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谈色相，我曾迂回曲折，谈到色即是空。中西理学及孔子近情的幽默，意思想把“理、性、情、欲”诸字先弄清楚。何以故？因为谈色相，就必谈到女人，而女人是最不易谈的题目。女人这题目，古今哲学都没法处置；中外宗教更堕入五里雾中。中国哲学向来称女人为祸水，可以倾国倾城。然则祸水之力，大矣哉!孔子称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意思说，女人真麻烦，亲近不得，排开又不得，所以圣人三代（子鲤、孙伋）都离婚。这就是王尔德所谓“我们和女人过活不行，没有女人过活也不行”。这都是男子的话。据女子看法，对付男人更加麻烦，近之则骄纵，远之则跑去找别的女人，养了小孩子谁管呢？可见得男人也是不好惹而偏偏不得不惹的东西。像梁鸿、孟光，能有几人？这样在两性糊里糊涂不即不离之间，理学虽然用理与欲相对，灵与肉相对，到头来，还是肉感比灵感可靠，易生效用。
我们还是慢慢地把理、性、情、欲诸字的字义先弄清楚。
张潮有言：“情之一字，维持宇宙；才之一字，粉饰乾坤。”（《幽梦影》）曰维持宇宙，则人生一切，非情不可，否则，宇宙就会垮下来。当然他所言，不仅指男女之情，而男女之情，却包括在情的系统中。伦常之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莫不先承认情感，由人情出发，求得人情之正。我们可先不断语，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又可以说，中国人最重感情。又可以说，中西哲学思路及论辩法之基本不同，就是中国重情，西方重理。理是分析的，情是综合的；理的方法在于别，情的方法在于和。理把人生宇宙剖析无遗，情必把宇宙人生整个观法，而得天地之和。西洋重理，即Reason，中国人却认为单说理不够，必须加一情字，合情合理，然后为是。
中国伦理一向就不发达。印度因明之学，到中国来，中国佛家也不觉得兴趣，不能生根或发挥。庄周所以看不起惠施、公孙龙巧辩之辈。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公孙龙“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黑白之辩，愈辩愈糊涂。因此，中国先秦就没有西方所谓“系统的哲学”，断语多，而推论的踪迹难寻。墨子能辩，别墨好辩，后来自然消灭。到了宋朝，受了佛学的影响（佛学是善于推论的），才有周濂溪诸人比较有系统的宇宙论。耶律大学，诺尔摄F．R．Northrop曾著书论中西思想之不同，就是专发挥此意。他用的名词，比较难懂，说我们中国人所见的宇宙万物，是“未曾分析的无已进行的动流”，就是“不辨不辩的天地之纯”。
这种直觉观法，西洋人常说是女人的第六官。女人常不同你辩，问她们，就说不出理由来。人之五官，在于耳目口鼻心，而五官之外，却有第六感。她们所感觉的，就是诺尔摄教授所谓“未曾分析的无已进行的动流”，而不能以耳、目、口、鼻辨之。庄子说那些“一曲之士”的专家，或持一论的学者：“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不明，不能相通。”女人反能靠第六感把他“通”了。你怎么跟她们辩？我们常说，某人的脸像广东人，或浙江人，但是再分下去，广东人与浙江人所以不同，却说不出来。此第六感也。所以太太常劝丈夫说，某人靠不住。问她何以见得，她说：“我就觉得这样。”女人说“我觉得”之时，丈夫就应该免开尊口。再辩下去，越辩越糊涂。进行无已的动流，你怎么把他切开，把他割断？
我常与钱宾四先生谈，“情”之一字，中文最特别，西文没有恰恰相符的字。宾四先生点首称善以为然。孟子“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就是一个好例。英文I Feel最近，但是不能如中文情字的普通用法。仍佛“情势”就比“局势”观察得真一点，体会得深一点。老吏断狱，也当“廉得其情”。“情状”只能译为Condition。但是Condition是死的，客观的。“情状”却是你所觉察之状，或本人所觉的状况，是比较流动的，而不甚容易用字形容的。病家情状，不能只说热度多少，血压多少，以数字表出。在英文也只好用Condition一字表出。“觉得比昨天好”，“觉得不好”，如此而已。“下情不能上达”，也就是下民所感觉而已，不一定在物质方面，可以数字表出。
中文“国情”、“军情”、“民情”，都不容易翻，而“情趣”（“笔情墨趣”，“闲情逸趣”），“情调”，多半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大概，虽然“滥用其情”有不好处，而“情趣”、“情调”、“情意”、“盛情难却”、“情见乎辞”大半都是指好的。这也是中国人重情之体会所生出来的名词。宋人好言理，故东坡谓文与可（文同）画竹得竹之理。后人又多讲“画理”，其实还是画万物之情态。画画必先画物之情态然后可。子思所谓“尽物之性”更加切合。性便是性情。所以我说，“情”字是中文最好的最重要的一个字面。所以我最好庄子“安其性命之情”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