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1）
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新成立的中国公学。
这所学校，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我留日学生认为是侮辱中国，便议决罢课抗议，全体归国。当时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多达三千余人，遂发起筹创一个理想的学校，使大家能继续学业。“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13省人之多，故名‘中国公学’。”①1906年2月，租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北首的民房为校舍，便正式开学了。
胡适搬进这个学校，看那些同学，有的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一双木屐，一身日本装束；有的戴着眼镜，捧着个水烟袋，完全是内地绅士气派。他们的年纪都比胡适大，有许多人是革命党，在学校里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有些激进的同学，往往还强迫那些有辫子的同学剪辫子。他们把胡适看作小弟弟，也就没有强迫他剪辫，让他脑后那根小辫子一直翘翘的拖着。
与胡适同寝室住的，有一个钟文恢，号古愚，江西人，约莫二三十岁年纪，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人们都叫他钟胡子。他们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会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钟胡子是会长，他介绍胡适入了会。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
②
钟胡子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向他约稿，劝他为旬报写白话文章。于是，在这年9月11日出版的第一期旬报上，便登出了胡适生平的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讲的是“地球是圆的”一类通俗的地理学知识。从此，他成了《竞业旬报》的作者。
既然是作者，按文人惯例，就得有一个以至几个讲究的笔名和别号。胡适当时正读《老子》，读到第33章头几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觉得这“自胜者”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又称“期自胜生”，即以此为他第一篇白话文章的署名。稍后，又从他父亲字铁花，为自己取笔名“铁儿”、“铁”，音转为“蝶儿”、“蝶”等。在《竞业旬报》上，也开始使用“适”“适之”的名字，及“适”的别号，还用过“”、“冬心”、“溟游”等一些笔名，多到十几个，很有一点作家派头了。
发表《地理学》以后，胡适的胆子大起来，忽然动心思做小说，而且一开始就做长篇，用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定为“真如岛”，拟定了40回的回目，他便动手创作。从旬报第3期开始连载，第1回的题目是：
虞善人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写的是一个“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故事。他尽量发挥他在家乡和上海学到的一点科学知识，大力攻击宗教迷信。如第八回，写书中主人公孙绍武谈他对“因果”的看法：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
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这种议论，实际上还是胡适小时候所受范缜、司马光的思想影响。落花一段生动譬喻，便全是引范缜的话，只是翻译成了白话文。③今天看来，这种无神论的说教，不仅道理很浅薄，艺术上也很幼稚。但在80多年前，老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多信神佛的旧时代，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胡适所作的这些白话文字，一起手就明白晓畅，很不错的了。
《真如岛》陆陆续续在旬报上连载，续至第11回便停止了，没有做完。这是胡适生平所作的惟一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个未完成的“半部书”。
1908年7月，胡适由投稿的作者，变成了刊物的编者和记者，旬报从第24期以下归他编辑，文章也写得更多了。他的兴趣很广泛，青年人精力又充沛，简直什么文章都写。他不仅写长篇，也写短篇小说，写传记，写诗歌词曲，也写社说、论说、丛谈、札记，也兼作翻译，还充当记者，采写时闻和时评。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包做的。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2）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胡适的思想很活跃，表现为一种早期的全面萌发的状态。如反对迷信的无神论；④反对家族承继习俗的“无后主义”；⑤既要父母主婚，又要子女有权干预的折中的婚姻观；⑥重视教育，看重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⑦等等。而其中值得重视的，是胡适这时期的爱国论。他写过一篇书评《读爱国二童子传》，⑧介绍小说《爱国二童子传》，指出那书“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在社说《爱国》⑨一篇里，他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并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荣光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那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唉，可惨呀!
这种浅近的爱国论，纯朴而善良，是人人应该记得的；但也要防止盲目排外，或不敢承认中国短处的偏向。胡适后来的思想发展了，变得深刻了，他在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朽时，也曾有偏激言词，带有他青年时代所指责的这样一种偏向。
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创作，有几篇传记颇有意味。其中一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⑩写的是杨斯盛13岁流落到上海，“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了几十万家财，由一个劳动者变成了大富翁，又热心公益事业，“破家兴学”的动人故事。胡适称赞杨斯盛是一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大豪杰”，特为他立传表彰，也可见胡适本人多么重视教育事业，又多么看重传记文学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
另一篇《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写的是老而又老的昭君出塞和番的题材。但以往这方面的诗歌词曲，从《昭君怨》到《汉宫秋》，所写的王昭君，都是满腔幽怨，凄苦哀愁的悲剧形象。胡适却说：
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人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
因此，他一反旧时写昭君题材的凄楚哀怨情调，要写一个“爱国女杰”的王昭君。他根据史书里的一点记载，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番。传中写到汉元帝召集宫人，问谁愿意去匈奴和亲时，——
那些宫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答应的。那时王昭君也在其内，听了皇帝的话，看了大家的情形，晓得大众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顾大局的安危，心里便老大不自在。心想，我王嫱入宫已有几年了，长门之怨，自不消说。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使他永远做汉朝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远休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灵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想到这里，更觉得这事竟是王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昭君主意已定，叹了一口气，黯然立起身来，颤巍巍地走出班来，说“臣妾王嫱愿去匈奴”。
以后，果然是“胡也宁了，汉也宁了”，汉朝与匈奴之间保持和睦亲善关系达六七十年之久。所以，胡适给王昭君戴上“爱国女杰”的桂冠，把她写成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疾苦，促进民族和睦的巾帼英雄。这是对二千年前汉家女儿王昭君最早作的比较公正的评价。
《竞业旬报》出到第40期停刊。胡适对这一段既当作者，又当编辑，兼做记者的事业，自己作了一个总结：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
① 《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国公学己巳级毕业纪念刊》，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②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60页。
③ 《梁书》卷四十八“儒林”范缜本传，记范缜与萧子良论辩佛法因果。《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六亦记此事，文字稍有异同。参看第1章第5节注②。
④ 除了小说《真如岛》宣传破除迷信之外，胡适还写有社说《论毁除神佛》(载《竞业旬报》第25期)及《无鬼丛话》若干则(陆续载《竞业旬报》第25至第32期)。
⑤ 参看胡适的《论承继之不近人情》，原载《安徽白话报》；《竞业旬报》第29期转载，注“选稿”字样，未署名。
⑥ 参看胡适的《婚姻篇》，载《竞业旬报》第24、25期，署名“铁儿”。
⑦ 参看胡适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载《竞业旬报》第25期，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⑧ 载《竞业旬报》第28期，署名适。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3）
⑨ 载《竞业旬报》第34期，署名铁儿。
⑩ 载《竞业旬报》第25期，署名适之；后收入《胡适选集》“人物”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载《竞业旬报》第32期，署名铁儿。 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事，最初见于班固的《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事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
范晔《后汉书》卷一百十九《南匈奴传》也记有此事，说：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阙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阙氏焉。
其中“请掖庭令求行”的话，便是胡适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亲的历史根据。
胡适的《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0月11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32期，是最早从爱国和民族团结和睦的角度肯定王昭君的作品。过了约半个世纪，董必武作《过昭君墓》七绝一首，也肯定昭君的和亲，诗云：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到了70年之后的1979年，曹禺作五幕历史剧《王昭君》，着重描写昭君为民族团结事业所作的贡献，塑造了一个关心祖国命运和民族团结的英雄美人形象。这些都是对王昭君的新评价。
《四十自述》“在上海(二)”，上海亚东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