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王安石的变法内容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名目繁多，主要划分为“富国”“强兵”和“取士”三大部分。当年四月，“取士之法”揭幕，神宗下诏，议更学校贡举之法，限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处的臣僚在一个月内出具议状闻奏。在王安石看来，大宋百年来以诗赋、明经诸科为核心的取士之法应改为以经义与论策为主的取士之法，目的是选拔出具有经纶济世和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仁宗朝时，苏轼就反对因循苟且，力主改革，但前提是求稳勿乱和缓进渐变。如今王安石的新法推进堪称雷厉风行，不仅苏轼，连最初并不完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也受不了，于翌年上书神宗，要求取消“青苗法”，时王安石正得专宠，还以一篇措辞强硬的《答司马谏议书》作答，事情自然未果。
面对各机构臣僚都觉新法可行的赞同声，苏轼在“限令一月”后的五月呈上《议学校贡举状》疏议，认为“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神宗阅后，醍醐灌顶般说了句“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当日便召苏轼，开门见山问道：“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意思是你觉得今日政令有哪些不足？哪怕是我的过失，也直言无妨。苏轼的回答堪为一语中的：“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神宗听得悚然一惊，点头说道：“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
听闻神宗召见苏轼，王安石心中惊疑不定。过得几天，神宗召王安石问“轼为人如何”时，王安石担心神宗会重用苏轼，忍不住反问：“陛下何以召见轼？”神宗回答得极为痛快，说苏轼是唯一与群臣意见相左之人，所以特地召询。王安石对苏轼怀有颇深成见，如何受得了苏轼受宠于神宗和反对自己？哪怕受宠还只是一个信号苗头，也必须立刻扑灭，当即严肃说道：“陛下如此错矣！”其理由冠冕堂皇，认为做臣子的，都以被皇帝召见为荣，神宗在还不知“轼为人如何”的前提下，就因一封上书而立刻召见，恐怕其他臣子会依样画葫芦，以获进身之利。
神宗倒认为自己的天子身份与朝臣距离太远：“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王安石却以为，皇帝与官员间，“患不考实，虽与何害”？随后，君臣商定，对苏轼“当以事试之”。神宗的想法是，“欲用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哪里肯让如此重要之职落入苏轼之手？当即称苏轼所学与自己推崇的王道政治截然不同，修出的条例必与新法冲突，可用其他事来“试之”，最后说道：“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
就这样，王安石将苏轼排除在自己的变法行列之外。在后人眼里，王安石的理想虽说远大，但其刚愎自用的性格决定了范纯仁所说“倘欲事功急就，必为奸佞所乘”的预言成为现实。在今天回顾当时的大宋朝廷，实为人才济济。且不说对王安石有举荐之恩的欧阳修、富弼尚在，同辈中的司马光、苏氏兄弟等俱为才华横溢之人，都被王安石弃而不用，乃至司农丞黄廉后来扼腕发出“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