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作为三国时期曹魏的重臣以及晋朝的缔造者，向来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一个历史人物，
他的一生，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堪称”赢家”。
他活跃在曹魏朝堂上40余年的光景，先后经历了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执政的三个时期，
是货真价实的“三朝元老”， 却也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
不少人认为，司马懿预谋篡权已久，
然而，他在曹操面前显得非常配合，
曹丕在位时期，尽管他权势滔天，从表面上看他也没有什么不臣之举，
甚至面对曹叡这个年轻的帝王，司马懿仍旧是一副曹氏老臣的表现。
如果我们以他的为人“深谋远虑”亦或是“老谋深算”、“隐忍不发”这个角度来理解，
似乎“蓄谋已久”的司马懿取得这样的成果，是顺理成章的，
毕竟魏少帝曹芳只是个小孩子，容易“哄骗”，给了司马懿胆子去夺这个权，
但显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们不该忽视的因素是魏明帝的身世问题。
在谈这个之前，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曹操、曹丕、曹叡这三代曹魏皇帝对司马懿的态度。
早期时候，曹操为何不重用司马懿？
我们知道曹操的创业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才和精英，先后加入了他的阵营，
比如家乡谯沛的夏侯氏家族、颍川的荀氏家族及郭嘉等人士、河北袁绍的残部、荆州士人、河内司马氏等等，
甚至曹操的“青州军”，其前身还是叛乱东汉的黄巾军。
从这些方面来说，曹操的驾驭能力十分了得，才能将这些出身和来路完全不同的精英们吸纳在自己的阵营中。
然而，并非所有人才对曹操来说是需要他们出力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孔融。
孔融是孔子的后代，出身名门又名满天下，他本就不愿意与曹操合作，还讥讽过曹操几次，
但是曹操仍旧摆出一副很宽容的姿态，
以汉献帝的名义将他吸纳在了许县的朝廷中，还让他做了少府。
曹操吸纳这么一个挖苦自己的人是图什么呢？
或许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也就能想明白：为何早期时候，曹操强拉着司马懿“入伙”，却不重用他。
关于曹操对司马懿的两次征辟，《晋书·宣帝纪》也只记了寥寥数语：
汉建安六年, 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 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 不欲屈节曹氏, 辞以风痹, 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 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 又辟为文学掾, 敕行者曰:‘若复盘桓, 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两条信息：
1.建安六年(201年)，曹操第一次征辟时年22岁的司马懿，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假装风瘫骗过了曹操；
2.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做了丞相，再次征辟已经29岁的司马懿，还吩咐被派去的人：倘若他再不肯来，就抓他来。司马懿害怕了，只得就职。
实际上这段史料是有争议的，
即使司马懿“少有声名”，也不至于让曹操盯着这么个22岁的小青年不放，时隔7年又想起他来，
而且司马懿到了许县也没被曹操安排什么重要官职，
显然，曹操的两次征召图的不是司马懿这个人。
据《曹瞒传》说，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早年任尚书右丞时，就举荐过20岁的孝廉曹操为洛阳北部尉。
这样看来，曹操辟举司马懿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报恩之意。
不过，图得更多的，应该是司马懿的家族——河内司马氏，地方上的豪族。
司马氏这样的家族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大体可以从袁绍家族身上看得出来，
家族成员世代为官，人脉交往相当广泛。
司马懿的先祖司马钧, 东汉安帝时为征西将军。继司马钧之后, 其子司马量为豫章太守, 其孙司马俊为颍川太守, 重孙司马防（司马懿的父亲）为京兆尹。
这样的家族岂会轻易就把命运押在曹操身上？
曹操两次辟举司马懿，身份和境况已然不同，
建安六年的时候，曹操还只是挂了个司空的名头，起码他的对手袁绍还活着，很有可能复起，当时的局势还很不明朗；
建安十三年的时候，曹操已经稳定了北方的基业，自封为丞相；刘备尚未形成气候；江东刚由年轻的孙权掌权，这么一比较，曹操的实力要雄厚得多，
因此，司马懿很可能是经过权衡之后，才选择加入曹操的阵营，他们这样的家族不可能置身事外，司马懿也并不是完全不愿意入仕。
曹操的目的未必就是要司马氏家族为己所用，前面说到“文坛领袖”孔融亦是如此，
他们的存在对于曹操来说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与其将他们放在社会上要时刻警惕他们、防止他们引发什么混乱，不如将他们放在自己眼皮底下盯着，
真要让他们参与重要政事，曹操也很难做得到。
在曹操的创业过程中，他最为信任的是本家曹氏和很可能是同宗的夏侯氏，他让他们掌管着最危险也最是依靠的武装权力；
即使是为他出谋划策的颍川荀氏家族，曹操也始终不太信任，不曾让他们掌兵。
所以，司马懿跟随曹操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显得相当没有什么存在感，
甚至被曹操打发到了曹丕身边，要知道这个时期曹操还没迹象要将曹丕立为继承人。
不过，司马懿自小就生长在一个政治氛围相当浓厚的家庭中，耳濡目染，
自然深谙权术之道，也懂得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官场中生存下来，
据《晋书》说，司马懿屡遭曹操猜忌：
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这段史料反映出司马懿与曹操相处时，起初并不懂得伪装自己，
但当他得知曹操对自己起了疑心之后，
一是，凭借着曹丕“每相全佑”的回护；
二是，勤于职守、废寝忘食，大事肯做，小事也肯做，例如喂食曹操所骑的马这样的事，他也自动去做。采取措施，将本性蒙上了胆怯谨慎的伪装，免除了杀身之祸。
不仅如此，司马懿很可能表现为曹氏政权的积极拥护者，巧妙地“骗”过曹氏集团，在其政权内部逐渐扎下根基。
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史书上找出一些痕迹来：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随军。
这似乎是史书上司马懿头一次随同曹操出征，
当时他还给曹操出了个主意：趁着蜀人未归附刘备之际，从汉中进兵威逼。曹操并未采纳。
不过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称魏王，将曹丕立为魏国太子之后，
让司马懿做魏国的“太子中庶子”了。
等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向曹操上表称臣、怂恿曹操自立为帝时，
曹操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
司马懿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汉的国运将尽，殿下十分天下有其九，还以臣德服事汉。孙权向您称臣是符合天意人心的，虞、夏、殷、周得天下而不谦让，是怕违背天意，知道命运之所归啊！
既而从讨孙权，破之。军还，权遣使乞降，上表称臣，陈说天命。魏武帝曰：“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答曰：“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晋书·宣帝纪》
正是因为司马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表示支持曹操，曹操才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
在这之后，曹操就把他调回来，放在自己身边当“军司马”，开始参与机密工作，
司马懿的建议，也逐渐被曹操采纳。
不过，曹操“重用”司马懿的时间并不长，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献给曹操后不久，曹操旧病复发，在洛阳一命呜呼了，
这一年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据《晋书》的记载来看，
当时曹操去世时“朝野危惧”，洛阳的局势比较混乱，替曹家办理丧事这一差事落在了司马懿头上，他将曹操的灵柩运回了邺城。
我们在上一篇就说到，曹操病重的时候就派人去叫曹彰赶快来洛阳，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当时是以魏国“王太子”的身份留守邺城。
无论曹操喊回曹彰用意何在，但司马懿把棺柩运送到邺城的时候，分明已经表态给曹彰、曹植等人，接班人不会出现什么变动，仍旧是曹丕这个“太子”。
曹丕对司马懿的态度
即使曹操曾警告过曹丕要提防司马懿，显然曹丕根本就没听进去，
与曹操群雄争霸的境况不同，曹丕面临的首要对手是自己的手足同胞，曹家的所有政治资源，是曹操儿子们共享的，
曹丕若想与自己的兄弟们一较高下，必须要有所倚重，出身于司马氏的司马懿，其态度和倾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换句话说，曹丕正需要家族势力庞大的司马懿帮助，岂会因为曹操的话就轻易将他疏远呢。
也正因为如此，司马懿虽然在曹操时期没有多少被重用的机会，但曹丕即位后，司马懿的地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在前面说到，曹操曾将司马懿打发给曹丕，后来还让他做了“太子中庶子”。
可能有人要问了，这“太子中庶子”是什么官职？
其实算起来是个虚职，大概是太子门客的意思，这里的“庶子”指的是门客之一，也就是说司马懿与其他几个年轻人，同太子曹丕生活在一起。
当时曹丕身边主要有四个年轻人，分别是陈群、吴质、朱铄、司马懿，号为“太子四友”。
我们需要再聊一下曹操继承人的话题，他的长子曹昂很年轻就去世了，
当时他属意的继承人应该是年少就很聪慧且仁爱有德的曹冲，
可惜的是曹冲在建安十三年去世了，曹操悲痛万分，还说出了这么一句：此我之不幸，而汝曹幸也。
相中的两个“接班人”都死在了自己前头，对曹操来说余下的几个儿子也真是不好选了，
无论从年龄还是才能来说，曹操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曹丕；二是曹植。
至于曹彰，因为只有“武才”，不具备政治才能，所以曹操没有考虑过他。
那么该选曹丕还是曹植？
我们从史料中不难发现，除了两兄弟的性情差异，他们结交的人士也有许多不同，
曹植身边围绕的多是文士，像丁仪、丁廙、杨修，不能说曹植与曹氏老臣就没有来往，
但显然曹丕的交际面更广，他门下”四友”：吴质、朱铄属于智囊型人物，陈群与司马懿这两位则拥有优良的社会背景，
陈群是名士陈寔之孙，是颍川士人的后起之秀，社会名望相当可嘉；司马懿的出身，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是河内望族。
曹丕与夏侯氏家族的来往，也比较卖力气，阻挠了丁仪与曹操长女清河公主的婚事，反而建议曹操把清河公主嫁给夏侯楙；此外曹丕与“建安七子”之间的交往亦密切。
从这一点来说，曹植在这方面比不上曹丕，这些人士哪一个不与朝堂上的政治息息相关呢，
或许曹操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最终选择了曹丕。
不过，曹丕登基后与登基前的表现，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来看这样一段《三国志》的史料：
始，洪家富而性吝啬，文帝少时假求不称，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群臣并救莫能得。卞太后谓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废后矣。”於是泣涕屡请，乃得免官削爵土….洪先帝功臣…….
大意是说，曹洪家里比较富裕，曹丕在少年时向他借钱遭到拒绝，于是记恨在心，登基后丝毫不顾念曹洪的功劳，想找借口治曹洪死罪。后经卞太后求情才得以赦免，但也免除了他的官职。
从这段史料来看，曹丕在用人方面要比其父曹操狭隘得多，此外曹丕还任用威望不足的贾诩为三公，遭到孙权嘲笑；刘备临终前也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于曹丕”，
显然，从这些方面来看，当时不少人物都对曹丕的能力有所质疑。
不仅如此，曹丕重用“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夏侯楙和“作威作福”的夏侯尚，表现出他“任人唯亲”的一面，
反而极力打压曹氏宗族的势力，比如自己的亲弟弟曹彰、曹植。
使得诺大个曹家在曹丕在位时期，一个个过着被”监视“的日子，好不憋屈…….
那曹丕倚重谁呢？
从曹丕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安排上可以看出。
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
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已渐渐不被重用），还有曹真、曹休。
曹真和曹休虽然都姓”曹“，
但与曹操的骨血还有一定的距离：
曹真是曹操的养子（上一篇讲过），而曹休是曹操从弟的儿子。
我们在看他们的职位名次：
曹真是“中军大将军”，地位高于另外三人；陈群是“镇军大将军”，排名第二；曹休是“征东大将军”，排名第三；司马懿是“抚军大将军”，排名最后。
单看四人的职位，不难发现，真正抓着军权的只有曹真一人，其他三人的”将军“之名如同虚设，
这是一个很精密的辅政结构，曹真、曹休或许不熟悉政务，但是他们这两位”曹氏“却始终把握着最为关键的军权。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为什么司马懿在曹丕在位时期也没有什么举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司马氏的手里没有军权！曹氏家族仍然掌握军政大权。
曹丕篡汉称帝之后，司马懿的职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先是成了尚书，之后转任为督军、御史中丞，
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升调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又过了三年升为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督军在当时是负责军纪的，没有军权；
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
侍中，皇帝的左右。
尚书仆射是尚书令的副手，尚书令是对君主负责执行一切政令的首脑（如同宰相），
司马懿担任“尚书右仆射”时，他的上面还一“领导”——尚书令陈群。
但是又过了三年，司马懿已然爬到了陈群之上——升任为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黄初五年，224年）
（陈群要再过两年才升为“录尚书事”，但他坐镇许昌，洛阳的工作都是司马懿一个人说了就算）。
由此可见，司马懿在曹丕去世前，独揽大权的时间并不久，不过两三年的光景，
在朝堂上的影响力还不足，这种情况下，显然是构不成夺权的条件。
曹丕虽然在临终前没忘稳定曹家统治的根本，
但他在用人方面的短板，尤其是倾向于凭着自己的喜好而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会疏远了一部分朝臣与曹魏皇室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魏明帝曹叡要面对的局面会复杂得多。
曹叡，防备司马懿
魏明帝曹叡在政绩上颇有建树，不仅指挥曹真、司马懿等人成功防御了吴、蜀的多次攻伐，并且平定了鲜卑，攻灭了公孙渊。
然而，后世却也常将曹魏政权的动荡，归咎于他临终前的“托孤”不当。
我们看曹叡初始登基时的政治安排：
黄初七年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
对比一下曹丕临终前的安排，我们不难发现：
1.曹真、曹休领了大司马、大将军的名号，曹氏宗族照旧掌握着兵权；
2.在“三公”这样的位置上，颍川士人钟繇、陈群，曹叡还启用了山东士族华歆、王朗，豪门文士充任三公；
3.司马懿由“抚军大将军”变为了“骠骑大将军”，实际上仍旧是一个“挂名将军”，换句话说，曹叡对司马懿很提防，并且架空了他的权力！
这样的安排，出自曹叡这样约莫20岁左右的年轻皇帝之手，着实让人惊叹，
然而，曹叡的手段岂止高明在这，还有更老道的：
他让大司马曹休与大将军曹真分别主持对蜀和对吴的作战，司马懿也被他派打北方少数民族。
钟繇作为太傅没有实权，“三公”的背景注定他们要相互牵制，
等于曹叡摆脱了来自顾命大臣的挟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独立处理政务。
难怪曹操会对曹叡说：我基于你可以有三世之业了。
可是，头脑如此清醒的曹叡为何会在“托孤”问题上失策，给了司马懿夺权的机会呢？
通过上述的史料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曹叡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其实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我们从曹家三代帝王与朝臣之间的对话也可以对比出他们的处事态度：
曹操属于广纳建议；曹丕照着自己喜好来；但到了曹叡身上，他既不反对也不认可，闷头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这就使得曹叡与朝臣之间的关系开始貌合神离起来。
甚至许多军事行动，也在部分朝臣的反对声中开展，但这还不是关键所在，
尤为重要的是曹叡在位后期“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也就是说，曹叡营建了很多宫殿，遭到大臣反对。曹叡的态度虽然是“常优容之”，但根本就“不听”朝臣的建议，
此外从裴注引《世语》的记载来看，曹叡“与朝士素不接”，很少与朝臣接触，
“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朝臣想了解一下曹叡这个皇帝，但他根本就不给他们机会。
从表面上看，君臣和谐，
实际上来说，曹叡显得有些“一意孤行”，尤其在朝臣十分关注的“营建宫殿”问题上，采取回避的态度，
或许这在当时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我们梳理史料也能总结出这样一个问题：
朝臣的对曹叡上书建议的焦点，始终都是他铺张浪费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关注要防备权臣夺权的问题。
无论是豪门还是文士，从他们受到的教育角度出发，曹叡的德行很可能会给世人树立一个不良典范，
所以曹叡一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自然是盯着这个问题不放，
谁还注意过司马懿是不是要搞什么小动作。
那么问题又来了。
曹叡如此精明，司马懿为何壮起胆子有了不臣之心呢？
这就要说到曹叡的身世了，他真的是曹家的骨血吗？
曹叡的身世
其实发现这个问题的人，正是裴注。
我们先回忆一下曹叡的父母曹丕和甄后的相遇时间：建安九年(204)，曹操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占据邺城。
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建安）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
也就是说，曹丕见到甄洛是在建安九年的“秋八月”。
按通常来说，
即使曹丕与甄洛在秋八月成婚，曹叡起码要等到十个月后才出生，也就是205年。
我们再看陈寿在《三国志·明帝纪》中对曹叡生平记载的最后部分是这样写的：
即日（景初三年，239年），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
简单用数字加减法来算：
239-205=34岁。
亦或者，239-204=35岁。
那为何陈寿犯了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说曹叡去世时是36岁？
不仅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作注的裴松之也议论道：
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
1.陈寿笔误，算错了；（陈寿就生活在曹叡的时代，怎可能对这样基本的问题弄错？）
2.陈寿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
鉴于陈寿在西晋为官的情况，不排除有些问题使用了“曲笔”，
如果第二种假设成立，那陈寿想说什么？我们知道甄洛本是袁熙的妻子，
这是不是意味着，曹叡是袁家的骨血呢？
当然，这都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我们先将此事当作一个方向，继续推理下去。
看看陈寿是否留下了其他“线索”。
在魏明帝一朝的记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处尤为显眼的记载：
齐王讳芳，字兰卿。明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
这条记录提醒我们：
1.魏明帝曹叡没有儿子；
2.齐王曹芳是曹叡的养子非亲生子；
3.“宫省事秘”后宫的事情非常神秘；
4.没有人知道齐王曹芳真正的由来。
通常我们将第3点“宫省事秘”与曹芳的身世联系在一起，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分析过，
曹芳即使不是曹叡的亲生儿子，但很大可能是曹家的骨血，否则曹家也不会让异姓孩子继承皇位，
话说回来，无论曹芳是谁的儿子，似乎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陈寿为何要如此“八卦”，悄悄告诉我们“宫省事秘”呢？其实一段历史时期里有什么“秘事”也不是稀奇现象，也不单单出现在魏明帝一朝。
陈寿的用意何在？
如果，陈寿“宫省事秘”莫非暗指魏明帝的身世？
作为编纂史书的人，陈寿是有机会收集到很多私密资料的，是不是他知道了什么？却无法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令人疑惑的是，如果曹叡不是曹家的骨血，为何曹操“生而爱之，常令在左右”？
若从曹操喜爱养子、继子来说，或许说得过去，但实质上不足以说明什么。
不过曹丕的反应就值得推敲了，
曹丕是在临终前才决定将皇位传给曹叡，由于多个儿子死在了他前头，当时他只有四个选择：
一个是长子曹叡；
一个是东海王曹霖，为仇昭仪所生；（生年不详）
一个是曹礼，母为徐姬，据说曹丕有意将他立为太子，死于魏明帝继位后的第三年；（生年不详）
一个是曹邕，母为苏姬，与曹礼同一年去世。（出生于208年？）
从年龄上来看，除了曹叡，曹丕的其他三个儿子在他去世时（226年）也不至于幼小，说他们不具备驾驭朝臣的能力是不够准确的，
那么曹丕为何还是选了曹叡，曹叡即为长子，又为何不早早就立他为太子？
是否关系到曹家血脉问题呢？
让人奇怪的还有一点，魏明帝无子，这并不是说他没儿子，而是三个儿子早夭，
若说曹操、曹丕都有不少儿子早夭，这似乎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
可曹叡是在他24岁那一年（太和三年七月），宣布收养儿子！
不奇怪么，才刚24岁就判定自己无法养育儿子了，因此决定抱养两个？
除了曹丕、曹叡比较怪异的态度，后宫中的卞太皇太后（曹丕、曹植生母）的态度也很奇怪：
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及帝还，皆私察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魏略》）
就是说曹叡去长安时（228年），当时传言他去世了，朝臣们都想拥立曹植为帝，
等曹叡回到洛阳后，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这句话可以看出，这场变乱的发起者是卞太后。
卞太后为何如此积极地推动这场“变乱”呢？
这个时期，曹叡的儿子还在世（卞太后于230年去世；曹叡的长子曹冏于226年去世；次子曹穆228年出生，229年去世；三子曹殷231年出生，232年去世）
我们不排除卞太后有不想让曹叡之子继位的想法，
也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曹叡的儿子太年幼；二是，她根本就不想让不是曹氏骨血的孩子继位。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曹叡三个儿子都没活多久就去世（曹家的原因），以及他这么年轻就抱养孩子到显得合理了。
再回顾曹叡的性格，不和朝臣来往，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身世的缘故，没有把握自己会成为继承人，所以一直疏远朝臣。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猜测，不过这关系到曹家的政权问题。
魏明帝身后的曹魏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曹叡的身后问题。
曹叡病危的时候是在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帝寝疾不豫”，然而他居然在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将郭氏立为了皇后。
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这位出身于“河右大族”的郭皇后似乎手段了得，
她施展小计害死了曹叡的发妻毛皇后，成功上位，
河右，一般是河西地区，也就是黄河以西，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氏的河内望族，也就是黄河以北，
从家世上来说，这位郭皇后的家族是否与司马氏有什么联系呢？
这个问题我们先放在一边，再看看她的势力：兄弟郭建与郭德，俱为镇护将军，并掌宿卫。
不难看出，这位郭皇后没少提拔自己的娘家人，
而且曹睿去世后，已成为郭太后的她“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等于把控着朝政大权，
可陈寿对她的评价又说“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
没参与朝政？这不与前面的记载相矛盾吗？
这里有什么玄机？
我们看魏明帝曹叡去世后，两位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之间的斗争中，有这么一件事：
（正始八年四月）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
曹爽把郭太后迁到了永宁宫，用意是不让她染指朝政，
那么司马懿怎么说？
他弹劾曹爽后提到其罪状之一是：
外既如此，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侯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
结果是，太后废爽兄弟。
从这一点来说，似乎司马懿同郭太后结成了某种“同盟”来对付曹爽。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也在极力与郭太后家族联姻“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
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回过头来说，很可能是这位郭太后的缘故，司马懿才看到了机会。
那么，曹叡就没察觉出司马懿的异常么？
我们在前面就说曹叡一直防备着司马懿，而且在诸葛亮去世后，曹叡随后就解除了司马懿的军事大权。
很明摆着这就是一种防备、不信任。
但是他的临终安排，为何又将司马懿放在了托孤大臣的行列里？
我们来看这个托孤过程：
曹叡命曹宇为大将军，意味着将以曹宇为托孤的核心；
但是仅仅数日就免了，而是以曹爽来替代曹宇；
又过了数日，司马懿回到曹叡身边，曹叡命司马懿与曹宇联合辅政。
关乎曹宇与曹爽谁来辅政这一问题上，曹叡问过刘放、孙资，
二人的态度很明了，非常直接地建议曹叡：曹宇不能担当这么大的责任；应该迅速召回司马懿。
但是，夏侯献、曹肇阻拦司马懿干政，
曹叡经过一番纠结，下决心免去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的官职，由曹爽、司马懿辅政。
值得注意的是，
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是曹家的势力；曹爽，曹真之子，虽然不是曹操的后代，但也是曹家成员。
他与曹宇的差别，可能就是个人能力上。
刘放、孙资是魏明帝的近臣，《汉晋春秋》说他们与曹氏宗亲不合。所以撺掇魏明帝让司马懿辅政（给自己找个靠山，免得日后被曹氏打压）。
这么看来，曹氏宗族一方的势力就势单力薄了，郭皇后、司马懿、刘孙二人这三方势力有他们共同的利益可图，
可是曹叡明明可以做出选择，来保住曹氏的政权不被动摇。
他为什么最终没有这么做？
如果他不是曹家的骨血，他的帝王生涯也曾遭到到过曹家的胁迫，
那么对于他来说，大有可能根本就不关心这江山是姓司马还是姓曹或者属于其他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