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在中国历史悠久, 自古至今其记载不绝于史书典籍。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称：“杂说称娈童始黄帝。”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龙阳之好”、“馀桃之恋”、“断袖之爱”等都是同性恋的代名词。古时男风盛行,汉以前皇宫贵族中争尚此风,“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宋朝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到明清尤其是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男妓）成风。
同性恋在中国古代很多时候是公开的,中国传统的同性关系甚至会举行一种“契”的仪式便能得到社会承认,建立“契父”和“契儿”、“契兄”和“契弟”等关系。如《敝帚斋余谈》中记载: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日后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者,尚寝处如伉俪。而这种“南风”（也称“男风”）在晚明及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纵欲风气的流行，上至帝王达官，下至贩夫走卒，争相以“南风”为尚。这种趋势在晚明现实中的男旦现象以及《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描写同性恋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得到体现。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自然地描写了同性恋,借以反映当时贵族生活的一个侧面。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门子说“……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厌女子.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 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第五十三回贾珍气骂管理家庙的贾芹：“为王称霸起来，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曹雪芹在写同性恋的时候,有时笔法较为隐晦,有时措辞极为明显。
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等回目对同性恋的描写相对集中。第九回回目便明确指出“风流”、“情友”之名，而且其中描述贾蔷是“父母早亡，从小儿跟着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的还风
流俊俏。”和贾蓉“最相亲厚，常共起居”，因此不免遭下人诟谤，贾珍“想亦风闻得些口声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于是让他自立门户，但他仍仗着“上有贾珍溺爱，下有贾蓉匡助”，以斗鸡走狗、赏花阅柳为事，还心中自忖 “……向日我又与薛大叔相好……”。
曹雪芹对薛蟠这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的同性恋描写比较明显,同样是在第九回中写道:“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只图结交些契弟。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 “龙阳之兴”代指魏王与其男宠龙阳之间的同性恋，语出《战国策·魏策》；“契弟”、“哄上手”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表明了薛蟠有同性恋的癖好,在学堂里结识了一些同性恋者,还发生了某种关系。其中包括金荣、香怜、玉爱等人。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中，薛蟠“又犯了旧病”，一见“冷面郎君”柳湘莲“……吹笛弹筝，且生得又美”，便念念不忘。“……误认作优伶一类”，百般纠缠，结果柳湘莲诱他到了僻静处一顿苦打。薛蟠绝了对柳湘莲的歪心，但仍不改此好。此后又有描写他与“傻大舅”等人吃酒找小倌作陪的场景。曹雪芹将薛蟠各方面生活的糜烂都表现的极其生动，他的同性恋写得让人感到恶心，对刻画和丰富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而至于贾宝玉,作者则写得较为美好和隐晦。
事实上贾宝玉和秦钟、蒋玉菡、柳湘莲之间也有同性恋倾向。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中写道:“宝玉见他(蒋玉菡)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的搭着他的手。”其后贾宝玉赠玉扇坠给蒋玉菡, 蒋玉菡回赠茜香汗巾（此汗巾的来历也颇值得质疑，这条大血红点子的,非常珍贵的,从外国进贡来的腰带,乃是北静王送给他的,还告之“ 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蒋玉菡名为优伶,实为忠顺王爷的男宠,第三十三回王爷派人到贾府要蒋玉菡,说是“(蒋玉菡)甚合我老人家的心,竟断断少不得此人。”清朝的男旦多为官员所捧红、包养，朝野上下玩弄优伶,蔚然成风。蒋玉菡作为一个戏子让王爷如此牵肠挂肚,其身份可想而知。随后贾宝玉遭鞭笞,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忠顺王府告状说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