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神宗虽专信王安石，却不等于对苏轼的才华视而不见。三个月后的八月十四日，神宗颁布诏令，命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同为考官的还有集贤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秘阁校理钱藻，馆阁校勘顾临，监察御史里行张戬，比部郎中张吉等人。明知王安石与苏轼不和，神宗仍命此次考试由苏轼出题，可见神宗对“取士之法”尚抱试探之心。
苏轼对变法既心存抵触，又对王安石只知称颂神宗而独断大权的行为极为反感，有此机会，考题就出得有些冷嘲热讽——当然，题目非诗赋，而是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
王安石得知题目，如何不知字字句句在讥讽自己？自是心下震怒，但他也不敢公开称苏轼将当今天子比作苻坚和燕哙，那样的话，只怕神宗反对己生隙，但苏辙在自己手下，自得好好整治一番。果然，早不堪排挤的苏辙在两天后上疏说道：“臣已有状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意思是自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发挥己长，请求另任适合自己的职位。
接疏后，神宗召来吏部尚书曾公亮相询。后者自知苏辙窘境，便以“欲与堂除差遣”作答，以为可应允苏辙的去职要求，神宗便授苏辙为河南府留守推官。今从《苏颖滨年表》看，苏辙并未赴任，到第二年——即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九日，又被任命为“省试点检试卷官”，这次苏辙履职两个月不到，又发生一事，二月二十六日，曾于嘉祐元年（1056年）有恩于苏氏父子的观文殿学士张方平就任河南府知陈州（今周口市淮阳县）之职。张方平奏请将苏辙改任为陈州教授。神宗准奏，苏辙遂与张方平同赴陈州，离开京师。
回到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苏轼虽因出考题一事惹怒王安石，但当时朝中，毕竟还不是王安石一手遮天。苏辙刚离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就提请皇祐五年（1053年）进士孙立节补苏辙之位，不料孙立节直接拒绝，后果是被调离京师。这也是朝廷派系渐分的结果，变法派以王安石为首，保守派则以司马光为尊。在神宗那里，虽宠信王安石，对司马光等人也觉大才可用，但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谏官太缺。在命苏轼为考官前的六月二十七日，神宗就已下诏令，命举荐谏官，当时尚在朝中的张方平推选尚书刑部郎中李大临和苏轼二人。在张方平眼里，李大临“识蕴纯深，风局冲远”，苏轼则“文学通博，议论精正”。但苏轼知神宗重视变法，自己若多进谏言，实为天子不喜，便说了句“吾知举堪谏官者，不知其他也”，直接拒绝了。到考试后的十月六日，神宗又命司马光举荐谏官，并嘱咐后者：“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司马光不敢怠慢，于翌日“密具姓名闻奏”，推举了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四人，并强调苏轼“制策入优等，文学富赡，晓达时务，劲直敢言”，在奏章最后，还特别补充了“此四人者，臣所素知”八字。
即便如此，苏轼的谏官之位，仍未被准奏。但神宗终觉苏轼文才出众，到十一月初时，又想命他和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为“修起居注”——当年英宗便想授苏轼此职，被韩琦谏阻。今日神宗像当年英宗召韩琦相商一样，也在下诏前召王安石相商。王安石当即说道：“轼岂是可奖之人？”神宗素喜苏轼文章，也就摆出理由：“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王安石立刻回答——还是翻译成白话文方便阅读——不是我非要说苏轼是奸邪之徒，他以前写《贾谊论》，就能看出对天下之权有觊觎之心。为了依附欧阳修，更是不择手段，当年他父亲去世，他表面上不接受韩琦等人赠送的金帛，却贩运数船苏木，入川倒卖。司马光称吕惠卿受贿，却说苏轼为人磊落，实乃对吕惠卿行诬陷之举。今朝廷正值变法，也就是易风俗、息邪说，今贸然用苏轼做记录陛下言行的高官，则天下必不知陛下好恶所在。当然，苏轼有才不假，人望也高，自不能废置不用，命他到哪个省府做推官就算尽其才了，怎么能让他成为陛下身边的近臣呢？
王安石这番话说得颇为恶毒，尤其指责苏轼返蜀守孝时私运苏木，更是无中生有的诽谤之词。神宗听完王安石的话后，打消了擢用苏轼的念头。诏令于十一月六日颁布，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和孙觉同为“修起居注”，苏轼则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