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24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我碰到了一件事情，换句话说，我又很难说它是件事情，但我觉得这实在有点疯狂。过去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只要有人说起性方面的问题，不是让人觉得神秘就是恶心。任何只要跟这方面沾点边的话都会小声地说，而且要是有谁不明白，他准会招人笑话。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人们一讲起这些事情就一定要显得那么神秘和令人讨厌的样子呢？”可是因为我知道我是无力改变什么的，所以只好尽量把嘴闭上，要么偶尔找女朋友问个究竟。后来我已经知道了不少，也跟我的父母说了不少，妈妈有一天这样对我说:“安妮，我来给你出个好主意，千万别跟男孩子说起这个话题，要是他们找你说就不要回答。”我对当时的回答还记得特别清楚：“当然不会了！那还用说！”至今我都这样。
我们最初来这儿的时候，爸爸常常跟我讲一些本来真希望从妈妈嘴里听到的事情，其他的都是从书上学来的，要么从人家的谈话里捡来的。彼得·凡·达恩从来都没有像学校里的男孩子那样令人讨厌过，可能最开始有过那么一两次，但他绝对不会故意引我讲话。
凡·达恩太太跟我们讲她从来都没有跟彼得讲过这些事情，据她所知她丈夫也没有。很显然她根本就不知道他究竟知道多少。
昨天当我、彼得和玛格特一块儿削土豆的时候，不知怎么的话题转到了木菲身上。“我们还不知道木菲的性别呢，是吗？”我问。
“当然知道，”彼得回答。“他是公的。”
我开始笑了：“公猫也会怀孕，真是太棒了！”
彼得和玛格特也对这个傻错误哈哈大笑起来。你知道吧，两个月前彼得曾经宣称木菲很快就要有家庭了，它的肚子一天天明显地大了起来。不过那种胖好像是因为吃了许多偷来的骨头的结果，因为小猫咪不可能在她肚子里长那么快啊，更别说露面了！
彼得当然要为自己辩护：“就是，”他说，“你可以跟我过去自己看。有一次我跟他玩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他是只公猫。”
我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跟他去了仓库。不过木菲当时并没有打算接待客人，哪儿也见不着。我们等了一会儿，都开始着凉了，就再次去了楼上。到了下午我听到彼得第二次下楼的声音。我鼓起浑身的勇气一个人穿过安静的房子，到了仓库。木西就站在包装台上正和彼得玩着哩，彼得刚用天平给它称完了体重。
“你好，你想看看他吗？”他根本就没有绕什么弯子，拎起那个小家伙儿就把他翻过身来，非常熟练地握住他的头和爪子，教学开始了。“这就是雄性生殖器，这边是几根杂毛，这边是他的屁股。”猫又朝另一边翻了个身，用它的小白爪子一骨碌爬了起来。
换了任何别的男孩，要是他给我看“雄性生殖器”，那我绝对不会再理他了。但彼得全然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论着这个本来会令人尴尬的话题，没有任何让人不快的意思，最后居然让我也放松下来，也变得若无其事了。我们一起和木菲玩，自己逗自己开心，一块儿聊天，然后闲荡着穿过大仓库，走向大门。
“一般我要是想知道什么，我会到书里去找。你呢？”我问。
“干吗费那个劲，问上头就行了。这种事情我爸知道得比我多，经验也比我多。”
这时我们上了楼梯，所以我赶紧闭上了嘴。
“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正如布莱德诺（荷兰作家）所说。确实如此。和女孩子我反倒不会那么自然地讨论这些事情。我也敢肯定当妈妈告诫我不要跟男孩子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意思。当天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自己整个儿换了个人。当我回想我们的谈话，还是觉得怪怪的。但起码有一件事情我比从前懂得更多了，那就是年轻人——甚至跟异性在一起，真的可以非常自然地谈论这个话题而不会相互取笑。
我不知道彼得有没有真的跟他父母问过那么多东西。在他们面前他会跟昨天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样诚实吗？
啊，这我又怎么能晓得呢！
你的，安妮
1944年1月27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最近我迷上了家谱和皇族的血系表，得出的结论是，一旦你开始了，你就想深深地钻进去，而且会不断获得有趣的新发现。尽管学业上我特别勤奋，现在听广播也完全能跟得上“英国家政”了，但我还是把许多星期天贡献给了整理和欣赏我那一大堆有关电影明星的收藏，现在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
我特别感激克莱勒先生每到星期一就会给我们带来《电影和戏剧》。尽管这种小礼物总会被这个家庭中那些不那么庸俗的成员们称做浪费钱，但每当我能准确地报出某部电影里谁是谁——甚至都过去一年了，这总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爱丽在她不上班的时候常常会跟她的男友去逛电影院，她总会把每个星期的新电影名字告诉我，而我就会一口气讲出那些电影里出现的影星们的名字，连同对这些电影的评论。不久前，妈妈说我以后根本用不着去电影院了，因为无论情节、影星的名字以及电影评论，我都能背下来。
要是有一天我做了个新发型，光彩照人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们一定不会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我也能肯定一定会有人问我是跟哪个迷人的影星学的。如果我回答说纯属自己的发明，他们也只会半信半疑的。
但要想保持那个新发型可不容易——其实顶多不过半小时，很快我就会因为厌烦人们的说三道四而迅速冲进洗澡间，恢复我那头正常的家庭——院子——厨房式发型。
你的，安妮
1944年1月28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今天早晨我问自己，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很像一头母牛，总是要把那些过了时的新闻嚼了又嚼，最后大声地打着哈欠，默默地希望安妮偶尔也能挖掘点儿新东西出来。
怎么说呢，我知道你有时候觉得很乏味，但你也设法替我想想，每当那些老母牛又不得不被拉出水沟的时候，我有多恶心。要是吃饭的时候谈的不是政治或好吃的东西，那妈妈或凡·达恩太太一定会抖搂出她们年轻时的老故事，都是些我们以前就听了好多遍的;要么就是杜塞尔来咕哝他妻子丰富的收藏、漂亮的赛马、漏水的赛艇，还有什么四岁就会游泳的儿子们、肌肉方面的疼痛和神经病人。一番喧嚷过后，结果总是这样的，要是我们八个人中还会有谁张嘴，其他的七个人就能帮他把话讲完！我们全都能一开始就知道每个笑话的高潮，只有讲笑话的人自己笑自己的风趣了。从两位前家庭主妇口里蹦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送奶工、售货员和屠夫早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长了胡子了，他们不是被夸上天就是被撕成碎片。谈话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还会是新鲜的或没听过的。
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当库菲尔斯、亨克或梅爱朴在场的时候，这些大人们仍然像平时那样没完没了地将他们那些琐碎的故事，再加上花哨的架子和装饰，有时候我只有在桌子底下掐自己的胳膊才能忍住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像安妮这样的小鬼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可能比大人懂得多呀，可他们犯了多少荒唐的错误啊，他们那些不着边际的想像又跑得多远啊。
我们最喜欢听库菲尔斯和亨克谈论躲起来的人们和地下活动。他们很懂得我们的心思，知道只要是跟其他躲起来的人有关的一切都会特别让我们感兴趣的，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们总在内心深处与那些被抓走的人们同苦难，与那些被解救的犯人共欢乐。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躲起来或者“地下”这类说法了，就像从前的日子里习惯爸爸搁在炉火前烘烤的卧室拖鞋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比如“自由尼德兰人”，他们会帮助地下的人伪造身份证，给他们钱，寻找藏身的地方，给藏匿中的年轻人找活干，这些人所做的工作是多么高尚和无私啊，他们完全是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帮助和拯救别人。帮助我们的这些人就是特别好的例子。他们带着我们历经磨难一路走来，我们希望他们还能把我们安全地带到陆地。他们本来完全有可能遭受和其他那些被搜捕的人们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为我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来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个累字，从来没有谁抱怨过我们给他们添的种种麻烦。
他们每天都会上来，跟男人谈生意和政治，跟女人谈食物和战争时期的困难，跟小孩子谈报纸和书籍。他们脸上总挂着最灿烂的笑容，每逢生日或各种节假日他们总会带来鲜花和礼物，随时准备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或许别的人会在战争中或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中展现出英雄气概，但我们的这些帮助者们却以他们的欢乐和情义展现着英雄气概。
可怕的故事到处在传播，但它们大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比如说，库菲尔斯这个星期告诉我们，在戈尔德兰有两只足球队踢了场比赛，一方是清一色的“地下”成员，而另一方则全由警察组成。希尔韦瑟姆正在发放新的配给本。为了方便更多藏起来的人们领取配给，官方给该地区的那些人发出指示，让他们在特定的时间过去领，这样他们就能从一个单独的小办事处那儿领到必要的证明文件。但他们仍然要非常小心，任何不慎的举动都有可能传到德国人的耳朵里。
你的，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