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就变法目的而言，王安石是为扭转国家积弱积贫的现状，谈不上个人私欲。但穷究“变法”乃从根本上进行权力洗牌。王安石虽从二十多年前的“庆历新政”失败中汲取了不少教训，还是因过于急切和自视太高，尤其在不无乌托邦理想的驱动下，不惜以“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的桀骜之言，将朝廷百官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以范纯仁一针见血的话来说，王安石简单粗暴地将朝廷大臣分为“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三类。这是王安石刚愎独断性格的体现，后果是既为派系提供了倾轧工具，更为宋廷从此陷入党争泥沼埋下悲剧的伏笔。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回京后，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之位，再被授以判官告院兼尚书祠部的闲职，苏辙则在三月十六日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所谓“制置三司条例司”，乃王安石特地于二月请设，负责国家经济筹划，制定并颁布新法，为实施新政的最高权力机构，主管人为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得入该司，倒不是王安石觉得苏辙才适其位而举荐，而是苏轼兄弟返京后，自然面对朝廷步入变法前的激烈气氛。三月九日，苏辙上书神宗说道：“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
苏辙看到的“害财者三”并不新鲜，它也是当年“庆历新政”想解决的核心难题之一。苏辙今日再提，无非仁宗和英宗朝积弊之事，到神宗朝愈加凸显。从神宗亲批“颇得其要”四字来看，苏辙点出了朝廷至为尖锐的国库空虚问题。
当日御览苏辙奏疏后，神宗即将苏辙召至延和殿亲询，也就有了七天后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诏令。
见弟弟身为王安石下属，苏轼颇感不安。王安石性格原本“狷狭少容”，没把哪个大臣放在眼里。而且，苏洵生前与王安石芥蒂颇深，苏轼兄弟自也与其不睦。所以苏轼能预见，在王安石手下，弟弟的日子不会好过。当苏辙履职刚过十日，苏轼就忧心忡忡地给堂兄苏不疑去信写道：“诸事措置，虽在王安石、陈升之二公，然检详官不可不协力讲求也。”
但即便苏辙愿意“协力”，王安石也不会对“素与己异”的人加以使用和信任。朝中官员看不上，王安石就从新人入手。其时，一个叫吕惠卿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推官正期满返京，经王安石器重的曾巩之弟曾布推荐入制置三司条例司。顺便说一句，吕惠卿与苏轼兄弟同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算师出同门。与吕惠卿交谈后，王安石极为振奋地认为“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冷眼旁观的苏辙却看得清楚，“惠卿怀张汤之辨诈，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但在苦寻人才的王安石那里，立视吕惠卿为第一心腹，事无大小，必与相商，至于建请章奏，更没哪篇不出自吕惠卿手笔。苏辙痛感自己“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到后来不得不自请离职。该事稍后再述。
堪称大刀阔斧的王安石变法进行不到三个月，朝廷已震荡不止，御史中丞吕诲和知谏院范纯仁都因王安石“将败国事”的谏言而被迫外任知州。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也终于在五月间爆发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