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当年，即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朝廷设春榜之考。神宗原想命苏轼再为考官，王安石仍对苏轼去年的考题耿耿于怀，当即称苏轼“所学乖异，不可考策”。神宗遂改命李大临与苏轼为殿试编排官，初考官为王安石的头号心腹吕惠卿，复考官为编修《新唐书》之一的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
朝廷有何风向，自有工于心计的考生迎合。吕惠卿阅卷时，见一叫叶祖洽的考生通篇力颂新法，便定为第三等中，位列甲科。当考卷到宋敏求手中后，改为第五等中，便是落第之卷了。吕惠卿仍坚持列甲科三等，以使叶祖洽有殿试之机。叶祖洽也颇为圆滑，在殿试时写有“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句。这一大拍马屁的句子使吕惠卿欲将叶祖洽列为第一，李大临、苏轼自然反对。神宗命陈升之面读《均等策》后，亲赐叶祖洽进士及第第一，这便是状元了。苏轼愤而上疏：“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
王安石听闻，对苏轼更为恼怒。但恰恰这次开科取士，王安石也对自己颁布的新法首次涌上疑窦。当年中进士第五名的，是曾列王安石门下的陆佃，此次京师高中，自当登门拜见，以谢师恩。王安石虽新法连颁，终未亲入民间，今朝廷反对声此起彼伏，尤其已外任河北安抚使的老臣韩琦也上奏称青苗法“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后，神宗有所动摇，王安石心下也不无疑惑。见陆佃登门，便问新政在外情形。
陆佃回答得很老实：“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王安石吃了一惊，又问百姓如何看待自己。陆佃回答说，我看您谦虚异常，民间却说您不听他人意见。王安石闻言一笑，说道：“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陆佃走后，王安石虽嘴上称他人谏言为“邪说”，心下仍自不安，遂召吕惠卿询问，后者轻描淡写地说道：“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过不多久，李承之回京，谎称百姓对新法均无异议。王安石放下心来，也就将陆佃之言抛诸脑后了。
到六月时，又发生一件令王安石不悦之事。《太平治迹统类》说得清楚，总想与群臣拉近距离的神宗又一次“会诏两制举谏官”。朝廷的议论颇为统一：“当今宜为谏官者，无若苏轼。”时年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礼部侍郎范镇也果然再举苏轼及孔文仲二人，结果从范镇事后请求辞官的上疏中可见：“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宜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宜去。”
范镇举荐落空，原因是任御史知杂事的谢景温担心苏轼若为谏官，必然对新法有所攻击，遂对苏轼行诽谤之事，致使阻挠生效。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弟弟王安礼之妻，既与王安石为联姻亲家，自当为新法摇旗呐喊。为阻止苏轼为谏官，王安石还不惜亲自出面，召苏轼的程姓外弟入问。早在十多年前，苏轼姐姐嫁至程家，年纪轻轻竟被虐致死，苏洵盛怒不已，令苏门断绝与程家的任何往来。王安石召来的程家人具体是谁，史乘未载，从《苏轼立朝大概》中可见，听到王安石对苏轼过失的询问后，程姓人说了句“向丁忧，贩私盐苏木”，意思是苏轼当年送父亲棺椁回乡时，载了不少私盐和苏木。王安石闻言大喜，随后的上奏一事就由谢景温出马了。
八月五日，谢景温字斟句酌地写好奏疏，称苏轼“丁忧归蜀，乘舟商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讫无一实”等等。神宗接奏，顿时龙颜震怒。他还记得两年前王安石说苏轼返蜀时私运苏木，当时未做追究，如今得知运送的不止苏木，竟还有私盐，这便是触犯死刑之法了。神宗即召司马光入见，直接说苏轼非良臣，你一直推崇和举荐他，看来是走眼了，当年他父亲去世时，我赐绢赠银，韩琦也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轼均未接受，天下人还以为他是磊落君子，没想到暗中却干贩卖私盐的不法勾当。
司马光当即回答，苏轼连多达七百两的赠银都不肯接受，怎么会去贩卖获利更少的私盐？并不客气地指向事情核心：“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能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司马光说到的李定也就是十年后炮制“乌台诗案”，诬奏苏轼“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导致苏轼被贬黄州的主谋者之一。司马光称他“禽兽之不如”，是因李定当时恰逢母逝，却匿不服丧，引来满朝非议，但他早年受学王安石门下，原有师徒之名，入京后又对王安石说青苗法“人民称便，皆大欢喜”，使王安石心花怒放，将其引荐给神宗，现欲用其为监察御史，司马光说的就是此事。
苏轼第三次被荐为谏官不成尚是其次，最主要是虽有司马光辩护，贩卖私盐终是大罪，神宗当即命人调查。对苏轼来说，无法提供自明证据，就只能苦候调查结果了。从他十月二十八日写给堂兄苏不疑的信中可见，此时的苏轼，已深感“孤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