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2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我们隐居的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应该是关于政治的，只不过因为这个话题我个人不太感兴趣，所以大多时候不说也罢。所以我今天的这封信就全都用来谈谈政治吧。
毫无疑问，关于这个话题要说的话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眼下这种艰难的时刻，要说这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倒也不无道理，但是，为此没完没了的争吵却是非常愚蠢的。
他们可以沉思、大笑、诅咒、咕哝，爱怎么做都随他们的便，全当他们自作自受，只要不吵架就好，因为那结果实在太糟糕了。
从外面进来的人总会带来大量不真实的消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收音机却没有骗过我们。亨克、梅爱朴、库菲尔斯、爱丽和克莱勒都曾经沸沸扬扬地展示过他们的政治见解，只是亨克说得最少而已。
在“密室”里，有关政治的感受从来都是一样的。在围绕反攻、空袭、演说等问题上无数的争执中，人们听到的无非是“不可能”，或者“要是他们现在才开始那还要延续多久啊？”要么就是“太精彩了，一流的，好极了！”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有哩——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永远满怀激情地发表自己观点的现实主义者们，就像对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会儿是某某得罪了他的夫人，因为他发表了对英国不相称的见解，一会儿是某位绅士攻击他的太太，因为她对他钟爱的国家充满了调侃和贬损之词。
他们似乎从不知疲倦，我发现争论的效果是惊人的，就像拿根针对着某人戳一下，然后就等着看他怎么蹦吧。我就是这么做的：只要提起政治，一个问题、一个词语、一句话，他们立刻就炸开了！
似乎德国国防军的新闻公报和英国BBC还不够似的，他们现在又引入了“空袭特报”。一句话，精彩极了；但另一方面又让人大失所望。英国人正马不停蹄地忙着他们的空中打击，跟德国人忙着说谎一样地有热情。所以广播从早晨一打开就全天24小时响着，一直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到十一点还有人在听。
这显然表明大人们有无穷的耐心，但也同时表明他们大脑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当然也有例外——我可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每天两条新闻不就足够了吗！但这些老鹅们，哎，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管是劳工台，还是“奥兰制”电台，弗兰克·菲利浦斯还是威廉米纳女皇陛下，他们全都挨着个儿听，而且总那么专心。只要他们不是在吃东西或睡觉，他们就一定会坐在收音机旁谈论着吃的、睡觉和政治。
喔！真够烦人的，要想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老呆子还真不容易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政治对父母们的损害更大的了！
但我得讲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外——我们敬爱的温斯顿·邱吉尔作的演讲简直可以说是完美。
星期天晚上九点。茶泡好了，上面蒙着暖罩，客人依次就坐。杜塞尔紧挨着收音机的左边，凡·达恩先生在正前方，彼得在他边上，妈妈挨着凡·达恩先生和凡·达恩太太坐在后面，皮姆坐在桌子边上，旁边是玛格特和我。先生们吞云吐雾；彼得因为听得紧张，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妈妈穿了一件深色的长便服；凡·达恩太太因为飞机而瑟瑟发抖，它们只管愉快地飞向埃森却顾不上下面的演说了；爸爸呷着茶；玛格特和我俨然以姐妹般的姿态紧挨着正在睡觉的木西，它愉快地独霸了我们两个人的膝盖。玛格特的头发上夹着发卷；我穿着睡衣，太小、太窄又太短了。
这情景是那么亲密、舒适、安详，眼下正是这样。但我却怀着恐惧等待着一贯的结果。他们简直就等不到演说的结束，就会跺起脚来，赶紧开始讨论。不，不，不，他们就这样你刺我戳，直到好好的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吵。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关于政治我还能写很多，可今天我还有一大堆别的事情要跟你说。第一，妈妈似乎要禁止我那么频繁地往楼上跑了，因为在她看来凡·达恩太太吃醋了。第二，彼得已经邀请玛格特上楼和我们一起玩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礼貌还是他真有此意。第三，我去问爸爸，在他看来我有没有必要在意凡·达恩太太的嫉妒，他却不以为然。还有什么哩？妈妈很烦躁，可能也有点嫉妒。爸爸却不会因为我们最近常待在一块儿就吃醋，还觉得我们相处得那么好是件好事。玛格特也喜欢彼得，但却认为两个刚好，三个太闹。
妈妈认为彼得爱上我了。说实话，我还真希望他这样哩，那我们就扯平了，也真的可以互相了解了。她还说他老盯着我看。这有什么？我想那是真的吧，他看着我的酒窝并冲我眨着眼睛，你说能怪我吗？
我现在的处境很艰难。妈妈跟我过不去，而我也跟她过不去；爸爸闭起了眼睛，装着看不见我们之间无声的战斗。妈妈很难过，因为她的确爱我;而我却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彼得哩——我可不想放弃彼得，他实在是个可人儿。我太仰慕他了，这一定会在我们之间滋生出某种美丽的东西的。为什么这些老家伙们什么时候都要把鼻子往里面伸呢？幸亏我已经非常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感情，我做得太好了，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我对他有多疯狂。他会不会说些什么呢？我会不会终有一天感受到他的脸贴着我的，就像我在梦中感受彼得的脸一样呢？噢，彼得和彼得尔，你们就是一个人啊！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又怎么会明白我们只是坐在一起却不说一句话的快乐呢？他们不懂我们怎么会只是这样子，就那么想待在一起。噢，所有这些麻烦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但真要能战胜这些困难该多好啊，最终的结局将会有多么美妙啊。当他闭着眼睛将头枕在胳膊上躺在那儿的时候，那样子真的还是个孩子；当他和木西玩耍的时候，他有多么可爱；当他扛着土豆或什么很重的东西的时候，他又那么强壮；当他跑过去观看射击的时候，或者在黑暗里寻找盗贼的时候，他多么勇敢；而当他那么尴尬和笨拙的时候，那样子真是个小可怜。
我喜欢他向我解释什么，远远胜过我教他。我真的希望能在一切事情上都把他看成我的统帅。
对那两个妈妈，我们又有什么好介意的呢？噢，真希望他开口说话啊！
你的，安妮
1944年3月29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伯克斯泰因，一位部长，从伦敦借荷兰电台发表了讲话，他说他们会在战后收集各种日记和信件。当然了，看到我的日记他们立刻会狂奔过来的。想想吧，假如有一天我出版了一本有关“密室”的传奇小说该多有意思啊。单这题目就足以让人们把它看做一部侦探小说了。
不过说正经的，要是战争结束，十年后让我们犹太人再来讲讲我们曾经是怎么生活的，吃的什么，聊的什么，那一定挺滑稽的。虽然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但其实你对我们生活的了解还是很少。
空袭期间女士们真的害怕极了。比如说星期天，350架英国飞机在埃伊姆顿上空投下了将近50万公斤炸弹，房屋就像风中的野草一般在摇摆和颤抖，谁又晓得眼下有多少传染病正在流行。这一切你完全无法知道，要是我把什么都详细地告诉你，那我就非得一天写到晚不可。人们只能排队买菜和各种其他东西；医生无法去探望病人，因为只要他们在车上稍微一转身就会被偷；夜贼和小偷猖獗，多得让你不得不去怀疑一向保护我们的荷兰人怎么会一夜间都变成了小偷。八九岁的小孩子会砸烂人家的窗户，偷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谁都不敢在没人照看的情况下离开家哪怕五分钟。因为只要你一走，你家的东西肯定也跟着走。每天报纸上都有大量的告示，悬赏追缴丢失的财物，打字机呀，波斯地毯呀，电子钟呀，布匹呀，等等等等。马路上的电子钟全都给拆掉了，公用电话也都给扯得稀烂——直到最后一截线头。民众的士气不可能高昂，除了咖啡替代品之外每个星期的配给都不足以用两天。反攻的到来遥遥无期，男人又都得去德国。小孩子们都生了病或营养不良，每个人穿的都是旧衣服旧鞋子。一双新鞋在黑市上要7.5盾。更要命的是几乎没有鞋匠还会做修鞋子的生意，要么就是做了你也得等上四个月，这期间鞋子往往早就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这一切当中还有一件好事，那就是随着食物越来越糟糕，防范老百姓的措施也越来越严厉，反对政府的怠工也就日益高涨起来。食品分配处的人、警察们、政府官员们，他们要么跟他们的同胞一起干活并帮助他们；要么告他们的状，把他们送进监狱。幸运的是只有很少一部分荷兰人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你的，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