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历史跨度约两百七十六年，共十二位周天子轮番登台，

周懿王时期王室开始衰微，

到了周幽王时期，西周灭亡。

进入东周时代后，随着周天子的权力进一步没落，

没人再在乎所谓的礼乐制度，甚至周王室本身也在不断破坏着这个制度，

高不可攀的“天”和“天命”也失去了神圣庄严的外衣，

怨天、恨天、骂天，早已屡见不鲜，

一些大国诸侯为了争夺霸权的需要，纷纷把自己说成是天神的代理人，

至高无上的周天子，跌落了“神坛”。

周天子跌落“神坛”不是突如其来的，

其实，民间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质疑周王室宣传的观念了，

而且从质疑到推翻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诗经》中找到痕迹。

《诗经》的来历

相传，西周初期周王室派“行人”到民间搜罗了不少各地流行的民歌，拿到王宫里边来，交给专门的人来吟唱，

这在当时来说，就是像我们现代买个唱片听听音乐，陶冶一下情操而已，

虽然觉得好听，但我们未必会去了解创作背景什么的，

所以，当时王宫的人出去收集诗歌很可能是，纯属为了娱乐。

不过后来，自打这些写进儒家典籍之后，这项工作就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

说是君王想了解百姓的生活，想听听他们的“心声”，尤其要听一些“讽刺诗”，

所以制定了这么个制度，叫“采诗”。

这在左丘明的《召公谏厉王弭谤》，说得更直白了，“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意思是平民通过“献诗”的方式，将自己的意愿转达给君王，

由此，就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虽说不乏有后世加以美化的缘故，不过无论是“采诗”还是“献诗”从客观上来说，

也确实能起到贵族阶级了解百姓生活的作用，

毕竟《诗经》反映了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我们看它实质上也不亚于一部史书。

先秦时期乃至西汉初期，《诗经》它不叫这个名字，当时被称作《诗》或者《诗三百》，

后来经过孔子整理收编，大抵收录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这五百多年历史时期的诗歌作品，

现存共305篇，作者绝大部分也都无法考证了，

它在汉武帝时期被儒家列为经典后才被称为《诗经》。

有人可能就觉得比较奇怪，“诗”和“诗经”这两个名称，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也经常看到古典著作不少带“经”字的，

那么这个“经”字是什么含义呢？

经，本意是织布机上的纵线（经纱），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成语也都是跟织机技术有关，

比如“错综复杂”、“丝丝入扣”，我们说的“经”也来自于织布技术，

因为在织布的时候，要固定好经纱的位置，才能把纬线（横起梭子穿来穿去的线）打紧，

也就是说，纺织的前提条件是，经纱的位置要“正”、“不可随意调整、改变”，

这就使得“经”这个字，有了引申的含义：纲领、准则，

古人言“经正而后纬成”、“必先有经而后有纬”、“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不要小看两个名称“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差了很远，

这是儒家把《诗经》当作了纲领性、要遵循其准则的典籍。

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王纲解纽、礼乐崩坏，可以说周朝初期搭建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濒临在倒塌边缘，

这让孔子很担忧，

很可能孔子去做这个搜集工作，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诗歌散失，

尽管，这些诗歌不少是民间的抱怨、讽刺现实、倾诉苦难的，

估计在当时来说，没有比《诗》描绘的人文风土、社会变迁方方面面更为丰富的了，

所以孔子讲学的时候，将它当做一门课程去教授，

就如同《尚书》被当做政治课，那《诗经》就是历史课、文化课，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

周天子走上“神坛”

在周代以前，是没有“天子”这个概念的。

在母系社会，先产生了“山神”、“河神”、“动物神”，这些“自然神灵”统统都是平等的，

到了父系社会，每个部落又产生了自己氏族“祖先神”的概念，

到了夏朝，就出现了掌管所有神灵的“天”，我们看这个规律，完全是按照着社会发展同时进行的，

所以，夏代的“天”掌管世间万物，夏代君王自称是天神派到人间进行统治的代表，

然后到了商代，又不一样了，创作出了“上帝”的概念，还将商王室的祖先抬到了“天神”的地位，

通俗点来说，就是“上帝”主宰着天上人间的一切，而历代“人王”商王去世后，

就会上升到“上帝”左右相伴，成为后人祭祀的对象。

殷人认为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

都是受着上帝的意志支配的，但世人怎么才知道上帝的意志是什么呢？

当时就是通过“占卜”、“卜筮”的这一类办法，来沟通人神，负责这项工作的就叫“贞人”，

权力很大，因为他们可以宣布占卜结果，到了帝文丁时就干脆自称为帝，不用“贞人”传达“上帝”的意志了，

而到了帝辛（纣王）时，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昏弃厥肆祀”荒废了对祖先的祭祀，连祭祀这事都省略了，

从这些方面来说，人的作用开始被重视了，其实应该是一种进步的，

但是到了周朝，总得找个理由推翻商王朝吧？

于是，周朝“因于殷礼”，又把商朝一套统治思想给继承了下来，不过进行了一番修正，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把周王室自己的地位，置于“天帝之子”的位置，也就是“天子”。

二是，加入了“以德配天”、“天命有德”的概念，大白话的意思就是，

不管你殷商的祖先是何方神圣，反正我们大周是因为有德，得到“天帝”的保佑，我们灭商也是它老人家的意思~

假如周王”失德”就会失去上天的庇护，统治人间的”天命”就会交给那些有”德”者。

三是，“敬天保民”、“天命靡常”的思想——尊崇上天、爱护百姓，上天的意志不是一成不变的，“天命”会依据“民心”的向背而随时改变。

总的来说，周王室把自己的“祖先神”与“上帝”也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周天子走上“神坛”，

同时也将“上帝”和“民”（百姓）联系在了一起。

所谓“天命”，神圣庄严，天神支配着西周的命运，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神，

因而也只有天子才能接受天命，对诸侯、卿大夫乃至一般的民众来说，

天命只能远远地敬畏，不能直接去“触碰”，

所以，天命是周天子的专用品。

周初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创作了很多颂歌，

这样就产生了《诗经》中的“周颂”，其中多数都是歌颂西周盛世、周朝祖先的功德，

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的思想。

比如《周颂·桓》的内容：

绥万邦，娄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周颂·桓》

翻译过来就是，

万国和睦，连年丰收，全靠上天降福祥。威风凛凛的武王，拥有英勇的兵将，安抚了天下四方，周室安定兴旺。啊，功德昭著于上苍，请皇天监察我周室家邦。

但是随着周王室开始衰微，人们的观念就开始动摇了。

怀疑“上帝”与天，怀疑先祖

在西周芮伯谴责周厉王（史上有名的贪婪残暴的君主）作的诗《大雅·桑柔》中，

全诗十六章，其中好几处都提到了“天”：

倬彼昊天，宁不我矜？——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

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遇上老天怒气旺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天降祸乱与死亡，要灭我们所立的周王。

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还没完全否定“天”，但却开始有了怀疑：

周王不是“上天之子”么，不是要“敬天保民”么，“天”怎么反常了、变样了？

怎么不怜悯了百姓呢？

怨天、恨天、骂天，疑问、怨恨、指责祖先

之后便是，怨天、恨天、骂天：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仰视上帝，它不给我恩惠，反而给我灾害，使我不宁。

昊天上帝，则不我遗——上天吗？它连饭都不给我吃。

昊天不惠——上天太刻毒了。

旻天疾威，弗虑弗图——上天太残忍了。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上天太不讲德行了。

百姓不仅对“上帝”与天充满了憎恶，就是对自己的祖先也是疑问、怨恨、指责。

比如，周宣王时期《大雅·云汉》的诗句：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情已经非常严重，没有办法可以止住。赤日炎炎热气腾腾，哪里还有遮荫之处。死亡之期已经临近，无暇前瞻无暇后顾。诸侯公卿众位神灵，不肯显灵前来佑助。父母先祖神灵在天，为何忍心看我受苦！

这里很明显地指出，先祖、父母、神灵在关键时刻都不能“显灵”，他们真的能庇护我们吗？

周天子跌落“神坛”

西周百姓一方面开始怀疑“天”、“天命”、“祖先”不作为，

另一方面找到了苦难的根源——人（统治者）。

比如，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人民大众的罪孽并不是什么上天所给予的；所有纷争与祸乱都只是由人（统治者）所制造出来的。

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所谓天命，那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不敢像其他友人那样闲散不劳，我应当奋发图强。

并且喊出的抗议呼声：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闲饭啊！

他们对那些不劳而食的奴隶主发出了义正严辞的质问：不劳者不得食。

还有我们都比较熟悉的《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大田鼠呀大田鼠，不许吃我种的黍！多年辛勤伺候你，你却对我不照顾。发誓定要摆脱你，去那乐土有幸福。那乐土啊那乐土，才是我的好去处！

这些情景描写得惟妙惟肖，对于周王室来说，旧秩序也即将崩溃了。

在西周统治思想中，两大支柱“上帝”和“祖先”都动摇了，

周天子的地位，自然而然也就会被藐视、讽刺，

甚至后来被反对，

春秋时期郑庄公、齐桓公一再强调要“尊王”，不是没有缘故的，

这说明当时的思想潮流，已经不可遏制地“不尊王”了。

周天子最终跌落”神坛“，伴随周天子一同倒塌的还是支撑周朝天下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被冲击

周武王灭商后，西周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

其中礼乐制度，它既是典章制度的总汇，

又是人们各种行为的准则，
可是从西周末年开始，社会的演变促使人们“礼”的观念也在革新。

比如《诗经》中讲过这样一件事：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汙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

——叹息一声这皇父，难道真不识时务？为何调我去服役，事先一点不告诉？拆我墙来毁我屋，田被水淹终荒芜。还说“不是我残暴，礼法如此不合乎”。

意思是说：

你这皇父太可恨，为何叫我去筑城？而在筑城以前又不预先告知我为筑城而要我搬家，好让我准备准备，

为去筑城，我荒废了田地；另外你又竟然拆毁了我的屋墙；这不都是你的不是吗？

你反倒说：不是我残暴，至于你的屋墙拆毁、田地荒废，那是你为了对我供奉，这是合乎礼法的。

事件中所讲“皇父”一定是位权贵，而被皇父强行抓去当壮丁的，一定是位有田产的小吏。

皇父按照礼法制度的规定，蛮横霸道地拆毁房屋、使役小吏，

而小吏由于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指责皇父的“礼”是无道的。

这种指责在周代本身就属于僭越“礼制”了，

但是显然，小吏不再在乎什么合不合礼，反而对“礼”充满了轻蔑与怀疑：

皇父你的“礼”，难道就是就是损害别人的家产吗？

这说明西周末年，人们“礼”的观念正在动摇。

这种动摇应该说是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前奏，

我们总是习惯把视角放在各诸侯国诸侯大夫身上，

实际上在民间小人物身上，也处处体现人们的意识，早就从”天命论“中挣脱了出来，

西周时期的统治思想、奴隶主贵族专政的世卿世禄制、“以德配天”的宗教政治伦理观念，

都已成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