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到十二月时，苏轼贩卖私盐案还未有结果，朝廷下诏，罢免其开封府推官一职，仍然回告院履判官旧职。两个月后，已至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朝廷经两年不以诗赋为考题的尝试后，正式颁下《更科举法》，其核心是“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令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之学，试以大义，殿试策一道。诸科稍令改应进士科业”，并“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所谓“封弥”，是为防止考场舞弊，将试卷中的考生姓名和籍贯糊好，加以编号和钤印，考官也就不知考生为谁。如今王安石竟欲取消此法，身为疑罪待查的苏轼仍抑制不住，上疏反对。二月五日，对朝事彻底失望的司马光终于在数次请辞后获准，离京任知许州一职。临行前，司马光上章，称赞苏轼敢言。
但即便敢言，又有什么结果呢？苏轼回顾自己自嘉祐六年（1061年）凤翔初仕始，到熙宁四年（1071年）的今天，恰好经不折不扣的十年宦海生涯，委实感慨万千。当年金榜题名时，原本以为可大展拳脚，尽施匡时济世的抱负，不料十年下来，仕途竟走得越来越步步惊心，连从未想过的诽谤之事也会从天而降，心中自苦闷异常；再看今日朝廷，但凡反对新法的大臣已一个个离京，从御史中丞吕诲和知谏院范纯仁开始，逐年离京的还有张方平、苏辙、钱藻、刘攽、吕希道、文同、蔡冠卿、刘恕、胡允中、范镇、司马光等等。每走一个，苏轼就送一个。这几年的开封生涯，苏轼心情抑郁，写诗极少，后人统计出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十九首，且多为送别之作。从他“子行得所愿，怆悢居者情”“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等苦闷诗句看，苏轼对京师已无丝毫留恋。
终于，经半年多调查，苏轼贩卖私盐之事因无实据，便不了了之。当年六月十一日，人在蔡州的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迁居颍州（今安徽阜阳市）。苏轼虽致贺函，心中却惘然若失。自欧阳修离京后，苏轼就觉京师空荡，今知其不再返京，愈觉新党把控的朝廷非久留之地，如今连贩卖私盐的死罪也可炮制出来，下一次真不知还有什么罪名会横空而来，再继续待下去，只怕凶多吉少，遂上疏请求外任，直言是受诽谤贩私盐导致“臣缘此惧祸乞出”。已认为苏轼“非佳士”的神宗准奏，授其杭州通判之职。苏轼遂于七月携家眷前往杭州赴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