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夏天
文 | 李蕾
1998年，我19岁，考上了大学。这一年的夏天，我和父亲到青岛卖西瓜。
西瓜，是父亲的责任田里种植和收获的。父亲种植的西瓜，生着浅绿色的皮，还带着深绿色的条纹。那些西瓜圆鼓鼓的，非常瓷实。父亲种植的西瓜，是我平生吃过的西瓜里最甜的，在我的眼中，父亲种的西瓜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他把自己用心培育的甜美的西瓜，千里迢迢地去卖给挑剔的城里人，换取我们姐弟三人读书的学费。
那时的青岛人爱吃西瓜，每天早晨一辆一辆满载着西瓜的三轮车、四轮车排着队地进入青岛，一车西瓜一天就卖完了。我觉得青岛是山东省最现代的一个城市，那里的男人长得高高的，吸收了山海的精华；那里的女人，得体的裙装露出的腿是白皙的，那是大海的水汽和海味滋养的。我的父亲，他和无数的农民一起，在2000年前后，往来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他们把自己土地里培育出的珍品卖给了城里人，城里人则把自己挣取的工资等收入等价地给了他们，让他们去培育儿女读大学。他们的儿女读了大学，成为了城里人，也建设城市去了。城市越来越繁荣，而农村却越来越凋敝，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我跟父亲学会了，怎么挑拣和辨识熟得刚刚好的西瓜。父亲拿食指和中指，去敲一敲西瓜身，熟了的，噗通噗通的。如果熟大了，就是噗齐噗齐的。如果不熟，则是钢钢的。还可以看西瓜连着绿色瓜蔓处的蒂部，窝窝深的是熟的，窝窝浅的是生的。
父亲的三轮车只有一个座位，他又在旁边装上了一个铁架座，用电焊滋啦滋啦烧上的。我就坐在这个铁座上。
凌晨三点，我和父亲就从家里出发了。得赶在天亮前，到达那里，好把西瓜卖给早起的青岛人。父亲的三轮车沿着河村的中央大道就出了村子。一路上，小路时有颠簸。路旁的树影，如黑黑的鬼影般扑来又后退。父亲开着微弱的车灯。为了省电，只有听到前面有车也在行驶时，他才把车灯扭亮。凌晨五点，父亲让我给他捶背，他怕自己打瞌睡出事。河村到青岛，有200里路。父亲卟噔卟噔地开着他的三轮车，穿越夜色，三个小时就到了青岛。先到达市北区，再到了市南区。市北区和市南区是青岛的两个老城区。父亲在市南区的榉林山公园附近停车卖西瓜。
我和父亲在外，父亲对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亲近。在家里时，父亲是冷漠的，甚至是粗暴的。我和父亲在青岛卖西瓜，父亲怕我口渴，挑拣出一个最好的西瓜，让我用水果刀切开吃。中午，父亲让我去买了一袋炉包，让我一个人吃。他说他不饿，不想吃。我们父女在青岛的街头，父亲想着的只是：如何把这一大车西瓜卖出去，我们好早一点回家。
到了中午，来买西瓜的人就很少了。我们卖西瓜的不远处，就是青岛植物园。父亲怕我闷，给我钱，让我进去转转。那次逛植物园的新奇感，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看到鲁迅写的中国公园模式，我就想起我在青岛逛公园的记忆。父亲让我管收钱，卖西瓜所得的所有钱都在我随身背着的一个小包里。中山公园旁边，有一个报刊亭。我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买了一本杂志。偷了父亲十元钱这件事，我不敢告诉父亲。
到了下午一点钟，午睡完的人们又出来买西瓜消夏了。我们的西瓜好吃，又比水果摊上的便宜很多，来买的人很多。父亲用手掂掂，选出一个西瓜，用水果刀抠出一块三角形或者一切两半，摆在西瓜堆上作为展示，供买者参考。每一个西瓜都是好的，每一个西瓜都是甜的，红红的瓜瓤引诱着路人。买者在选购前，可以用水果刀切下一块，进行品尝。有时候找不到水果刀了，父亲就用拳头砸开一个西瓜，一分两半，一半放在瓜堆上展示，一半分给围拢来的人们吃。沙瓤的或者水红瓤的西瓜，掰一块都是甜的，汤汁流到人们的下巴上，甜腻腻的，人们用手指一揩就甩到了地上。
热辣辣的太阳，直射在父亲的黝黑发亮、健壮的赤裸的脊背上。父亲穿着一件绿色带黄条纹的背心，但是因为天热，他撸了上去，用背心擦脸上的汗，父亲的脸上因此有了一道道黑色的尘土混合着汗水的印。父亲同样黝黑发亮的粗大脚板，踩在城市滚烫、粗砺的石子路上。一个热心的老大妈，笑着对父亲说：“穿上鞋吧。”父亲黑黑的脸膛，憨憨而又大咧咧地笑着，“庄户人，没事。”父亲扛上一大编织袋西瓜就给买瓜人送去了。父亲一米七四的个子，身板健壮，也被压得弯下腰。好心的买瓜人要给父亲扶着，以减轻他的压力，父亲照样满不在乎地说：“没事。这点重量不算什么。”
我们在青岛卖西瓜，人们待我们是友善的。那时候，城里人的生活节奏没现在这么快，他们是从容的。每次，城里人跟父亲讲价，或者要求抹去零头，父亲总是痛快地说：“行。”父亲的眼神，总是看着远方。
有一次，父亲忙不开，让我去给买者送西瓜。大概有五六个西瓜，放在一个编织袋里，我背着。我行走在买者的楼梯里。那时候的青岛人，每次买西瓜，都买好几个。2002年我来到北京读研究生，留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发现北京人买西瓜，每次都买一个甚至半个。那时候，父亲这么友善地给买者提供服务，是想着：吸引他们成为回头客，下次继续买我们的西瓜。也或许因为，父亲就是善良。也或许，父亲认为，自己出一把子力气不算一回事。也或许因为，在城里人面前，父亲就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认为城里人就是尊贵的——你看，他们穿得多么体面多么门面，别让西瓜弄脏他们的衣服。城里人回报父亲的，也是友善。父亲从来没有跟任何买者发生过冲突。在我的记忆里，气氛都是柔和的，柔和得淡于无。父亲顶天立地，买者从从容容。
我进入买者的房屋。我想上厕所，买者友善地让我进入她家的卫生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城里人的卫生间，是白瓷的马桶。
父亲常去的几个小区，几个老大妈就跟他熟了。她们问我的情况。父亲不无满意地看着我说，“刚考上大学。”父亲说，我还有弟弟和妹妹，也在读书，学习也都挺好的。说这些话时，父亲的眉宇间不无欣慰和自豪。她们就都很感叹地说，那真是不容易，城里上班的哪里供得起三个孩子上学。离开卖西瓜的居民小区旁时，父亲会把地上的瓜叶、瓜皮等垃圾收拾一下，卷卷扔到垃圾桶里或者扔到三轮车的车厢里。
我的父母，用家里的15亩地，凭他们的辛勤劳动，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了中国最好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这是他们平生最骄傲和欣慰的事情。二妹君华从小被父母送给了邻村的人收养，父母不是因为家贫养不起或者放弃养育的责任，而是因为父亲想生儿子而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父亲被迫把自己的二女儿送出去了。如果二妹是在家里长大的，父亲也是会这样供她读书的。
我和父亲这次在青岛卖西瓜，到了晚上，西瓜还剩下小半。父亲就把三轮车停靠在偏僻的路边，怕城管来干涉。有时候城管来抓卖西瓜的乡下人，没收他们的秤。卖西瓜的车主看到城管来了，就赶紧开着车逃跑，到处躲藏。停顿好，父亲让我睡在车篷里。父亲在车旁来来回回地走，偶尔能碰上夜行的人捎两个西瓜。
那个夏天，我就这样，跟着父亲到青岛卖了两三次西瓜。卖完西瓜回到家里时，我把钱都交给父亲，父亲数数里面的钱，嘀咕“不对呀”。他发现少了十块钱，我在心里想。一车西瓜有多少，能卖多少钱，他都是有数的，不过他能估得那么准确，我还是蛮吃惊的。父亲是数着手指头，算着，他挣多少钱才能给我们姐弟把学费挣出来，同时也说明，他是有经济头脑的。二十多年后，我小心翼翼、言辞躲闪地笑着在电话里告诉了父亲：当年，我拿了十块钱，买了本杂志。父亲呵呵地笑。这时的父亲，67岁了。
那年夏天，父亲除了带我去青岛卖西瓜，还带我的大妹去过。那时大妹17岁，正读着中专二年级。大妹是1997年考上中专的。那所中专叫山东银行学校，由高密一中代管。大妹入学时，父亲交给了高密一中1.1万元。其中，1万元是代管费，另外1千元是学杂费等。父亲感觉心在滴血。
那时的钱，太金贵了。1997年9月，父亲共拿出两万多元，给我、我的大妹、我的弟弟交学费。那年我读高三，父亲给我拿了学费等四千多元。那时，弟弟刚开始读初中一年级。大妹的中专，读了三年。从第二年9月开学开始，每年要交给高密一中3000元。
除了卖自家种的西瓜，父亲还到村里以及邻村种西瓜的农家去批发。父亲去一趟青岛卖西瓜，可以净赚300元。因此，3000元的学费，父亲需要跑十趟。那时候，父亲卖一车西瓜，成本是300元，收入600元，净赚300元。批发价是一斤9分钱或1角1分钱，父亲在青岛可卖每斤2角5分钱。卖到最后，卖不完的、被挑拣剩下的西瓜，就1元1个出售。因此，父亲的一车西瓜，大约是3000斤。这是按照大妹的说法，算出来的。但是父亲说批发价是每斤7至8分钱，售价每斤不到2角钱，一车西瓜拉2000斤，去一趟青岛净赚200元。我想父亲的说法应该更准确，也就是说，要凑足3000元钱，父亲要跑青岛十几趟。
那一次，父亲和大妹在青岛卖完了西瓜，已经到了傍晚。父亲开着三轮车，大妹坐在铁座上。晚上八九点钟时，父亲和妹妹到了蓝村，还没有到高密界，距离河村尚有70多里路。父亲开到了火车的铁轨处，有火车要过，父亲就停了下来。父亲去附近办点事。大妹坐在旁边等着他。这时，过来两个社会青年，问大妹，是哪里人。大妹毫无戒心地回答：高密人。大妹的衣兜里揣着700多元钱，这是这一趟的收入。父亲的三轮车车厢里，还放着一个席梦思床垫子，那是父亲从青岛捡的。两个社会青年一下明白了，父亲和大妹是做生意的。两个社会青年，是干抢劫勾当的，用高密方言就是“攥道的”，即在道路上拦劫的。
父亲马上回来了，开动了三轮车。这两个社会青年骑着摩托车，在父亲的三轮车后紧追。一个青年开着三轮车，另一个青年坐在车后座上。这两个社会青年是亡命之徒，父亲把油门踩到底。父亲想，这两个小混混如果追上他，他就可能被打死。摩托车紧追不舍，父亲的三轮车蹭到了摩托车。天太黑了，父亲什么也看不见，车后座的混混可能被撞到了路边的沟里了。开摩托车的小混混，拿出一把铁锤，就砸碎了父亲这侧的三轮车的窗户玻璃。玻璃碎片和碎渣，一下溅入三轮车车内，落到父亲的车座上，父亲的大腿上被扎得鲜血淋淋，一块长玻璃片把父亲的大腿划开了一道血口子。父亲看到，后面来了一辆警车。估计是警察看到了这起事故，想来处理。但是父亲不敢叫警察，一来父亲没有跟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和意识，二来父亲不敢停车唯恐自己被身后的小混混继续伤害。父亲踩着油门，继续往前开。父亲开进了一个村子，把三轮车停了下来，躲入了一个胡同的夹道里藏身。父亲和大妹听得见，两个歹徒开着汽车，绕着村找，在村里的大街上找。至于两个歹徒是如何弄到汽车的，这是父亲和大妹所不知道的。大妹想打110报警，父亲不同意。
17岁的大妹大胆得很，留父亲在原地，她一个人往北走，走了很远的路，看到一户人家亮着灯，她就敲门。门内人问她什么事，她说想报警。门内人不敢给她开门，她又一个人走回父亲的车旁。夜晚十二点了，月亮皎洁，照彻村庄。父亲大腿上的血凝结了，他已经忘记了疼痛。父亲和大妹就这样在那条胡同的夹道里蹲了一夜，父亲吓得要命。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和大妹才走到远处的另一户人家，敲开了门。这是一户善良的人家，一看父亲大腿上的血，就明白发生了情况。这一家人赶紧招呼父亲和大妹进屋，并且说“别吓着孩子”。他们担心吓着大妹，但是大妹是镇静的，临危不乱。男主人去抱了一些玉米秸，把父亲的三轮车给掩盖了起来，防止被那两个歹徒看到。女主人招呼父亲和大妹到炕上暖和，还给父亲和大妹盖上被子，拿出刚热好的包子给父亲和大妹吃。这时已经是凌晨七点了。那时，整个河村只有村支书——我的大姑父陈振云家有座机。父亲用这户人家的电话给大姑父打了电话，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报了平安。
那两个歹徒寻了一夜，也没寻到父亲和大妹的动静。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护送着父亲和大妹出了村庄，上了公路。父亲和大妹开着三轮车，回到了河村。大妹回家睡觉去了。父亲开着三轮车到了镇上，去找在诊所上班的二姑。二姑一看，父亲的大腿上正淌着血，扎进去了许多碎的玻璃碴子。而且，父亲的大腿上，还有一道长口子，二姑以为父亲被人扎了一刀。二姑赶紧，给父亲清理腿上的玻璃碴子，用线给父亲缝伤口。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到青岛卖西瓜了。他担心的是，如果他经过蓝村，被这两个社会青年发现，他就会有生命危险。那户善良的人家，父亲后来没有去报答，多年以后父亲依然深以为憾。
研究生刚毕业的那几年，我在北京每次看到路边赶着骡子、拉着一大车水果在卖的乡下人，我都会想起和父亲一起去青岛卖西瓜的那个夏天，就会体会到他们的辛苦，并送去一道深深的理解和祝他们好运的目光。
后来，城市的街头已经见不到乡下人卖水果的大车了。农民进城卖水果和蔬菜，需要集中进入一个市场摆摊位，市民购买没有那么方便了，瓜农和菜农的销售没有那么容易和赚钱了。我经常会想到，那土地上的农民靠什么收入，来供养他们的儿女考上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