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人民解放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全国,随着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的易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来到了尾声。
然而和军事战线节节胜利截然相反的是,我国在经济战线却遭遇到了意想不到困境。
以上海为中心,一场大通胀之火蔓延开来,数月之内,全国13个主要大城市的物价指数上涨73倍。
最夸张的时候物价一日三涨,人民币狂贬,严重危及到我国新生政权的稳固。
见此情景,上海一些国民党遗老遗少、投机资本家开始搬起了板凳看共产党笑话:
一年前高呼“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蒋经国都治不了上海,更何况这群不懂经济、从农村来的泥腿子。
其中有些人甚至放出狠话:“人民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口气张狂地要让共产党在上海摔个大跟头。
以进京赶考自我鞭策的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恶性通货膨胀,那么成为第二个李自成恐怕为期不远了。
为此,他特意选了一位党内最杰出的经济专家出征上海,誓要拿下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
(一)蒋经国都打不赢的通货膨胀
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上海是一片投机家冒险者的乐园。
自1937年抗战爆发开始,政府支出暴涨、兵荒马乱、物资生产停滞,使得延续12年的通胀大火烧遍了国统区大大小小的角落,在上海这个遍布权贵的经济中心里,情况显得尤为严重。
以孔令侃扬子公司为代表的投机势力凭借背后权柄,公然违法囤积物资、偷税漏税,趁机大发战争财,加剧通胀压力,让本就生活困苦的底层人民雪上加霜。
国民党的“太子”蒋经国曾放出豪言要打倒孔祥熙这类大资产阶级老虎,欲以雷霆手段排干上海滩的沼泽,并拿扬子公司做刀下鬼。
未料到上海本地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继母宋美龄都出面替扬子公司求情,胳膊拧不过大腿,蒋经国无奈只能放老虎一马,上海人民大失所望,投机力量斩获全胜。
解放军进了上海 人民币进不了城
第二年,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南下江南,上海唾手可得,毛泽东反而愈加谨慎,亲自草拟部署上海接管事宜,并推迟半个多月时间进攻上海。
他曾拿美国人说的一句预测警示党内同志,美国人说我们没有大城市治理能力,三个月不到就会从上海撤出来。
上海本地的旧势力同样觉得,共产党虽然能在战场上所向霹雳,但在不见硝烟的金融经济战场,共产党的大炮丝毫起不上一丁点作用。
一向视共产党为“乡下土老帽”的不法投机商贩气焰极度嚣张。
解放军刚一进城,他们就带头组织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人民币阻击战”。
起初,人民币推广工作顺利,按照1:10万金圆券的比例,9天之内,上海市民纷纷将手中的“厕纸”拿来兑换人民币,军管会成功将旧货币收回。
不过其后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尴尬——人民币流通受阻,“早出晚归”。
原来,出于过去对纸币滥发的恐惧,包括上海市民在内的大城市居民担心人民币会成为第二个金圆券,本能性地把物资、金属货币当做硬通货。
他们一拿到人民币就急急忙忙出手囤积物资,甚至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
与此同时,相当多投机商人也在背地里伺机而动。
他们先是埋伏起来坐等金圆券被收购,随后瞅准时机,利用人们信任银元的心理,大举做空人民币、炒高银元。
短短几天时间内,人民币和银元兑换比率就暴跌到原来的十八分之一,可谓一日三涨,手中握有大量银元的投机商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上海的带动下,其他大城市的人民币价格也应声下跌,在武汉一地甚至达到了恐怖的1:4500,以人民名义命名的这款国家货币竟然让人民唯恐避之不及。
(二)毛泽东调兵遣将 党内第一理财家陈云披挂上阵
上海的局势牵动着毛泽东,只要上海不稳定,全国都稳定不下来。
中央决定,由时任中财委主任、有着“中共党内第一理财专家”美名的陈云同志主持这场上海经济战。
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会,对很多党员来说只曾耳闻未曾见面,对陈云来说却一点都不陌生。
18年前,在上海山海关路的“新生印刷所”里,陈云还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彬彬有礼、精打细算的“小老板”,招揽学徒做起了小本买卖,暗地里偷偷进行情报工作。
抗战结束后,陈云前往东北,组织土地改革,发展生产,为前线浴血奋战的东北民主联军将士提供源源不断地后勤保障,堪称当代版萧何。
同时陈云还有着接收沈阳这样大城市的宝贵管理经验,让陈云挂帅上海经济战役实在再合适不过,于是“人民币保卫战”正式开打。
起初按照常规思路,既然银元暴涨紧缺,不如官方直接往市场投入银元以压低价格。
同年6月5日、6日两天之内投放了超过40万的银元被官方投入到市场,却像一滴凉水进入滚烫的开水一样,根本起不到任何效果。
陈云意识到,既有的办法不可能平息乱象,背后一定有投机商在恶意炒作抬高银元。
对上海知根知底的陈云马上把目标锁定了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上海证券大楼。
为避免打草惊蛇,陈云秘密指示先暗中搜罗违法人员名单。
等到同年6月10日当天,数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一举包围藏污纳垢的“蟑螂大本营”,收网捕鱼。
这次行动一共查抄30000多枚银元,1000多万人民币,扣押了200多名银元贩子,让银元价格在第二天就立竿见影地水泄暴跌。
一时之间笼罩在人民币头上的阴云消散了一大半,人民币首战告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场更剧烈的风暴正在生成当中。
(三)“实业误国 炒粮兴邦” 通胀吞噬新中国经济
按下葫芦浮起瓢,这边银元是压下了,可是另一边粮价、棉价、煤炭等价格竟齐刷刷地如火山喷涌而出。
因为属于方便折算的生活必需品缘故,上海全市对银元的热情转移到了大米、棉布身上。
在投机商带动下,同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份,上海纱布价格上涨接近100%,米价上涨了400%以上,有时一天之内一石米价格从5万元涨到了6.7万。
八月份九月份稍微放缓,到了10月份物价进一步上涨,全国物价平均上涨了1.5——1.8倍。
其中上海米价、纱价各自涨了3倍、3.8倍。
剧烈的物价波动让底层人民时刻处于恐慌之中,今天一月的工钱可能还能买一袋米,等过了几天可能半年的工钱都不够了。
陈云对当时的景象描述到,货币就像定时炸弹一般,人们一拿到手就“急忙换成各种物资,哪怕是生活不急需的物品也照囤不误”,生怕把纸币砸手里出不来。
正所谓“囤积居奇发家致富、实业办厂误国误民”。
难道要把全上海乃至全国的投机客一锅端,才能彻底解决掉这场祸患?
事实上,这回的通胀责任还真不能全扣到投机商头上。
49年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份,全国14多亿亩的耕地就有1.2亿亩处于受灾状况当中,4000多万人口受灾,水、旱、蝗、雹肆虐我国南北多地,造成农业产量大幅度缩减。
而激烈的战事、破损的道路交通网络无疑让剩余粮食的运输处于停滞状态,加剧了大米、棉花等物资紧缺。
例如在上海解放后一个月,不死心的蒋介石凭借自身的海军优势派出军舰封锁了长江江面,拦截200多艘运载粮食、煤炭等农业工业原料的货船,出动飞机轰炸上海码头。
最疯狂的时候,蒋介石连美国人英国人都不放在眼里,扣留数十艘英美商用船只,开炮射击美籍商船“富兰克林”号。
这对极度依赖从外国进口货物的上海来说是个相当严重的打击,全市上下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煤炭汽油省一点是一点。
除此之外,本轮通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货币超发。
随着解放军南下、全国行政机关陆续建立完善,军费行政费用开支暴涨。
据统计,1949年5月不过发行了600亿左右人民币,等到11月时这一数字飞到了5400亿,一个月后又突破了1万亿的惊天大门槛。
即使考虑到解放区域扩大、物资增加等因素,货币量在短期内增加这么多也是必然会拉高物价的。
如图所示,全国主要城市物价上涨和人民币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北京一栏,明明北京没有上海那么多的投资客,为何在物价指数上远远甩开了上海、天津等城?
实际上是因为北京作为新首都吸引了大量行政机关人员入驻,所以货币超发的问题在这里显得尤为严重。
陈云本人也承认,“此次物价上涨,除华北灾区原因外,根本原因则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
只打掉投机商,就如同清理厕所只拍死苍蝇一样,治标不治本,过不了多久通胀还会卷土重来。
(四)陈云引蛇出洞 降维打击 解决祸害13年之久的恶性大通胀
正当投机商、地下钱庄对炒作米棉获取的巨额利润洋洋得意之时,一场灭顶之灾正悄然降临到他们头上。
“即刻发”!经毛泽东、周恩来批示同意,陈云正式付诸实施他的战略方案。
首先,示敌以弱,引蛇出洞。先暂时放任物价上涨,刻意不及时出手救市,让投机商们放松警惕,以为在全国农业多灾的情况下,政府已经拿不出足够物资平抑物价,随即引诱他们大胆地增加杠杆、不惜背上自杀式高利贷也要尽可能吃掉市场上的米棉。
暗地里,陈云却已经从全国各地不声不响地运进了一车车的粮食、纱布到主要城市国营店。
其中上海国营粮店手里的粮食完全够全上海吃一个半月。
眼看时机成熟,同年11月25日这天,陈云一声令下,针对上海投机商的决战终于打响。
上海、北京、武汉、天津、西安等地无数的低价粮食、棉布、纱布如大坝崩塌般狂泻而下,一举漫灌了干旱枯竭的商品市场。
刚开始投机客们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供应多少我就购买多少,没想到这次规模滔天的供应量远远超乎他们能力范围,根本没有吃下的可能,一个个“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陈云继续加大力度,一手严打地下钱庄黑市,一手收紧国家对私人借贷业务,让投机商无法从黑白两道集资维持现金流以对抗政府。
眼看粮价棉价重重下挫没有牟利空间,被高利贷压得闯不过气的投机商只得抛售货物减少损失。
这时候投机商卖得越多,价格跌得越厉害,等于说卖不卖左右都是一个死。
不久之后,一批又一批的非法商贩纷纷倒下,或跑路香港、或自寻短见,原本浑浊不堪的上海滩一下子风朗气清。
收拾完投机商后,陈云把目光放在了彻底根治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上。
过去一年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救灾赈灾、统战包养旧政权工作人员,我国财政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光靠缓发工资之类的节流解决不了问题。
而靠增加货币来解决赤字的话,又最终会把代价打到中下层人民身上。
陈云思之再三,向中央提出了一项发行2400亿公债的计划。他具体提出,公债利率4厘,第二年就开始偿还本息,以短借短还树立政府在民间的信用。
最初有些党外人士担心公债是否会得到民间工商业者的支持,部分党内人士亦发出举债度日是否会产生不利政治影响的疑问。
但陈云不为所动,力陈利弊得失,终于中央被说服,在1950年1月发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公债——胜利公债。
公债投放之后,收到了令人惊喜的效果。
它不但吸收了社会上闲散资金,还弥补了四分之一的财政赤字,既立信于民,又最大程度地在不损害底层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保障我国财政开支平衡。
除此之外,陈云在组织恢复生产上下足了功夫,扩种粮田、棉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加上我国铁路交通陆续恢复,加速了全国各地物资的血液循环速度,物价逐步下降,人民币在人民手里中的信任度稳步提升。
截止1950年年中,汹涌肆虐13年的全国性通胀猛兽终于被关进了笼子里面,物价稳,天下安,中国经济自此从旧社会混乱不堪、千疮百孔的泥潭中了走出来。
毛泽东事后对陈云指挥的这场经济战役高兴地评价到:“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