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以远，涛声依旧。浩荡长江的朵朵雪浪和姑苏城外寒山寺的记钟鸣，永远承载着一种磅礴力量、无限憧憬、诗情画意，唤醒一份不畏世路坎壈的激昂意绪。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家、词客、画匠，留下的琅琅上口、传唱不衰的名笔、名墨、名唱不胜枚举，牵引世人的目光穿过弥漫不散的岁月风烟，顾盼一个又一个的旷代人杰的英姿与风韵，急欲投步去再蹈足印叠加的前贤们曾经驻留过的岸畔现场，去陪伴那些孤傲又凄凉的飘然踪影，去感受一味“遥想公瑾当年”的豪迈，威猛，旷达，以及不甘、且已不受羁绊的轻松、自由和欢愉。
自古至今，文学家凭自身作品公证才能，折射旅程，诠释生涯，并在历史长廊中安置一尊优雅的自我塑像。因此，读者不妨去翻阅历代词章，例如宋代苏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既是他们毕生词章制作的巅峰状态，也是历朝历代词坛的至尊墨宝，他们脱俗攀高的创作秘辛，当然值得有志书写者不嫌重复地拓展考究。
苏轼，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尖人物，货真价实的“全天才”，他的书写影响力和人格号召力，堪称双峰对峙，缠云绕雾，是一道无以伦比的今古奇观。南宋俞文豹《吹剑录》有一段文字：“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杨慎与苏轼相比，当属次一级人选，在现今各种《中国文学史》版本中，杨慎不像苏轼专辟章节重点介绍，对他要么只字不提，要么寥寥数语。不过，在民间文学的口语版“龙门阵”中，他依然被纳入一个个茶余饭后即兴发挥的散心话题，也算一个不凡人物。就杨慎而言，仅凭罗贯中《三国演义》援引他的天纵才笔《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作开篇词，已算扬名立万的珍贵因缘，疾奔名利场的俗手笔们即令穷尽一生，只配享受望尘吞灰的末流际遇。
苏轼与杨慎身世颇有几分相近，他们皆家境优渥，借助科举荣登龙榜，炫目朝野，名动一时，也因不合时宜难为皇室包容，先后被隔代君主归类为“眼不见，心不烦”的“头痛族”，均被降旨逐出皇城，流放边远，又在民间播扬不可遮蔽的鹊起声誉。相比之下，苏轼是苦于朋党倾轧，被人诬指设陷，坠入厄运；杨慎则是自视清高，用力过猛，鲁莽逾越常规的边际线，仅留昙花一现的辉煌纪录，他未曾明白一个纠结不清的潜规则：在“朕即天下”的封建朝代，帝王的私事即是公事，家事即是国事，轻率出头，逞才挑事，只能自酿一场不虞之祸。即便如此，苏、杨二尊词章的代表作，亦不乏共同之处，其一、都是面对同一条长江的歌吟，都有生不逢时之日的悲慨与大彻大悟后的释然；其二、他们的灵感俱经万里长江的滚滚波涛迎面启迪，顿悟逝水难留，世事无常，明知前程无补，尽抛幻想，豪饮苦酒，彻底摆脱忠君恋朝的虚妄与浮浪，解开一副思想桎梏，痛快抒怀四合八荒，终于抵达“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其三、他们都勘破一个“天机”：岁月如大江，年复一年泥沙俱下的冲荡，不单淘汰渺小，也包括庞大，什么神龛里的高高在上，圣殿中的煌煌在供，一切涂金抹粉的泥塑木雕与坐地抬价的自设牌位，无一能得以局外置身的幸免和法外逍遥的安泰。其四、他们吟唱的“词眼”或情感的“爆发点”，彼此相似、相通，皆视荡涤胸次、冲洗污垢、化解遗憾、慰藉苦痛的大江波涛为故人挚友，亮嗓吟唱思接千载的心灵鸣音。显然，杨慎作为一个后来者，对前贤苏轼倾慕神追，词道亦步亦趋，下笔别开生面。请看，苏词的开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杨慎则异曲同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后者虽晚生四百余年，却与前者声息相通，心心相印。当然，他们的词风亦有差异，苏轼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佛系”的兼容并蓄，流露建功立业的蓄心渴望和不甘平庸放达狂狷；杨慎的眼界更注重现实，以道家的“无为”和自身的“无奈”驾驭文笔，倾诉是阑珊收局的淡泊情愫。同时，苏、杨二尊，都借助认领和承受一场逆来顺受的宦海沉浮——富贵的被剥离，地位的被下坠，运程的被波折，完成一次“涅槃”重生的艺术再造向上攀援。在失意之最，他们先后依朝序、代序、时序、事序，分别不约而同，不期而至，踟蹰于长江岸畔，告别旧我，迎来新我，不妨换一句话，长江是他们的恩师，江流是他们的福源，召唤或吸引着他们的脚步，每每不分昼夜的流连忘返，屡屡受益于殷勤浪花的现场启迪，一而再、再而三地赐教良多。
苏、杨二尊，为什么恰好在最落泊之地、之日，写出平生最好的燃情之作，这印证了杜甫“文章憎命达”和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彻骨喟叹。为什么呢？苏、杨显达之日，皆属依附皇室的“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仗皇伞荫护、皇粮饱腹，循规歌功颂德，蹈矩照本宣科，尽天经地义的下臣本分。由此，皇权、皇威垄断和驯服他们的思维与灵性，鹦鹉学舌是遵君臣之道、行尊卑之礼的前置选项，所以，他们囿于置身处境，难以写就感动民间的真情词章。苏轼20岁进士及第，可谓春风得意；26岁写出策论《留侯论》，实属出手不凡。那时，苏轼还是一只“不畏虎”的“初生牛犊”，尚未囚心于精神藩篱，英气勃发，笔力雄健，他视汉朝重臣张良视为立身榜样，作文闪烁卓见：“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字里行间，日后能安适逆境的定力已初显端倪。他评判刘、项胜负，视角独到：“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他抽丝剥茧：“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对韩信得意忘形，他亦叹息不已：“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苏轼长于诗书，精阅史籍，识见何其聪慧剔透？当他结束顺境，羁绊逆旅，悟性洞观精微，妙思迅若闪电，见解之透，才情之盛，令人刮目视之。杨慎宦海生涯只在转瞬之间，初试锋芒即一蹶不振，与苏轼久经磨砺、饱尝沉浮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杨慎的诗文短缺苏轼丰饶阔绰、宠辱泰然的贵族气韵，自在情理之中。其实，任何人的书写，难免带有独具的阅历底色和天质痕迹。这一点，马克思早就一语道破道——“存在决定思维”，生存环境从来就悄然亦公然发挥独具作用，左右着一盘又一盘人生棋局的输赢与成败。
苏轼以仕途的一败再败，成就了文事的一胜再胜；宫廷侯门的一冷再冷，呼应了文心词情的一炽再炽。当他被贬到黄州时，身价与庶民只差一层还糊着的“窗户纸”。为了保障一家人的生存必需，他挥锄弓腰在一匹“东坡”垦荒种庄稼，植蔬菜，饿了不拒餐野菜、野果，冷了不择旧衣、破袍，醉了不计较躺漂舟、裸石，身贱如蚁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听天由命。家境窘困几近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皇权威摄、道统约束与之合拍一扫而光、一无所碍，文事大盛便宿命地按“苏氏规律”而光焰万丈。身转境迁，苏轼倾听到底层民众的痛苦呻吟，他对“上流社会”的虚伪与豪横，怀有不动声色的极度鄙夷，或许，他应当庆幸皇室用利刃割断了一条君臣之间人身依附的联系纽带，以谋生的自力支撑起人格的独立，从此激活一种本来、本色、本真的个性表达，以亲近自然、开悟神谛、直抵心室的人的美妙发声，去赢得万万千千颗质朴心灵的认可与共情。若以千载为单元去细算一笔大账，苏轼无疑所得贵于重于多于所失，他心知肚明却喜怒不形于色，升腾一轮睿智的太阳横扫阴霾，无所欲，无所求，无所惧，无所忧，潇洒挺脊于天地之间，敞亮一副美轮美奂的好嗓门，去死生不计、宠辱不惊的为人间放歌，他不再理会恶人们制造的般般事故，去津津乐道“千古风流”演绎的则则故事。而与白发渔樵相逢于江渚上的杨慎，效仿苏轼去为秋月接驾，为春风举杯，以原野芬芳祛除豪门臭浊。当苏、杨二尊扔掉官袍，回归常人，走向民间，他们的作品从此突破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疆界镇守，不分国籍、种族、肤色、语系地属于全人类。
苏、杨二尊的词章，是长江之歌，生命之歌，是世间正道与心灵诉求的完美结晶，它们能超越种种人为屏障，亦不受时空的限制。确信吧，那些生不逢时的旷世天才们，终归将大展如意真身，轻松爽快地抖掉衣衫尘埃，鞋底泥屑，跃上一朵彩云作天舟，随心所欲地直奔浩瀚无垠的无量星系。而那些欲壑难填、穷奢极恶、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达官巨贾，尽管他们曾经侥幸得志与得手，个个乘坐宝马、金骆驼而威风八面，却断无丝毫可能赢得挤进一个通往永恒的神奇“针眼”的通关机遇，最终化作一堆堆连寒鸦、恶隼、毒蚁也鄙夷的抛荒骷髅，后世需要用量子望远镜和无限放大镜，才可以在忘川中搜索到一个模糊难辨、不屑挂齿的渺小名字，这诠注着缜密的逻辑推理，关乎前“因”、后“果”的“万古定律”，得出的结（定）论既无情又温馨，淋漓尽致地宣示着无法抗拒的“宇宙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