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一个名词，“王安石变法”早已进入中学历史课本。但课本终究缺失将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的篇幅和必要，这里有两点不能不谈：
第一是赵匡胤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上夺得皇位后，心知掌兵权的武将一旦心生异志，势必再引天下动荡。于是，赵匡胤一方面“杯酒释兵权”，一方面定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他或许能察觉、却又无法消除的隐患是，重文轻武的策略定下后，始终对中原虎视眈眈的辽国与西夏武力方遒，自己的后世子孙有没有能力对付就得打上一个问号。果然，宋太宗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难题，不惜两次御驾亲征，北上征辽。结果不仅军事失败，自己臀部还挨了两箭，伤势年年复发，不得不收住“削平天下之志”。到宋真宗即位后，辽国入侵，同样御驾亲征的真宗畏惧辽人兵势，在军势未落下风的情况下，不顾寇准之谏，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以每年“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支付换来宋辽间的马放南山。当知人善用的仁宗登基后，以“庆历和议”再息大宋与西夏兵戈，国家得到彻底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至顶峰。但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仁宗逐渐奉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贪权恋位，淬厉奋进之心渐失。面对土地兼并、庆历增币、兵变相继、贫弱已成的不安局面，时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明确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的主张，以达节省钱财的改革目的。仁宗准奏，诏令范仲淹、富弼、韩琦为三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为四谏官，主导实施新政。但仅过一年，新政触犯官僚利益，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先后被排斥出朝廷，新政彻底失败，时为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
第二是神宗登位后，先朝未能根除的问题愈加严重。日益加剧的财政亏空、饥民暴动，尤其每年供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虽换来和平，却不等于强悍异族会真的任刀枪生锈——当西夏李元昊称帝，与宋爆发战争后，辽兴宗乘机大兵压境，迫使宋每年对辽再增岁币十万两。
是时，心知“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神宗涌起改除弊政之意。善窥圣意的礼部尚书曾公亮将韩琦排挤为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后，向神宗举荐素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为相。韩琦离京时虽以“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的诤言劝谏神宗，但王安石以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神宗亲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问题作出了颇得天子之心的回答。王安石在文中称赞过几位先皇仁德后，痛感今日“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因此力谏神宗，“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王安石的上书，既挠到神宗痒处，也的确说到点子上。亟盼富国强兵的神宗字字读完后，对王安石竟立有李世民得魏征、刘备得诸葛亮的振奋之感。该事发生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苏轼尚于眉州守孝。当他与苏辙翌年返京时，变法的雷声已在天边隐约作响。朝中人人皆知，自己的命运将在变法带来的狂风暴雨中改变。苏轼和苏辙算是首当其冲，作出反应的第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