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开封沉浮
文丨远人
一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二月，步入而立之年的苏轼从自己仕途的第一站凤翔府卸任返京后，入登闻鼓院为官，行呈递表疏之事。该职位于苏轼显然大材小用。到五月时，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举荐苏轼学士院试策。做太子时就久闻其名的英宗打算将苏轼直接越升，召入翰林，授起草诏令的知制诰一职。
在英宗眼里，人要经过考试，才知有没有能力和适合什么职位，但苏轼却是无所不能之人，自可破格擢用。不料，素来对苏轼赞赏有加的宰相韩琦这次坚决反对。面对英宗亲询，韩琦的回答有自己的深思熟虑：“苏轼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韩琦的话不无道理，此时的苏轼，毕竟只在凤翔府当过三年判官，虽才学惊人，资历终究不够，还须经一段时间培养，方可堵住他人之口，为朝廷重用。
见韩琦的反对理由充足，英宗没有坚持己见，又问了句：“知制诰既未可，且与修起居注，可乎？”所谓“修起居注”，即专门记录皇帝言行，乃天子近臣。韩琦继续劝谏的理由如出一辙：“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
在今天来看，英宗与韩琦的这段对话对苏轼仕途影响颇大，使之未能步入更高一层的官职。从中确实可见，改变人命运的，往往是瞬间之事或他人的三言两语。在很多时候，人提前身入不一样的位置，会为未来埋下不一样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被播入另外的土壤。英宗诏令苏轼为直史馆。该职位得经一两年锻炼，才能担起如知制诰那样的重任。
随后发生件小事，倒让人看到苏轼的性格。韩琦位高权重，得罪的人自也不少，当一众执政官中有人将他与英宗的对话告知苏轼时，苏轼说道：“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欤！”这件事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朝廷没有任何可称隐私的事件，哪怕皇帝与臣子的单独交谈，也总有神秘莫测的渠道将之流传于外；二是苏轼胸襟坦荡，韩琦同样无个人私见，但他们并不能保证大宋船只上的其他水手们也都勠力同心。当两年后神宗继位，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登场，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因反对变法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先后离京。那时无人预见大宋明日将遭遇怎样的险风恶浪。当大宋船只最终沉没海底时，这些名震当时的人物都已作古，但若追根溯源，曾经制定朝廷决策之人，谁又真正脱得开干系？苏轼以为阻拦自己进翰林的韩琦有古人君子之风，但不等于自己的人生也将被君子之风庇护。接下来一年不到，苏轼就猝不及防地遭遇了两次重大生活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