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四川位于开封西南，因棺需舟载，兄弟俩选走水路，船只就难免有些南辕北辙—先取东南而行，至安徽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后，再东行至江苏洪泽（今淮安），然后逆长江下游，取西南向穿过安徽，进湖北樊口（今鄂州市西部）。此时的苏轼当然无法预料，二十八年后，自己被贬惠州时，将以一模一样的路线穿过安徽全境，万千感慨自是难免。所谓感慨，就是世事沧桑了。
从苏轼和苏辙当时的年龄看，两人分别为三十一岁和二十八岁，都值激情之年，却遭遇父母双亡之痛，尤其苏轼，连妻子也躺在身边棺椁，心头凄楚，不免有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之叹。未料到的是，大宋一朝的变化也在发生。当兄弟船入三峡，还未进入险要的夔州云安下岩时，时间已是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朝廷变化横生，正值三十六岁壮年的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对赵宋王朝将产生绝大影响的宋神宗。
不论苏轼对政治敏感与否，毕竟未入翰林，无权参与机要，只在给明日状元许安世的一封回信中，以“虽喜车旌之召，旋兴弓剑之悲”句表达了自己对英宗驾崩、神宗登基的臣子心理。
四个月后，苏轼兄弟终于将父亲和王弗的棺椁护送到眉州故乡。
时光委实如电，自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初离开故里，已八年光阴弹指。眼前物是人非，父丧妻亡，不能不令人感到苏门不幸。是祖上不庇护后人吗？一日，苏轼兄弟在家中整理旧书时，发现父亲苏洵撰写祖父苏序事迹的几页残稿，知父亲欲留祖父言行于后世，遂决定完成父亲意愿，撰写了纪念祖父的《苏廷评行状》一文。完稿后，苏轼于翌年春天给曾巩去信，从“故轼之先人尝疏其事，盖将属铭于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轼何敢废焉，子其为我铭之”句可见，苏洵生前就有意请曾巩为苏序撰写墓志铭，苏轼便函请曾巩撰文，以了父亲遗愿。
到十月时，苏轼兄弟终于将父亲安葬在眉州彭山安镇可龙里，与母亲程氏合葬，墓边有苏轼兄弟亲手种下的密密青松。从苏轼当时写给眉州通判贾讷的“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来看，为营建父母坟茔，苏轼兄弟付出的精力和心血都难以想象，三万棵青松虽非确数，也绝非三五天就能种完。这大概也是他们四月扶柩回乡，十月才正式将父亲下葬的原因。
依苏洵生前之言，王弗也葬在苏洵夫妇墓地西北侧。
第二年，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苏轼兄弟守丧结束，但他们到除服四个月后的初冬十月才动身返京。其间缘由，是苏轼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婚后，兄弟二人将父母坟墓的照管事宜委托给堂兄苏不危及好友杨济甫，才第三次踏上了从故乡往京师的长途。翌年，即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苏轼兄弟风尘仆仆，再抵开封。恰在此时——具体日期是二月三日，神宗任命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使之正式步入大权在握的宰执行列。一场将影响大宋未来命运的“熙宁变法”终于紧锣密鼓地拉开序幕。苏轼也理所当然，在天下震荡的变法激流中，将劈面遇见自己从未预见过的人生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