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27日 星期四
亲爱的凯蒂：这样的争吵让整幢房子都在打雷！妈妈和我，凡·达恩一家和爸爸，妈妈和凡·达恩太太，每个人都在生着别人的气。真是热闹啊，不是吗？安妮身上惯有的缺点再次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沃森先生已经住进了贝宁加斯休斯医院。库菲尔斯先生已经康复了，出血比以前恢复得早。他告诉我们户籍处又被消防队蹂躏了一通，他们不仅灭了火，还把整个地方也淹了。我真高兴！
卡尔顿旅馆被砸得粉碎。两架载着燃烧弹的英国飞机精确地轰炸了德国军官俱乐部。韦泽尔路和辛格尔路相接的整个街角都被烧毁了。针对德国城镇的空袭也一天比一天猛烈。我们没有过过一个安静的夜晚。因为睡眠不足我的眼圈都黑了。我们的食物糟透了。干面包和咖啡勉强作了早餐。连续两个星期晚饭吃的都是菠菜或莴苣。土豆已经长成了20公分长，吃起来甜甜的，烂兮兮的。谁要是想减肥真应该到“密室”来！楼上的人抱怨得特别狠，我们倒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所有在1940年打过仗或被动员的男人都被当做战俘，去为“元首”效力。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抵抗盟军反攻了吧。
你的，安妮
1943年5月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凯蒂：跟那些没有躲起来的犹太人相比，我总认为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天堂。即便如此，将来等到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只要想想我们在家里那么干干净净的人却曾落魄到这样的地步，我也一定会感到震惊的。自从到了这里，我们的台子上就总铺着同一块油布，因为用得特别多已经变得特别脏。说实话我经常想把它擦干净，可抹布也特别脏，已经破烂不堪。那张桌子也实在见不得人，尽管擦得还特别地勤。凡·达恩一家整个冬天都睡在同一张法兰绒毯子上;这里没法洗，因为肥皂粉供应不足，再说质量也不够好，爸爸整天穿着已经磨破了的裤子到处跑，领带也已经露出了要退休的迹像。妈妈的胸衣今天断了，已经旧得没法补。而玛格特的胸罩比她现在实际需要的小了整整两号多。
妈妈和玛格特整个冬天一直共用着三件背心，而我的也小得挡不住肚皮。
当然了，这些还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不过我也还是常常会诧异地问自己：“像我们这个样子，穿得破破烂烂地到处跑，从我的短裤到爸爸的须刷，将来怎么还能回到我们战前的生活水平呢？”
昨晚我进行了大清理，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到了一起。今天我把最要紧的东西都装进了一个箱子以备出逃。但妈妈说得千真万确:“你又能往哪儿逃呢？”整个荷兰都因为各地爆发的罢工遭受着惩罚。所以大家都要面临被围困的局面，每个人连一张黄油配给票都摊不到。多淘气的小鬼呀！
你的，安妮
1943年5月18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我亲眼目睹了一场英德之间的空中大战。倒霉的是有几个盟军士兵不得不从燃烧的飞机上跳下来。我们的牛奶工，他住在哈夫维格，看到四个加拿大人坐在路边，其中一个人能讲流利的荷兰语。他跟这个牛奶工借火点香烟，并顺便告诉他机组人员一共有六个。飞行员被烧死了，第五个人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了。德国警察过来缉拿这四个非常结实的汉子。我真诧异他们经历了那么可怕的跳伞运动之后还能保持那么清醒的头脑。
虽然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了，我们还是得隔一天就生上火，把蔬菜皮和垃圾烧掉。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在垃圾箱里，因为我们总要提防着那个仓库管理员。一丝的疏忽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无论想要获得学位还是继续就学的学生今年都要被迫在同情德国人的文件上签字，还要表明赞成“新秩序”。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拒绝违背自己的良心和信仰，他们自然也要为此承担应有的后果。所有拒绝签字的学生全都要去德国的劳动营。如果都去了德国干辛苦的体力活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还会剩下什么呢？妈妈昨晚关上了窗户，全都因为外面的炮击声；我睡在皮姆的床上。突然上头的凡·达恩太太从床上蹦了起来，就好像木西咬了她一口似的。紧接着是一声很响的拍击声。听上去很像是一颗燃烧弹落在了我的床边上。我尖叫着：“亮，亮！”皮姆打开了灯。我满以为几分钟之内房子就会烧起来的，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全都跑上楼去看个究竟。凡·达恩夫妇已经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一片红色的火光。他以为隔壁起火了，而她却以为我们的房子起火了。拍击声响的时候凡·达恩太太已经磕碰着膝盖下了床，但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于是我们全都又爬进了各自的被窝。
刚刚过去一刻钟，炮击声再次响起。凡·达恩太太立刻弹了起来，冲下楼跑到杜塞尔先生的房间，想从他那儿寻求在她自己的夫君那儿找不到的东西。杜塞尔接纳了她：“到我床上来吧，我的孩子！”一番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枪炮声烦不着我们了，我们的恐惧也消散了。
你的，安妮
1943年6月13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爸爸写给我的生日诗真是太好了，因为皮姆通常都用德语写诗，玛格特便自愿作了翻译。你自己来判断玛格特的活儿干得漂不漂亮吧。对过往的事情一番总结之后，诗是这样继续的：虽然你是这儿最小的，但你不再年幼，从小到大生活对你太艰苦。
每个人都想做你的老师：“我们有经验，听听我们的吧。”
“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早就做过。”
“大人总是好人，你一定要知道。”
生活从来就这样！
我们自己的缺点微不足道，别人的缺点总会被放大。
请和我们一起忍受吧，我们都是你的父母因为我们要为你含辛茹苦。
有时你不愿听批评，好像良药总苦口，要想太平大家一定要忍，直到时间把痛苦都抹平。
你整天读书又学习，谁愿意过得这样痛苦又难受。
你从不厌倦地让我们开心，顶多哼两声：“我能穿什么？
我没有短裤衣服都太小，腰带常常露在背心的外头穿上鞋子就等于要割掉脚趾头，噢，天哪，我的烦恼怎么这样多！”
还有一小节关于吃的玛格特译不出来，我也就省掉了。你觉得我的生日诗好吗？我可是被宠坏了，收到了许多可爱的东西。一本大块头的书是我最喜欢的题材——希腊罗马神话。糖果也很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储备里搜刮了一通。作为躲藏中的大家庭里的本杰明，我实在是受宠若惊。
你的，安妮
1943年6月15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我常常觉得那么多无聊的唠叨一定让你烦透了，少给你写些信一定会让你高兴的。对接下来的新闻我就尽量简单点吧。
沃森先生的十二指肠溃疡终究没有做手术。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的确切开了他的肚子，但医生看到的是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没法再做手术。所以他们又帮他重新缝起来，留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给他吃好的，最后再把他送回家。我特别同情他，我们现在不能出去真是糟透了，要不然我肯定会经常去看望，好让他快活快活。好心的老沃森不能再让我们随时了解外面发生的一切真是个灾难，以前他总会把在仓库里听到的一切随时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帮手，是我们的安全顾问，我们的确非常想念他。
下个月就轮到我们上缴收音机了。库菲尔斯在家里私藏了一台小号的，他会让我们用它来取代我们自己的大号飞利浦。不得不交出我们心爱的收音机实在是丢人，但对于一个躲起来的家庭，无论什么情况谁也不敢乱冒风险引起当局的注意。我们会在楼上使用那台小收音机。对躲起来的犹太人来说，除了私藏的钱，私下的买卖，我们又添了一台私藏的收音机。大家都在想着法子随便弄一台破机子交上去而不要失去他们的“勇气之源”。真的是这样，每当外面传来坏消息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的神奇的声音总会帮助我们保持斗志，不停地高喊：“抬起头，挺起胸，美好的日子一定会来临！”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1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凯蒂：又要回到已经讲了无数次的“教养”问题上来了，说实话我真的非常愿意成为一个让大家觉得能帮忙、友好、乖巧的人，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责骂的大雨能够转为夏天的细雨就行。在你不能忍受的人面前讲究自己的言行实在是挺困难的，尤其是当你说什么都并没有往心里去的时候。不过我确实发现有时候装一点点假情况就变得好多了，用不着总是把我心里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每个人（虽然也没有人曾问过我的看法或者在乎过它）。
我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可又实在不想面对某些不公正忍气吞声，所以长达四个星期以来除了围绕我这个全世界最不知羞耻的丫头喋喋不休之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了。你是不是也觉得有时候我就该招别人抱怨呢？幸亏我不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否则我就不可能有好脸色或者好心情。我已经决定把自己的速记课先放一放，不仅可以为我其他的课程腾出更多的时间，还有我眼睛的原因。真不知怎么弄的我的眼睛已经近视得很厉害了，按道理早就该戴眼镜了（呜，多可怕的猫头鹰啊！），可你晓得的，既然人都躲起来了又怎么能配眼镜哩。昨天大家全都议论着安妮的眼睛，因为妈妈提议要库菲尔斯太太带我去看眼科医生。听到这话我的脚趾头扭个不停，这可不是件小事情。出门，你想想看吧，走到大街上——我连想都不敢想！刚开始我都快吓呆了，过会儿才高兴起来。但事情并不像想像的那么容易，因为大家在这件事情的可行性上没法迅速达成一致的意见。所有的麻烦和风险都必须预先仔细权衡，只有梅爱朴认为可以直接带我去。
与此同时我从橱柜里取出我那件灰色的外套，可它实在太小了，看上去就像是我妹妹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会出什么事儿，不过由于英国人已经在西西里登陆，我看这计划恐怕也没法实现了，爸爸又成天在盼望着“速决”了。
爱丽给玛格特和我安排了不少办公室的活儿，这既让我们觉得自己挺有用，同时也能帮她的大忙。写写回信、做做销售记录本来是谁都能干的事情，可我们却显得特别吃力。
梅爱朴就像一头货驴，整天要搬运好多东西。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们弄些蔬菜，所有的东西都用食品袋装着骑自行车运过来。我们总在盼望着星期六，因为那时我们的书就来了。就像小孩子收到礼物一样。
一般的人是根本不懂书籍对我们这些关起来的人的意义的。读书、学习和听广播就是我们的乐趣。
你的，安妮
1943年7月13日 星期二
亲爱的凯蒂：昨天下午，在爸爸的允许下，我去问杜塞尔能不能请他好心地（够礼貌的吧）允许我每周两个下午使用我们房间里的那张小桌子，时间是从四点到五点半。我每天两点半到四点都坐在那儿，杜塞尔一般在睡觉，而所有其他时间无论这个房间还是那张桌子都是禁止我入内的。在我们公共的大房间里事情实在多得没完没了，根本就不可能在那儿干我的事情，再说，爸爸有时候也喜欢坐在写字桌旁工作。
所以这应该是个很合乎情理的要求，要求提出得也十分礼貌。现在你就听听这位博学的杜塞尔是怎么回答的吧:“不行。”就这么一声“不行”，我气死了，决不想就此罢休，所以就追问他“不行”的理由。可我还是被一大堆刺耳的话给挡回来了。这就是他发出的那一串连珠炮:“我也要干活，要是我下午不能干活，那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我必须得完成任务，否则我就前功尽弃了。不管怎么说，你又干不了什么认认真真的事情。你的那个神话，现在算什么活啊？打毛线和读书也不能算。我要用桌子，就得待在那儿。”
我的回答是：“杜塞尔先生，我的工作是很认真的，下午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去那工作。我求求你重新考虑一下我的要求！”
说完这些话，受到冒犯的安妮转过身背对着那位博学的医生，完全不理他。我怒火中烧，觉得杜塞尔实在太粗鲁了，而自己又太客气了。晚上我想办法找到皮姆跟他讲了发生的事情，并跟他商量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因为我不打算让步。宁愿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皮姆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也告诫我最好等到明天再说，因为我当时脾气太坏了。我把他的这番话全当成了耳边风，等着杜塞尔洗弄完毕。皮姆就坐在我们隔壁的房间里，这让我感到非常镇定。我开始了：“杜塞尔先生，我看您一点都没有再谈谈这个问题的意思，不过我一定要难为您一下。”杜塞尔带着甜蜜的微笑开了口：“我非常乐意，随时准备谈谈这件事情，问题是全都谈完了呀。”
虽然不停地被杜塞尔打断，我还是继续讲我的话：“您刚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大家说好了这间房子是供我们两个人用的；如果我们真的公平划分的话，你上午用，下午就该全归我！可我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觉得自己只要两个下午非常合理。”说到这里杜塞尔就像有人用针戳了他一样蹦了起来:“在这儿你根本就不能讲你的权利。那我到什么地方去啊？我得去问问凡·达恩先生他能不能给我在阁楼里搭一间小房子，那我就可以坐到那儿去了。哪儿我都没法工作。怎么谁碰着你都是麻烦。要是你姐姐玛格特，她要来问问这样的事情倒还差不多，如果她跟我来讲同样的问题，我就不可能想着拒绝的，但你……”接下来又是一番神话和打毛线的理论，安妮再次受辱。不过她没有显露出来，让杜塞尔把话讲完：“但你，人家干脆就不能跟你讲话。你简直自私得要死，只要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就根本不会顾及把别人挤到哪儿去，我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孩儿。总而言之，真没有办法的话，我也只好让你一回，要不然的话，日后会有人跟我讲：安妮·弗兰克考试不及格，全都怪杜塞尔先生不肯让桌子给她。”
没完没了，最后变成了我再也无法忍受的谩骂。有那么一刻我心里想：“再过一分钟我就狠狠地给他一巴掌，把他连同他的这些废话一起打飞到天花板上去，”可紧接着我就对自己说，“冷静点儿！这样的家伙不值得费那么大力气。”
发泄完最后的愤怒，杜塞尔博士带着愤怒和胜利的神情离开了房间，大衣里塞满了吃的东西。我赶紧冲到爸爸面前跟他讲了他没有听到的内容。皮姆决定当晚找杜塞尔谈谈，他真的做了。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谈话的中心意思如下：首先他们谈了谈安妮到底该不该用桌子，是该还是不该。爸爸说他跟杜塞尔以前就谈过这个问题，当时只是不想让他在年轻人面前丢面子，就假装同意了杜塞尔。但爸爸当时就觉得不公平。杜塞尔认为我不能把他说得像个入侵者似的，总想独占一切，可爸爸在这一点上坚决捍卫我，因为他自己听得很清楚那样的话我连哼都没哼过。
你来我去，爸爸为我的自私和我的“琐事”辩护，杜塞尔则不停地咕哝。
最终，杜塞尔只好让步，我总算有机会一周两个下午可以安安心心地干到五点钟了。杜塞尔显然受了重创，两天都没跟我说话，但从五点到五点半他还是得坐到那张桌子跟前，那样子真是幼稚得很。
一个54岁的人还这么迂腐和小心眼一定是天生如此的，也不可能再改变了。
你的，安妮
