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前文谈过，熙宁二年（1069年）六月，张方平曾举荐李大临和苏轼任谏官。事虽未果，神宗仍想擢升张方平为宣徽使，但在王安石眼里，张方平为人“奸邪，人孰不知”，做此提拔，“无补圣政”。
张方平原本反对新法，听到王安石的攻击言辞后，坚决向神宗请求外任，才有了前往河南任知陈州一事。今人读王安石诗文，自是钦服其才，但在政治斗争中，历来就是你死我活。当年曾公亮举荐王安石时，张方平曾提出反对，从“怀怨在心”的王安石与神宗这番对话看，倒还真应了韩琦那句“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之言，司马光则说得更加客观：“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执拗之人往往气量不够。从这件事能够看出，宣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为了不让人阻挠新法，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张方平的自请外任是朝廷大量官员反对变法而为之的一个缩影，就连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的司马光也向神宗提出外任请求。当时神宗正打算擢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断然请辞，其理由是：“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神宗颇为不安，问到王安石，后者冷冷答道：“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论，此消长之机也。”所谓“附下”，乃指司马光与刘攽、刘恕及苏轼兄弟等反对变法的下级官员往来颇深。
面对身边一连串变动，苏轼再次给神宗上书。与上封措辞相比，这一次堪称无所顾忌，“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司马光则不仅劝神宗取消青苗法，还给王安石接连写去三信，指后者犯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端，导致“天下怨谤”。王安石的回答却是“固前知其如此也”，意思很明确，我一开始就知道会是这样，其理由是自己“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并将自己的理想主义姿态付诸笔端，“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见王安石一意孤行，神宗也为其撑腰，司马光除了自请外任，已无路可走。
在神宗那里，则将苏轼的第二封上书交王安石过目。王安石读后，恼怒非常，索性对神宗说道，“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竟是劝神宗将苏轼削去官职，幸好曾公亮说了句“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才使苏轼免去灾祸。
但王安石对苏轼已到不可忍耐的程度，过得几天，又在觐见神宗时加重言辞力度：“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棰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今天读王安石这番话，仍不免心惊肉跳。在未读历史，又想当然以为同时代文学巨匠必惺惺相惜的人那里，如何想得到王安石竟会将苏轼比作“恶马”，不仅要减少食料，还应以暴力使其屈服？从中足见王安石对苏轼反对新法之举已怒火填膺。在王安石看来，自己为朝廷殚精竭虑，使国库充盈，竟招致一片反对之声，如何不恼？纵观中国历史，不被理解的才士，要么如嵇康那样愤世嫉俗，要么如王安石那样一意孤行。无论在哪种人那里，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自认，视所有阻拦者为敌。今王安石见神宗对苏轼不肯削官，便拟在其他地方对苏轼等人再次发起攻击。
时机转眼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