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苏轼走马上任时，距熙宁三年（1070年）元夕已然不远。在关于节气的诗词中，欧阳修笔下的《生查子·元夕》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先撇开欧阳修在该词中托出的细致情感，就描写的场景看，元夕之夜不仅人多，还有无数花灯耀眼。当开封府接到减价购买浙江四千余枝花灯的旨令后，苏轼给神宗上疏，直截了当地说道：“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故臣愿急罢之。”
过得十余日，朝廷下旨，果然停止购买花灯。
神宗从善纳谏，对苏轼鼓舞不小，尤其那句胆量颇大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的话能被神宗接受，已说明神宗算得上开明英主。苏轼不禁又想起从九月开始颁布的“青苗法”。所谓“青苗法”，乃王安石变法的举措核心之一。从出发初衷看，该法是为抑制兼并，在收成青黄不接时，以买进粮食的本钱借给百姓，用作救济。法令还特别强调，不许均配和抑勒，但到实际执行时，大量地方官却对白纸黑字的“取民情愿”四字视而不见，甚至为了邀功，不仅订立额度，还强令百姓向官府借贷，并随意提高利息，竟致“青苗法”蜕变为对百姓的重利盘剥之法，政府成为百姓的合法高利贷者。国库虽因此丰盈，民间却苦不堪言，竟至逃亡者和自杀者不计其数。
因神宗同意了自己罢买花灯之奏，苏轼精神一振，又上一疏，从“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不在赦”开始后，笔锋一转，将心头块垒尽数倾吐，“臣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从这里开始，苏轼指向今日新法，他先以商鞅变法为鉴，称商鞅“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随即以为王安石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乃“求利之名也”，认为朝廷欲“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的最好办法就是“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在苏轼看来，“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并尖锐地指出现状，“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与此同时，苏轼提出了变法虽是必须之举，却不能操之过急的建言，“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
将这封长达六千余言的奏疏呈上后，苏轼并未如前次“谏买浙灯”那样得到回应。在今日朝廷，王安石因变法使国库大增，自得神宗信任。今见苏轼竟然劝神宗取消自己一手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恼怒非常，当即更进一步，劝说神宗应以“独断”之姿面对反对意见，这就使朝廷形成一股自请外任和依附新贵入朝的政治漩涡，苏轼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直到一场始料不及的诽谤使他终于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