也逐渐得着了世人的承认与了解”，⑦这些也都显出一点“独立”的色彩。
但是，这种“独立”的招牌挂不多久，刊物上就逐渐地常有“清共剿匪”，“先剿匪，后抗日”一类的词语。⑧1932年9月，丁文江发表一篇政论，题目就叫“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文章说：
9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其中可以分做三段……是抗日，剿匪，与异党合作(按，指追随国民党的一些小党)，以谋根本的建设三件事体。以原则而论，国内的多数人大概可以赞成。……“国未有心腹之患未除而能抵御外侮者”，这当然是常识，任何人不能否认的。⑨
这些言论显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辩解与阐释的，隐含的是反共精神，却看不到什么“独立”精神了。
1934年至1935年间，国民党政府在第五次“围剿”中得逞。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撤离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这时的《独立评论》便连篇累牍刊载拥护“剿匪”的文字，如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等等。⑩以后一篇文章为例，“匪”字满纸，且说共军所驻的地方“都有白骨丛冢”，县苏维埃所在地“杀人特别集中，万人坑有70之多”，保卫局“附近的万人坑很多”，把红军和共产党描绘成了杀人的魔王。而胡适竟在《编辑后记》中，特别赞扬这篇反共文章“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又赞扬这位反共作者具有什么“史家的精神”。从此，拥蒋反共的态度就相当明朗了。胡适自己也在他的《南游杂忆》中，情不自禁地直接出来歌颂“剿共”的胜利，说：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2）
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去年萧克西窜，广西派出剿御的军队只有六团是省军，其余都是民团，结果是把萧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窜，广西派出的省军作战的只有十一团，民团加入的有15个联队，共约二万人，结果是朱毛大败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虏七千多。
对省军和民团的赞扬，与对共产党和红军失败的描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心情，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独立评论》一班人的基本倾向，是同情和支持，但也保持一点距离，也存在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傅斯年曾说：
国民党固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我们这专心同情于国民党及其前身20多年的人最伤心，今日诚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
他的这番话颇有特点，颇为坦白，也颇有代表性。“哑子吃黄连的苦处”一句妙语，正惟妙惟肖地写出了《独立评论》一些人的复杂心情：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却又哀怨国民党不争气。他们是高等知识分子，不像一般胡涂政客党人，更不是势利昏庸的三四等奴才。看到国民党那样拿不起放不下的形势，虽然同情支持，却又有许多说不出的怨恨和忧伤。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国民党也作一点批评，提一点忠告，有时甚至言词也很尖锐。如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说：“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又批评国民党政府“箝制报纸言论与新闻”自由，“停止邮寄，或拘捕记者，或封禁报馆，——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并希望“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立论相当尖锐，但都是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改良统治。
1933年3月，国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信胡适，请胡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却打定主意不做官，复汪信说：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留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是胡适内心的真实自白，也可以代表《独立评论》中一些人的心声。他们标榜“独立精神”，要保持一点“独立”的门面，为的是要更好地为政府说话，为党国做“诤友”和“诤臣”!
①载《独立评论》第1期，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载《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出版。
③当年住在胡家，为胡适帮办书稿抄写整理等工作的章希吕，曾在日记中记下“独立评论社”初发起时，社员捐各自薪俸百分之五的名单如下：
丁在君(共捐240元)
任叔永(360元)
竹尧生(330元)
吴陶民(340元)
胡适(360元)
翁咏霓(240元)
陈衡哲(240元)
傅孟真(200元)
蒋廷黻(240元)
顾湛然(520元)
周眉生(180元)
周寄梅(50元)
吴景超(30元)
※张奚若(570元)
※CemCrozier(300元)
以上共4200元，为独立社之基本金。张奚若和Cem非捐款，而是归还努力社款(张)和别的款(Cem)拨入的。（三版注）
④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载《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26日出版。文末有胡适的“附注”云：
丁先生写成此文，给我全权修改。从第五段以下，全是我改作的。来不及送丁先生审校了，只好由我声明负责。
由此可见，该文的观点不仅是胡适所同意的，有的还是他修改的，当然也就是他的观点。
⑤毛子水《南行杂记》“一关于剿共的”，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
⑥《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⑦参看《协作外交原来是焦土外交》(载《独立评论》第98号)，及《独立评论》第101号《编辑后记》。
⑧参看叶叔衡的《现在要集中全国的知识能力来解决国防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蒋廷黻的《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23日出版)。
⑨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政局》，载《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出版。
⑩任叔永的《剿匪中的四川问题》，载《独立评论》第119号，1934年9月23日出版；宋益清的《从四川匪区回来》，载《独立评论》第120号，同年9月30日出版。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独立评论》的“独立精神”（3）
见《独立评论》第120号的《编辑后记》。
《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164号，1935年8月12日出版。《南游杂忆》全书，同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出版。任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载《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出版。（三版注）
胡适：《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载《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日出版；本文又载《大公报》1934年12月9日“星期论文”。（三版注）
胡适1933年4月8日致汪精卫信(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